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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许多男人给我留电话，约我喝茶，我从未出去过。每次收到他们的名片，我
随即塞到包里去。我是不想卖肉的。1996年腊月二十九上午，我打辆摩托车准备赶到发廊上晚班。为了在年前多赚几个钱，我没打算回家过春节。不料，摩托车仔不小心，和一辆的士撞了车，我头被撞破了，流了一地的血，被路人送到医院。
下午我醒过来时，头上给缝了十多针。医院说要我交1000元费用。我吓死了。姐姐在年前赶回四川过年去了，我找谁要钱呢？举目无亲，谁会来救我？我翻出包里的港人名片，给他们电话，打了一大通电话，只有一个港佬来给我交钱。他已经51岁了，虽然是个货柜车司机，但穿戴时髦，整齐干净，与大部分司机不太一样，看起来像个文化人。
他帮我办理好了一切出院手续，然后，打了一辆的士，送我回到和姐姐租住的房子里。临走的时候，他略一停顿，将一叠人民币塞在我的手里，还叮嘱我定时去医院检查。等他走了，我数了数，他给了我1000元钱！
那一年除夕，孤零零的一个人，捧着他的钱，想起他对我的好处，心中除了感激，还是
感激。好人哪！什么时候再能看见他，我一定好好地对他说声：多谢！
阿银再次遇见那个救助她的香港佬时，已经是那年的元
宵节之后。那天，有个发廊妹在西餐厅请阿银吃饭，当她走进大堂时，只觉得眼睛一亮：原以为今生再也见不到的那颗生命中的星辰，此刻，正和一大帮子人也在西餐厅吃饭。直到这时，她才晓得他叫阿原。
萍水相逢，偶然间阿原看见她也很高兴，客气地请她坐一块吃点东西。阿原和朋友临走前，还特意绕到她的餐桌旁告诉她，他们到旁边的一家咖啡厅去喝咖啡，希望她饭后也去坐坐，大家聊一聊。在那里，阿原请她喝咖啡，还让店家播放了一首麦当娜的《不要为我哭泣，阿根廷！》。阿银第一次听到这首好听的英文歌，心情有些荡漾，偷偷地瞥了他一眼，阿原竟然有点害羞。其实，阿银的脸红得更加厉害。
两人聊到下午2时30分，阿银不得不去发廊上班。凌晨2时后，阿原来接阿银下班，两人去罗湖区海鲜街吃海鲜。她胃口好，心情更好，一直吃到4点钟，阿原又一次掏出1000元给阿银。阿银坚辞不受，阿原说：“记得看医生哦！年轻轻的女仔，要懂得保养自己。”
出门一年多，除了姐姐之外，第一次有人这么关心自己，阿银当时眼眶就红了。
说起自己的生活，阿银很满足：
“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这样不是很好吗？我现在租住的是两室一厅的房子，月租140
0元，水电费300多元。他每个月一般给我5000至6000元。他是那种直率的人，有什么就说，从不吞吞吐吐。多收了钱，就多给我，少收就少给。有时，他没钱给，还从我这里拿钱用嘞！
我跟他在一起，我是心甘情愿的。他一直劝我学点什么东西。最早时，他买过一部电子
琴给我，要100元一堂课，我嫌贵不愿去，结果他以为我不愿意学电子琴，就自作主张又买了一台钢琴给我，我一直觉得太贵了。但是，钢琴买回来了，花那么大的价钱，我不认真学行吗？
他打算给我买台电脑，让我学习打字，上网。他是个负责的男人，总想替我规划好未来。他在那边是有妻儿的，他越替我规划未来，我越想到他可能会走，为了走得放心才这样安排我的后半生。未来究竟怎么样？谁又能知道呢？
假如有一天，他像我姐姐的老公那样消失了，我是绝对不会去找他的。我和他在一起，
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不是有句话叫不期望天长地久，但愿一朝拥有吗？这段日子，我是幸福的，我永远感激他。他要走的话，肯定有自己的苦衷，而我会继续我的生活。像我们这样的女人，不想开一点，怎么办呢？”
女记者相亲见“老爸”
这是新型移民城市特有的现象：进入2月以来，回内地老家过年的游子一拨拨回到深圳，回到暂时栖身之地。村内的主干街道上，一扫春节前的寂寥与清冷，开始晃动着越来越多的青春鲜亮的女孩子身影。不远处，落马州过境大桥上，一辆又一辆货柜车穿梭往来于深圳与香港两地。
2月9日，在麻将馆认识的同乡阿春来找我，她准备给我介绍一个香港人。这以前，阿婷“老公”要帮我找一个香港男人的话，还没来得及兑现。我决定按阿春的安排先去“相亲”
