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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可否，继续说，企业摆脱了计划经济，面对市场，企业法人对企业的生存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要根据他们贡献的大小，给予远远高于一般职工的工资报酬。这不是两极分化，而是符合市场经济学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将来肯定会有这方面的规定，很可能对厂长经理实行年薪制。但是自己这一批企业领导人赶不上了，成了牺牲品。
阎满常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但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只为了给他上课吧？他忽然明白了，李厂长要向他要钱了。谁下米谁吃饭，早晚有这一出。这么多年没有要，现在临近退休终于坚持不住了。本来这钱他早就应该给的，只是心里也犯嘀咕，给出一些钱去他倒不在乎，只是一送钱，性质就变了，算是行贿，查出来就是犯罪，他有点害怕。所以他希望李国庭现在不要向他要钱，等退休以后，他返聘他，给他开工资。于是便抢着说，退下来以后，我一定照顾您，让您闲不着，可以帮我搞期货贸易，我给您实行年薪制。
但李国庭可不能等到退下来之后，退下来之后谁还理他？所以不久他便呼阎回电话，说：“你给我准备15万美元，过两天我到你家去取。”阎满常说：“行，我准备一下吧。”他豁出去了，李国庭的要求是不能拒绝的。他求人在北京雅宝路使馆区用100多万人民币换了15万美元。三天之后李国庭来到方庄小区芳古园的某个单元楼，进了客厅，已经“离婚”的第二任妻子郑美娟说，李厂长来了？就给倒上茶水，然后就到南屋照看孩子去了。李国庭盯着郑美娟进了南屋，并且关上门后，才对阎满常说，钱呢？阎满常说，准备好了，就到北屋柜里拿来，交给了李国庭。李国庭接过来，数了数沓儿，什么也没有说，就放在书包里。到这时阎满常还想减轻直接行贿的罪，说：“这钱你拿去帮我做外汇期货生意吧！钱不算多，以后再说。”李国庭点点头下了楼，停在远处的黑色奥迪开过来，他坐上去走了。
就这样李国庭先后5次向阎满常索要美金37万元、人民币195万元。
第三个妻子杨惠萍很争气，为他生了三个孩子，其中有一个是宝贵的儿子。阎满常终于后继有人。也许是为后人着想，他决定收敛自己的行为。他认为自己的“事业”已经达到了顶峰，为了显示一下，1996年春节，他开着几辆小汽车，带领3个妻子和11个子女回到老家任丘县田庄，全县轰动，光宗耀祖。这之后，特别是向李国庭大量行贿之后，阎满常好像是嗅到了危险，向李国庭提出，不想做烟的生意了。李国庭也怕夜长梦多，同意了他的要求，停止了他与烟厂的业务关系。他想去炒股，请李国庭给他讲讲有关炒股的知识，李国庭则劝他别炒股，风险太大，建议他去做外汇生意。
他就将非法获利的1200万美元，存到上海工商银行，自己也躲在大上海，雇人给他炒外汇。他说：“我为发展河北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果放我出去，我把所有财产全部捐给国家，我再重新起步，保证还能很快赚它几千万！我有超常智慧和经营头脑。”他非常想出去，他觉得非常冤屈，你们党内反腐败，把我牵扯进来干啥？他认为自己是沾了李国庭的包，要不他现在还好好在外面做生意呢。
在抓捕阎时，办案人员从其车中搜出了一些现金和存折，以及几把钥匙，还有一张半截卡。仔细分析这些东西，觉得这个半截卡可能有些名堂。询问阎满常这是干什么用的，他说是在某个证券公司门口捡来给孩子玩的。办案人员仍然觉得可疑，便拿着这张半截卡到北京找有关部门去咨询。几经周折，查明此卡为租用工行北京宣武支行保险柜的卡，户主是阎满常。取得这一有力证据后，再次审问阎满常，在他仍然拒不交代，花言巧语装糊涂的时候，办案人员突然发问：“工行北京宣武区支行的保险柜是怎么回事？”阎满常大惊失色，双脚颤抖，最后一道心理防线被突破了，只得交代在工行宣武区支行存着一些钱，并交出了保险柜的钥匙。
1999年2月1日，专案组派人押阎满常到北京宣武区支行，取出保险柜里的东西，有大额存单11张、活期存折25个和7万多美元现金，共计折合1000万元人民币。
至此这个亿万富翁的发家史，画上了一个句号。 “追捕”数字由阎满常想到了李国庭。别说现在还没抓到李国庭，即使将来抓到了李国庭，那也肯定是一块非常难啃的硬骨头，绝对不能指望先从他嘴里说出什么问题来，必须先把事实摆在他的面前，他才有可能开口。
