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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诞生的时代，法兰西文化风靡了整个俄罗斯。上流社会都以崇尚法国生活方式为时髦。诗人的父亲和母亲都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酷爱法国文艺的母亲娜杰日塔·奥西波娃有时读法国浪漫小说入了迷，竟然忘了照顾自己的孩子。为了使普希金能获得标准的法式教育，父母为他请来了两位法籍家庭教师。其中的一位不仅谙悉法国文艺，而且本人还擅长绘画。在他的精心指导下，普希金既学会了法语，又熟练地掌握了绘画技巧，使他很早就显得多才多艺。后来，他凭借绘画的才能，曾为自己的许多诗歌画了插图和人物肖像。创刊160余年的俄罗斯《文学报》（一度称苏联《文学报》）那刊头的普希金头像就出自于作者本人的手笔。
普希金的家里经常举办文艺沙龙。文坛名流杰尔查文、茹科夫斯基、卡拉姆津以及诗人的叔父瓦希里·普希金都是他们家中的坐上客。小普希金常常像个大人一样，静静地坐在一旁听长辈们谈论文学和艺术。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初的俄国文学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出现了罗蒙诺索夫、苏玛罗科夫、杰尔查文、拉吉舍夫、茹科夫斯基和巴丘什科夫等一批著名诗人，但总的水平不高。俄国古典主义文学是法国古典主义的翻版。诗人们一味崇尚理性，醉心于对所谓“开明君主”的歌颂，颂诗体裁十分流行，作品的形式很刻版。杰尔查文成为文坛盟主以后，这种状况稍有改观。他为俄国文学引进了一点现实的生气和自然的清新。西欧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传入俄国后，文坛上又兴起了感伤主义。茹科夫斯基和巴丘什科夫是它的两个主要代表。作为一种消极浪漫主义，感伤主义大都表现诗人们悲观厌世、冷漠孤独的心绪，作品中流露出忧郁和神秘的气氛。正如俄国19世纪批评大师别林斯基指出，感伤主义的代表作家们对俄国文学的发展作了一定的贡献，他们的成就是通过模仿德国诗人和英国诗人来取得的。茹科夫斯基开始在作品中注入本民族文化的内容；巴丘什科夫则更新了俄国抒情诗的形式。普希金之前的文学发展状况大体如此。它处于学步的阶段，但又充满着崛起的希望。小普希金在这样的文学沙龙里受到了俄国和西欧文学的初步的熏陶。在普希金的诗歌写作生涯中他最重要的启蒙教师首推他的叔父瓦希里。叔父当时也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瓦希里很早就发现了他的小侄子的文艺天赋，便经常指导普希金阅读文学作品，教他写作诗歌。据普希金家人的回忆，小诗人早在七八岁时就开始写诗了。这样，一个能作诗会画画和熟悉俄法两种语文的聪颖男孩在1811年就顺利地跨进了令人羡慕的皇村中学。
在这所贵族子弟云集的学校里，普希金依旧保持着他那天真烂漫的乐观活泼的性格。他不喜欢教条式的讲课，数学、统计学也不是他的兴趣所在，吸引这位多才多艺的少年的依然是文学和艺术。荷马、维吉尔、贺拉斯、莫里哀、伏尔泰、卢梭、司格特、罗蒙洛索夫、杰尔查文、克雷洛夫、卡拉姆津、茹柯夫斯基都是普希金热爱的作家。皇村中学的学习环境极为优越，许多有名的教授在这里讲课，学生们可以享用皇家的图书馆。普希金简直可以说是一个“书虫”，他不仅在学校拼命地看书，而且回到家里也常常钻进父亲的书房里，一读就是几个小时。据诗人的弟弟回忆，普希金大约在11岁时就把所有的法国文学名著记住了。来到这所贵族学校深造的学生中，有不少人抱着功名的幻想，希冀仕途坦荡。而普希金对当官看得很淡，对于他来说，诗歌才是生命的意义。他认为，一个人能安于淡泊就很幸福。他常常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仿佛忘却了整个世界，他时而兴奋，时而忧郁地同古人对话。给他乐趣的是一些歌唱爱情的歌手和诙谐幽默的散文家。他叹服荷马史诗的气势磅礴，为莫里哀的幽默机智所倾倒；卢梭的缠绵情愫打动了他那颗多情的心，而拉·封丹、克雷洛夫的寓言又给了少年诗人以智慧和启迪。普希金虽然喜欢名著，但不盲目崇拜权威。他具有哲学的思辩能力，被同学们称为“逍遥派哲学家”。少年普希金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课余时间，他写诗，写喜剧，写戏剧评论。连年逾七旬的杰尔查文都不得不承认，普希金在皇村求学期间所写的作品已经超过了当时俄国所有的作家。尤其是 1815年那次公开会考以后小诗人的卓绝才华得到了俄罗斯文学界的普遍推崇。文坛的巨子如巴丘什科夫、茹科夫斯基还同小诗人结为忘年之交。热情的天性和雄辩的口才使普希金在同学们当中享有较高的威望。他很乐意给小伙伴们讲文学故事、朗读诗歌、杜撰笑话，同他们一起去郊游踏青，一块去欣赏歌舞戏剧。就是在这个如诗如画的北国花园里，少年诗人第一次感受了爱情的温馨。他的爱情诗篇起初就是从这里诞生的。在这爱情和缪斯的王国里，一位天才的诗人正在成熟。
