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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其时，至少他们一度报国有门，其时满、汉之分的观念已渐渐淡薄，经过满清几百年统治之后，满清皇族已汉化得差不多了。他们接受孔夫子以来的文化，康雍乾时代那样的文字狱也日渐远了。读书人的国家民族观念在鸦片战争后半个多世纪日益高涨的危亡感中渐渐萌生。对清廷来说，甚至对中华民族来说，这都是千载难遇的改革良机。把握住了，我们的民族就可能很快摆脱“衰世”，顺利完成文明转型，闯过充满急流的历史峡谷。
在康有为们的奔走呼号之下，才有浮出水面的维新思『潮』，这其中也有李提摩太等异国传教士的推波助澜。《万国公报》对一代优秀中国人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一场空前的戊戌变法呼之欲出。
1898年，而立之年的光绪帝确是历史上难得一现、有抱负的青年君主，但他手中没有足够的权力，至少没有改写历史、扭转文明航向的实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必败无疑，如果参与维新变法的大臣志士运筹好了，稳健地推动渐进的变革，逐渐化劣势为优势，虽说成事在天，毕竟是谋事在人。从当时的情况看，论天时，在危机感笼罩之下，为民族谋出路，深得人心，许多士大夫都支持变革，甚至慈禧太后一开始也并不反对变法，否则，一百天的变法都不可能；论地利，至少在湖南有陈宝箴这样坚定的维新派，湖北的张之洞、谭继询也基本上支持变法，其他地方在观望之中的疆吏，假以时日，也并非不能跟上来；论人和，皇帝站在了变法的中心，有一部分大臣，许许多多有科举功名的读书人都站到了这一边。因此不能说变法就注定了失败。历史没有命定。现在有人提出，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谋不臧”，康有为他们急于求成，鲁莽急进而不是稳健渐进，导致慈禧太后老脸一怒，整个局面翻盘。这一说法未尝没有一点道理，但是把主要原因归到他们身上也不合乎历史事实。
发生在110年前的戊戌变法，我们以往了解的情形基本上是从康有为、梁启超笔下来的，主要代表了他们这一派的说法。因为变法失败，“戊戌六君子”殉难，康、梁亡命海外，继续举起维新、保皇的旗帜，赢得了海外华人和国际舆论一边倒的同情。一句话，他们赢得了书写、解释那段历史的主导权。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当事人陆续离世，拥有很强的宣传能力和天生懂权谋的康有为，加上“笔锋常带感情”的得意弟子梁启超，他们的声音在这个过程中被逐渐放大。我们从历史教科书中获知的戊戌变法几乎就是以他们为绝对主角的，连主动变法的光绪帝都成了陪衬。其实，历史从来是合力构成的。
近些年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作过许多努力，越来越多有关戊戌变法的历史细节被挖出来了。大量可靠的史料可以证实，康有为确是维新运动不可忽视的重要推动者，但并不是像他自己说的那么重要，比如密诏不是写给他的，而是他自己伪造的，比如所谓1300多举人联名“公车上书”并非事实，尽管他起草的那份文稿还是所有上书中最精彩、最有分量、最激动人心的。诸如此类的史实已变得清晰起来。
从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一共103天，百日维新虽昙花一现，但光绪帝下达的新政诏令就有100多件，几乎每天一件，雪片一般飞到全国各地，涉及经济、教育、工业、商业、农业、行政等各个方面，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就是要认真执行也来不及，何况多数地方还在观望中。（到9月22日，北京政变已发生，开缺回原籍江苏常熟的翁同龢在日记中说：“自明发皆归电报后，络绎纷纭，新政焕然，目不暇接。”第二天，他读到21日的电传阁抄，才知慈禧太后已再次垂帘。）
当时全国18行省中，大概只有陈宝箴主持的湖南，变法沼令才真正得到了落实。其实，湖南新政的启动比百日维新还要早几年。这一变革求新的尝试局处一隅，意义却非同小可，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教育、舆论等方方面面，从矿业、工商业到金融业，都有新的创举。这样的大手笔，在晚清中国，没有一个时期，没有一处可以与湖南相比。近代史家张朋园的《湖南早期的现代化》对此评价极高。也许后世的人们知道陈三立其人大抵是因为他的旧诗，确实，他后半生以诗名世，而追溯往事，1898年被革职之前的陈三立却是一个新人物，一个文采风流、推动新政的翩翩佳公子，与成仁取义的谭嗣同齐名。正是他辅佐其父陈宝箴将湖南新政搞得生气勃勃，到戊戌年已有一定的基础。
第6章 “维新公子”陈三立 （1）（）
一
湖南新政是整个19世纪末维新运动的重头戏之一。从某些方面看，要比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更扎实、更有望推进文明转型。史家张朋园对湖南早期现代化的研究表明，当时所开辟的途径，毫无疑问就是通向现代化之路，而且达到了一定高度。可惜一切努力都在一夜之间生生被折断了。张元济1937年为陈三立写的挽诗中有两句：“湘中新政萌芽日，钩党累累出汉廷。”