可是现在专案组掌握的线索很多，有说服力的事实却是太少了。这局比赛仍然比分落后。焦世谦又想到了王宇，查账虽然十分艰难，但是他相信王主任不会知难而退。王宇是新调来省纪委的，过去在省检察院也是一员干将，上这个案子是他到省纪委之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他能不干出个样子来吗？焦世谦时刻等着王主任的好消息，他太需要事实和证据了。王宇是省纪委大要案室主任，室内有精兵强将供他指挥，他还可以抽调地方上的人。查账这一块工作包给他了，由他说了算。他办事有力度。冯季玲跑了，她是怎么跑的，谁给办的手续？他要搞明白，他要调查清楚，这位张家口烟厂副厂长到底是怎么出国的？离了公安局恐怕不行吧？他就派人去公安局问这件事，看她是怎么办的护照。结果公安局的一位科长说管出入境的人出去了，别人说不清楚。派去的同志就回来了。王宇一下子就火了，胡闹！专案组去了还这个态度，普通老百姓还能办事吗？打电话，把他们的科长、局长全叫来，我要当面问问，这件事到底能不能尽快给办？不一会儿科长、局长来了，见王宇说话很严肃，答应立刻给办。不到一个小时，就把冯季玲的出国手续全部送来了。王宇一看，果然有问题，护照上写的不是冯季玲的真实身份。
王宇对抽调来的同志说：“腐败现象不是孤立的，很有市场，还有许多保护伞，我们就得硬着点儿，要不什么事也办不成。抽调大家到专案组工作，就是给了大家一个很大的权力，向人人都痛恨的腐败现象开刀。干得好，论功表扬重用；干不好，也给你记上一笔。”话撂到这儿了，事做到这儿了，谁还能不服气？都决心大干一场。
但是接下去的事是查账，不能像调查冯季玲办出国手续那么简单了。一串串难以理清的数字，一条条看不见的战线。需要跟不会说话的数字相面，斗法，最后将其一举擒拿。这可是个难事———“追捕”数字。王宇知道老焦的难处，他在等待数字说话，等米下锅呢。冯季玲把生产超产烟的账烧了。为了摸清超产烟生产、销售的底数，他们清查了烟厂历年的生产台账，同时到烟厂立有账户的各个银行去翻找原始凭证和传票。这是个非常艰巨的工程。银行早就把过期的原始凭证和传票放到库里去了。这些库房有的在郊区，有的在山洞里，人家实在是没有工夫去陪着他们翻找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王宇就对金融人员又来坚决的，又来客气的，软硬兼施，取得他们的支持与配合，领着办案人员去开库查账。
这个时候，他很有自知之明，知道干这种细活自己不如副主任郭士峰，就叫大家，包括他本人，全听郭主任的指挥。郭士峰是省先进纪检干部，典型的老黄牛，办事心细，任劳任怨。管库员“咣啷啷”打开库房，面对着堆积如山的一麻袋一麻袋的票据，郭士峰大手一挥，同志们！冲！他们就上了麻袋垛，掏出一摞一摞的票据，在昏暗的光线下，一张一张地翻看。在这么多票据中把张家口烟厂的票据找出来，好比大海捞针。这帮人真逗！管库员摇摇头走开了。
不怕山高老虎恶，就怕吃了铁秤砣。郭士峰带领办案人员走遍了河北、北京的十几个银行，从亿万张单据、传票中，把张家口烟厂1991年以来经过银行走款的原始凭证、传票找了出来。王宇看着这些东西激动万分，这些写有一笔笔数字的纸片经过确认和验证，将成为有力的证据。
一个出奇制胜的方案在王宇头脑中形成了，冯季玲烧了计划外卷烟的生产账，我们要把它复原回来！这时焦常委派人送来了从阎满常住处搜出的销烟票据，这真是太好了，两种票据互相印证、对照，还愁不能把账复原回来吗？但王宇又多了一层思考，为了使复原的账准确无误，他带领办案人员与张家口烟厂现任负责人和生产超产烟期间负责计划、生产、销售、财务等有关主管人员一起进行了逐年、逐笔的认真核对，最后终于认定，张家口烟厂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超计划生产销售卷烟收入4。6亿元。
过年负责追捕李国庭的反贪局副局长王炳森的日子实在是不好过了。条条战线捷报频传，就他这条线至今毫无结果。“烟王”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蚂蚁驮砖头———吃不住劲儿了。判定李国庭在北方，北京、天津等地找遍了，但就是连影子也没有。“烟王”到哪里去了呢？阎满常是元旦过后抓到的，能不能在春节过后抓到李国庭？
焦世谦觉得春节是个好时机。春节都要回家过年，家的强大诱惑力集中表现在春节上，特别是大年三十。
李国庭会不会回家来看看他的妻子，他的多年相濡以沫的老伴？凭李国庭的智商和谨慎，他是不会的，但凭他的爱动感情和冒险精神又是完全可能的。
当时焦世谦正带领人马在张家口封闭办案，春节根本就没考虑过不过，不打算动窝了，因为这是战斗。可是他突然下令，撤！把战斗停下来了，为春节让路。
人们大惑不解。要给李国庭留个空子吗？这么有人情味？李国庭的司机出现了。半年多不见李国庭，也不见他的这个司机，如今司机出现了。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