。阿春认为，一个内地女仔“嫁”给香港人一般只有两种形式：自由“恋爱”和经人介绍。自由“恋爱”指自己在打工过程中，或是在坐台的过程中结识港人，尔后或主动进攻或被动接受。经人介绍则分为两种，一种是经同事介绍，阿春就是西餐厅女同事给介绍的；另一种是同乡牵线，一个女孩子“嫁”给香港人，再将家乡的同乡或邻居女孩介绍给这个香港人的同事或朋友。这种经过同乡牵线而成功的“婚姻”在村内占的比例最大。2月10日上午10点半，阿春带我去一家西餐厅。我和阿春刚走进西餐厅，阿春老公就站起来跟我们打招呼，他身旁有一位香港人，是“老爸”（广东话叫“老痘”）级的人物，满脸爬满微微细细的皱纹。头发倒是十分茂盛，因为是临时染过，在发茬处有明显的半寸长的灰麻色白发。
相互寒暄后，阿春有意拉着老公上街玩，剩下我和“老爸”一同饮茶。
“你系边度人？”“老爸”问。揣摩他那张一说话就满嘴皱纹的脸，我敢打赌他超过60岁。
我仅仅会说一点点并不标准的粤语，为了迎合他，我也像所有的二奶们一样，开始跟他讲广东话：“我系江西人，你知不知道江西？”
“我知，”他笑了起来。“江西妹不错的。我最怕找湖南妹，四川妹也不好，太疯了，江西妹好保守，不太会出街乱走。”可能是被湖南妹、四川妹“咬”过吧，他一副怕井绳的样子。
“你钟意不钟意玩？”他又试探着问我。我不知道他究竟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正在考虑措词，他又告诉我，“我在一家建筑公司做工，管管材料，一个礼拜返屋企两次。”这意思是，跟上他，不会让我夜夜独守空房。
我很费劲地听着，在他看来，我的确是一副认真相。等他唾沫星子乱飞一阵之后，我试探着问：“你点解要包女仔，点解到呢个村来？”
我问话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了解港人，包括眼前这位“老爸”为什么还要在内地养小老婆？
“我老婆身体吾好，她有癌症，已经两三年了，我只好找个女仔喽。再讲，我仔也包佐
一条女仔，也在呢个村，我仔要我同他合住，房租可以省一点。”
把生病的结发妻子抛弃在家，同儿子一块在外“纳妾”，要不是我正在隐性采访，我早拍桌子指着他鼻子骂他个狗血喷头。我忍住性子问：“你给多少钱？”
我在深圳“二奶村”的60个日日夜夜第五章（6）
他一副施舍的样子：“一个月3500块，够多的啦！”
早茶端上来了，四个小件，两碟白粥配上榄菜。我很饿，却丝毫没有食欲。
见我没有任何反应，他以为我嫌少，劝导我说：“不少啦！房租是我仔交，你只买一点点菜就答啦！”
“好啦！”我凶巴巴地答应，转换了一个话题：“以前包过没有？”他笑了，脸上的折子舒展开来：“以前包过两条女，一条是四川妹，一条是湖南妹。都不好，一个同我住了两个月，另一个待了一个礼拜就跑走佐。”他希望寻一个老实、本分的女孩。“我同阿春老公讲，这次要寻一个年纪大的。他们讲你29岁，我说，这个年纪要想包出去，困难一点。不过，我是不嫌弃你的……”他以宽宏大量的目光审视我。在他们眼里，“女人三十豆腐渣”，自然要降价处理，这仿佛符合市场规律。
“好，我考虑一下再同你联系？”想着要同一个时常“老树缠嫩枝”的老头子共进早餐，我就恶心。推托有事想开溜先走。也许从未遭受过“二奶”的拒绝，他火冒三丈：“你也不想一想，自己都快30岁了，依家不寻个人靠靠，将来怎么办？依家街头大把靓女，我……”他本以为能狠狠打击我一下，让我回心转意，我却嫣然一笑：“这个问题嘛……我刚刚被人抛弃，现在什么也不敢想，我想回家看我老爸，看看他染了白发没有？”
当天晚上，阿春知道情况后，反倒安慰我，不用担心，她还会为我介绍“对象”。
2月14日，情人节，隔壁邻居又给我找了一个香港人。第二天，我见到了一个在香港某厂打工的小统计，45岁左右，更是一副居高临下的救世主姿态，仿佛一旦包下我，我就过上了天堂般的幸福生活。当然，我并没有跨进天堂，并非是我拒绝他，而是他没有看上我。
有人竟然将“二奶”当成职业。
入住28天以来，我先后结识了阿婷、阿艳、阿月、阿金以及阿银，可以说，这6个“二奶”都为生计所迫，为图温饱不得不被经济条件好、收入稳定的男人包养。她们住在与香港仅一桥之隔的某某村，自然是有赖于港人，主要是货柜车司机的包养。这只是事情的一部分，还有一些年轻女仔从内地涌到深圳，竟把为人“二奶”作为一种“职业”，或者说是谋财手段，奋力勾引香港男人。如果说她们跟妓女有所区别的话，妓女面对的多为散客，她们则卖给一两个常客。
这一类“二奶”，多数是有足够心机的。她们摸准了港人包养“二奶”的心态，那就是胆小怕事，不敢张扬。既要“性”福，又要脸面。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