一代史家陈寅恪感怀身世，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涌上心头，晚年留下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其中《戊戌政变与先祖先君之关系》一篇，忆及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在湖南推动改革、功败垂成的一幕，心头禁不住有无限的感慨：
盖先祖以为中国之大，非一时能悉改变，故欲先以湘省为全国之模楷，至若全国改革，则必以中央『政府』为领导。当时中央政权实属于那拉后，如那拉后不欲变更旧制，光绪帝既无权力，更激起母子间之冲突，大局遂不可收拾矣。
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文中，他说得更清楚，当时参与推动变法的人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源流，不可混为一谈。其中一源以康有为为代表，“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另一源就是从郭嵩焘到他祖父、父亲这些人，“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当年英法联军攻进北京，火烧圆明园，他祖父正好在京，在一个酒楼饮酒，目睹火光冲天，拍桌号啕，旁边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于是悲愤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以后，在湖南与比他年长十几岁的郭嵩焘相识、结交，极为倾服。郭出使西方，因为推崇西方文明，而被守旧的士大夫视为汉『奸』国贼，人人欲杀之而后快。陈三立在一篇文章中对郭有过极高的评价：“痛言古今之变，得失之宜，数为夷务策讽议之，时不能用。”见过大世面、有世界眼光的郭评价陈宝箴“倜傥多才略”，在日记中称许“此公见解高出时流万万”。陈氏父子在思想上更接近郭嵩焘、冯桂芬和张之洞，早在1884年，陈宝箴就为冯桂芬倡议变法的著作《校邠庐抗议》撰序（百日维新第三十七天，光绪帝下令将此书印发1000部）。甲午消息传来，陈宝箴痛哭“无以为国矣”，屡次上疏痛陈利害得失。
陈三立一度对康有为五体投地，说“中国有此人，即亡如不亡”。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言论让陈三立刮目相看，神往不已，陈宝箴也“以才辩器重启超”。随着变革的展开，陈三立与谭嗣同、张通典等人的分歧日益加深，谭嗣同写给唐才常的信中抱怨陈三立和当初在武昌时“议论明通相反”，“判若两人，尤不可解”。他们的分歧有些是具体事务上的不同看法所致，最根本的还是谭嗣同更接近康有为的急变主张，谭嗣同在《湘报》上赞美过康有为。很明显，陈氏父子不认同康有为的激进态度，希望稳健地渐变，主张起用有经验而稳健的重臣主持变法，陈宝箴向光绪帝推荐杨锐，就是为了下一步推张之洞。在他心目中无所谓新旧，没有新党、旧党之见，只知道要应时势而变。
陈宝箴欣赏康有为的才，不同意康有为的学，尤其不赞成借孔子托故改制，这一点康有为也深知。所以他的挽陈宝箴诗中就有“公笑吾经学，公羊同卖饼”二句。1898年5月27日，对康有为的争议闹得沸沸扬扬时，陈宝箴上《奏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臣闻工部主事康有为之为人，博学多材，盛名几遍天下，誉之者有人，毁之者尤有人。誉之者无不俯首服膺，毁之者甚至痛心切齿，诚有非可以常理论之者。……当此百度维新、力图自强之际，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他奏请给康有为降旨，自行销毁《孔子改制考》版本，“既因以正误息争，亦借可知非进德”，对康有为其实含有曲全之意。在附片中他表示自己与康有为素无一面之雅，只是读他的论说，认为是“通达时务，信为有用之才”。可见，陈虽对康的某些思想和冒进主张持不同看法，但在推动变法这一点上仍视为同道，他的奏折主要还是保全康。
1898年的百日维新转瞬即逝，“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康梁流亡海外，陈氏父子被革职，永不叙用。湖南新政化为乌有，深受郭嵩焘影响的陈氏父子对康有为他们急躁冒进，最终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不无异议。陈氏父子也并不认同谭嗣同那种冲决网罗的思想，他们认为，不能以“宗教家心力的超度”来代替“政治家现实的变革”，在内心深处不赞同激进变革的思路。和康有为等人相比，他们的步子更务实、更稳健一些，然而覆巢之下无完卵。他们感叹的并不是一己的荣辱进退，耿耿于心的是渐进稳健的改革，终究因康有为代表的激进冒进路线而同时夭折，他们对康梁的不满是可以想见的。
黄遵宪分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时说过：“几百年积下的『毛』病，尤其要慢慢来治。这次的失败就是新派人‘求快’两个字的失败。”“如有一般有学问、有办法、有经验、有涵养的老辈出来主持，一定可得相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