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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释人们何以如此炽烈地渴求获得特权，大家也许会想，至少一种牺牲公共幸福而有利于特权阶级的个人幸福已经形成，构成这种个人幸福的是一种优越地位的诱人魅力，享有这种优越地位的人为数极少，向往它的人为数众多，而其余的人迫于无奈便以种种嫉妒或仇恨的手段进行报复。
大家难道忘记了，大自然从不强迫人们接受软弱无力或形同虚设的法律，它决定只以平等为原则赐人以幸福？大家难道竟不知道，拿虚荣来换取构成真正幸福的大量自然感情的交易，是一项不可靠的交易吗？
让我们听听我们在这方面的亲身经历，看看所有大特权者、达官们的经历，在外省，他们因其等级而尽享所有优越地位带来的所谓魅力。这种优越地位为他们造福无穷；然而他们却自感孤独，百无聊赖使他们的心灵疲惫，并剥夺了自然的权利。请看，他们怀着那股急不可耐的热情回到首都来寻找地位相等的人，在虚荣的土地上不断播下种子，而人们能在那里收获的却只是些傲慢的荆棘和烦恼的罂粟，这岂不荒唐之极吗？
我们决不能把仅仅意味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那种法律上的优越地位，与荒谬空幻的、由特权所造成的优越地位混为一谈。法律上的优越地位是真实的，是必要的。它并未使一些人骄傲，使另一些人羞辱，这是职务上的优越地位，而非个人的优越地位；然而。既然连这种职务上的优越地位也不能补偿平等带来的甜蜜，那么对普通特权者所沉湎于其中的幻想又当作何感想？
啊！要是人们愿意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要是他们懂得为自己的幸福有所作为，那该有多好！如果他们同意睁眼看一看，这种残酷的轻率如何使他们长期以来蔑视自由公民的权利，去追求空虚的奴役特权，他们就会迫不及待地公开放弃他们从小就受其熏陶的大量的虚荣！就会对那类与专制制度结合得如此紧密的事物秩序失去信任！公民权利包括一切；特权损害一切，而且丝毫也不能补偿。
到现在为止，我把所有特权混在一起，没有区分世袭的特权与人们自己取得的特权；这并不是说，它们在社会中同样有害，同样危险。如果恶事与荒谬有先后次序的话，毫无疑问，世袭特权应该居首位，我不屑于费脑筋去证实一个如此明显的真理。把特权变成一种可以世代相传的财产，这就等于把为赋予特权强辩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借口也抛在一边了；这无异于丢弃一切原则，一切理性。
还有其他一些见解可以进一步揭示特权的恶劣作用。让我们首先注意一个普遍的真理：这就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只需用个人利益加以充实，并以若干世纪的先例加以证明，便可迷惑一切理智。不知不觉地，从偏见到偏见，终于形成了一整套极端反理性的说教，而令人无比厌恶的是，人民由来已久的盲目轻信从未动摇。
因此，我们看到，在国民甚至还不曾想到提出抗议的情况下，在我们眼皮底下出现了众多的特权者，他们带着宗教般的信仰，宣扬他们仅凭出身便有权获得荣誉，仅因生存便有权享受人民奉献中的一份。
实际上，特权者认为把自己看作是另一类人还不够；他们竟然谦虚地而且几乎是真诚地认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后裔都是人民的需要，而不是公职人员；以这样的身份，他们就好象是受公众委托的全体代表，不管他们来自哪个阶级。正由于形成了一个特权集团，他们才自以为对生活在君主制下的任何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同政府首脑或同君主本人讲话时，他们就以王位的支持者和国王的天然捍卫者的身份出现，反对人民；反之，在同国民讲话时，他们就一变而为人民的真正保卫者，仿佛人民没有他们，就会马上被专制制度碾得粉碎。
政府只要稍微明智一点，便会看到，一个社会只需要在法律保护下生活着与行动着的公民，以及一种负责照管和保护的监护权威。我们说过，唯一必要的等级制度建立在那些代行主权的人们之间；正是在这里，人们才需要将权力分成等级；正是在这里，才存在真正的上下级关系，因为国家机器只有借助这种联系方能运转。
除此之外，只存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公民，他们全是从属的，但并不是这一些人从属于那一些人，因为这将是无用的仆从关系，而是从属于那个保护他们、捍卫他们、并为他们仲裁等等的权威。拥有大宗财产的人并不比靠薄薪度日的人高一头。如果说富人缴纳的捐税较多，那是因为他们要求保护的财产较多。但是穷人的铜子难道就不那么珍贵，他们的权利难道就不那么值得尊重吗？他们的安全就不应受到至少是同样的保护吗？