普希金入学的第二年，即1812年，俄罗斯古老而年轻的大地经历了一场血与火的洗礼。由于拿破仑帝国的入侵，俄国人民掀起了保卫家园的英勇斗争，这便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卫国战争。俄罗斯军民在卓越的统帅库图佐夫元帅的领导下，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拿破仑的侵略军。这场战争唤起了俄国民族意识和民主精神的觉醒，民主革命的意识首先在贵族进步军官中萌动。被列宁称为俄国革命的贵族革命时期由此开始。当时，皇村中学附近驻扎着一批近卫军。一些军官曾经反攻到法国，那里新兴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国18世纪末大革命的进步思 潮也开始在俄罗斯古老的土地上传播。进步的贵族青年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俄国的专制农奴制度是阻碍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的桎梏。他们试图掀起一场社会革命。少年普希金通过与青年军官恰阿达耶夫等人的交往也了解了西欧民主思想和反沙皇专制的政治主张。从此，天性酷爱自由的诗人很快就成为进步人士的知心朋友。反农奴制和追求自由的思想在普希金的心中扎下了根，他在政治上也逐渐成熟起来。这一时期他写下了一些反专制颂扬自由的诗篇。
1817年，普希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被分到俄国外交部工作。毫不热衷于仕途的诗人在京城继续过着悠闲自得的生活。除了看剧、跳舞和宴饮之外，他把时间都投入到创作和结交文学的朋友上。作家卡拉姆津、茹科夫斯基、维雅泽娜斯基等都是他的良师益友。当时，彼得堡有一个著名的文学社团叫“绿灯社”，其成员都是文学界的一些名流。普希金是这个进步文社团的核心人物。他经常在这里朗读自己的新诗，与文艺界的朋友们谈论俄国戏剧发展状况，探讨社会政治问题。他的创作才华和精辟的见解常常使朋友们深为折服。诗人也决心在京城文坛上干一番惊天动地的文学事业。果然，到京城才三年，即1820年，他的一部风格清新的力作就轰动了俄国文坛。这就是诗体童话 《鲁斯兰和柳德米拉》。他所描绘的新奇的童话世界一下子就深深地印在了每一位读者的脑海里。这部童话长诗的问世扫除了古典主义的刻版和感伤主义的忧郁。它揭开了俄罗斯文学清新明朗的一页。感伤主义大师茹科夫斯基向这位敢于创新的诗坛新星表示了真诚的祝贺和钦佩。
随着思想上的成熟，普希金不仅仅是关心俄国文学的进步，也更关心祖国的命运。时代和社会的风浪也时常在他的诗作中掀起层层波澜。这一时期，诗人写下了《乡村》、《自由颂》、《致恰阿达耶夫》等著名的政治抒情诗。这些诗篇有的寄予了对穷苦农民的深切同情，有的表达了改革农奴制建立君主立宪体制的愿望。诗人深信，俄罗斯终有一天要从睡梦中苏醒，自由幸福的星辰必定会升起并照亮自己的祖国。普希金的政治抒情诗像寒冬里的一团火温暖了苦难中的民众，又像嘹亮的冲锋号鼓舞着为自由而战的仁人志士，沙皇政府的书籍检查官们害怕诗人的自由声音在京城传扬，就下令查禁普希金的作品。沙皇政府还决定把诗人发配到遥远荒凉的西伯利亚去。只是由于文坛巨匠茹科夫斯基和卡拉姆津以及诗人母校的说情，普希金才得以免除劳役之苦，但却被流放到远离彼得堡的南俄地区。
在流放途中，普希金染上了疟疾。幸好得到友人拉耶夫斯基将军一家的热情相助，他才从病魔手中解脱出来。将军父子还把诗人带到了高加索矿泉区疗养。山区的清新美丽，民风的淳朴可爱，加上友人的温情，使普希金从精神到身体都得到了良好的恢复。离开高加索后，诗人又跟随拉耶夫斯基一家来到了黑海之滨的尤尔卓夫。逗留海边的日子里，自由奔放的大海成了诗人的知音。白天他在兰色的波涛中畅游，夜晚坐在岸礁上听浪。普希金认识大海的同时，也第一次接触到被他称为“思想上另一位君王”拜伦的诗篇。英国大诗人拜伦是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最著名的代表之一，他的叛逆性格、自由的灵魂、狂放而忧郁的诗风在普希金的心中产生了共鸣。此后诗人创作的一组传奇长诗都深深地烙下拜伦的印记。由于诗人任职的地点已改为比萨拉比亚（今莫尔多瓦），诗人不得不匆匆赶往基什涅夫。供职于这个偏远省份时间虽然不长，但有一次独特的经历使普希金终身难忘。他在卡敏卡参加了革命党人的一次秘密会议。诗人的发言慷慨激昂，语惊四座，那些革命者过去只知道普希金富于文学才华，而今才了解他不仅有哲学家的思辨，而且还充满战斗者的热情。普希金也感觉与革命者在一起生命变得更加可贵，他仿佛看到理想的目标就在眼前。
通过京城朋友的帮助，普希金又被允许前往文化发达的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