正是通过混淆这些简单的概念，特权阶级侈谈什么必须建立隶属关系。有人想用武士精神来评论民事关系，结果把国家仅视若一个庞大的兵营。在一本新出的小册子里，有人竟敢把军官与士兵比作特权者与非特权者！武士精神与僧侣精神有密切关系，如果你们征询有僧侣精神的人，他也会回答：要使一个国家秩序井然，只有将它置于统治着无数受难者的那些规章之下才行。僧侣精神以一种不太卑鄙的名义，在我们中间享有比人们想象的更多的声誉。
只有那些对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一无所知的人才抱有这些观点。无论一个什么样的公民，他若不是受托行使权力的人，除了致力于改善自己的命运，享受自己的权利而不损害他人的权利，也就是说不违反法律，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公民对公民的一切关系都是自由关系。一个人贡献他的时间或商品，另一个人用他的金钱与之交换；这里丝毫不存在隶属关系，而丛一种持续的交换……若是在你们狭隘的政治中，你们分出一个公民集团，把它置于政府和人民之间，要么这个集团分担起政府的职能，那样，它便将不是我们所说的特权阶级；要么它不承担公共权力的基本职能，那样就请向我解释一下，这个中间集团如果不是一个不相干的、有害的集团还能是什么？因为这个中间集团不是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直接关系中作梗，就是对国家机器的各个部门施加压力，就是因其迥然不同于公民大集体，而变成社会的又一个负担。
公民的各个阶级均有其职能，均有其特殊的工作种类，这些职能和工作的总和构成社会的总运动。假如其中有一个阶级企图摆脱这种普遍规律，人们便可清楚地看到，这个阶级个满足于无所作为，而且必然要成为别人的负担。
社会的两大动力，一是金钱，一是荣誉。社会得以维持正是由于人们既需要这种动力，也需要那种动力，在一个懂得良好风尚的价值的国家里，不能让人感到需要其中的一个而不需要另一个。每一种行业都要考虑公众的评价，而要求得到公众的好评乃是对酷嗜财富的一种必要约束。必须考察在特权阶级中，这两种感情是如何必然变化的。
荣誉对特权阶级来说，是有保证的；这乃是这个阶级的必然的附属物。对其他公民来说，让荣誉作为善良行为的奖励，这样很好。至于特权阶级，他们只要生下来便享有荣誉。他们不感到有必要去赢得荣誉，所以，凡是能博得荣誉的事，他们一开始就可以不屑去做。
至于金钱，特权阶级确实应该强烈地感到有此需要。他们甚至比别人更倾向于放纵这种强烈的贪得欲望，因为他们的优越地位带来的偏见不断地怂恿他们挥金如土，而且因为当他们放纵贪得的欲望时，不必象其他人那样顾虑失去任何荣誉、任何尊敬。
但是有一种奇怪的矛盾，一方面，等级偏见不断地促使特权者挥霍自己的财富，另一方面，等级偏见又绝对地禁止他们依靠几乎一切正当途径来恢复财富。
既然特权者比别人更为贪财，那么他们还能用什么别的办法来满足这种贪欲呢？不外乎阴谋与乞讨。这两种行当变成了这个公民阶级的特殊行业。由于只操此业，所以他们精通此道；凡是这两种才干能获得硕果的地方，他们便厕身其中，排除来自非特权等级的一切竞争。
他们充斥宫廷，包围大臣，独占所有的恩赐，所有的年金，所有的带薪职称。阴谋把目光普遍地投向教会、司法界和军界。它瞥见了一笔可观的收入，或是一种可捞到这笔收入的权力，这种权力与无数的职位相联，而过不多久，它终于把这些职位看成金钱职务，设置这些职位不是为了完成应由才干之士来完成的职能，而是为了确保与特权家族相符的境况。
他们并不因自己的阴谋伎俩娴熟老练而高枕无忧；由于他们担心，在某些短暂的时刻，大臣会因想到公众利益而一时清醒，所以他们及时利用某些行政官员的无能或背叛；他们终于通过一些手续完备的法令或一套相当于专属法的行政制度，使他们的垄断得到了认可。
这样就使政府屈从于那些对整个国家经济破坏性最大的原则。尽管国家经济要求在各方面都任用最能干、最便宜的公仆：而垄断却强行选择最昂贵因而最低能的公仆，因为垄断的明显作用在于制止那些在自由竞争中本来能够显示才能的人有所发展。
特权阶级的乞讨对于公共事务妨害较少。这是一种贪食的树枝，它尽其可能地吸取液汁，不过至少它不打算取代有用的主干。象一切乞讨一样，它也是伸出手去，竭力激起恻隐之心，从而无偿地取得施舍；只是样子不那么卑躬曲膝，必要时，不象是在乞求布施，而象是在命令人家完成一种义务。
此外，对舆论来讲，只要这里所说的阴谋与乞讨专用于特权阶级，那么它们便成为可敬的，而且果真得到了尊敬；人们爱听他们大肆吹嘘自己在这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