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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印度的边境政策，是由尼赫鲁同外交部的官员们讨论形成的；是通过在西段的高山荒原和麦克马洪线南面的丛林里调动巡逻队和武装部队来执行的；是在同北京交涉中争论过的；又是在印度议会里阐述、辩论和肯定过的。这出在边境演出而以印度受到毁灭性打击告终的武戏，和在外交上演出而以亚洲两个最大的国家互相仇视而收场的文戏，统统在印度议会，特别是在人民院里，通过舌战反映出来。在一九五九年秋季朗久和空喀山口冲突事件发生以后的三年中，印度议会在同中国争端的问题上化费了不下几百个小时。在印度议会中演出了另一场更加微妙的戏剧。在这场戏中，尼赫鲁压倒一切的威望逐渐下降，最后随着印度陆军的惨败而彻底崩溃。与此同时，立法机构也开始控制了行政机构。
一九五九年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大选之间，在人民院的五百议席中，国大党拥有百分之七十四的席位。在巨大的拱顶议会大厦里，下议院的会场呈半圆形，光滑的柱廊是英帝国建筑艺术的杰作。议员座位排成扇形，好象半块圆蛋糕切成一片片那样。国大党占去了绝大部分，只剩下最后两片留给了反对党。用术语来讲，印度议会中并没有反对党（根据人民院的章程，至少要有五十名议席才取得政党的地位），只有一些党派的小组。当时，其中最大的是印度共产党，有三十一席；其次是人民社会党（Praja Socialist Party），有十九席，它是从国大党分裂出来的主要派系，几年以前一些社会主义者脱离了国大党，后来又四分五裂。其他的政党都不足十席。尽管有几个拼凑起来的小组织，那是为了便于争取发言的时间和其他议会权利。新近成立的自由党（Swatantra Party），被认为代表不信教的民主派右翼，可能取代国大党的地位。人民同盟（Jan Sangh）反映印度教的正统和反动势力的意见；社会党（Socialist Party）是从左翼分裂出来的一个派系。共和党人（Republicans）代表“不可接触的人”。以上这些党派和一些更小的党派，加上许多独立人士（Independents），填满了反对党的其余议席。反对党的议员人数虽少，但他们同人多势众的国大党唇枪舌战，相当倔强。人民院里最好的辩论家大多数出在反对党方面。其中有阿恰里雅·克里帕拉尼（Acharya Kripalani），他是前任国大党主席，现在是人民社会党的领袖。他往往从前排座位上站起来抨击政府，特别是把目标集中在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Krishna Menon）身上；他的顽强态度和他的灰色长发使人想起“古舟子” ＇ 译者注：“古舟子”（the Ancient Mariner）是英国诗人柯立兹（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的诗篇中的主人翁，这里用来描述这个议员象古舟子一样白发苍苍和讲话娓娓动听。 ＇ 的模样。阿索卡·梅达（Asoka Mehta）当时也在人民社会党里，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反共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兰加（Ranga）教授是南方的安德拉邦（Andhra Pradesh）人，是自由党的重要代表；还有米努·马萨尼（Minoo Masani），从前是个社会党人后来转变为右翼分子，表现了变节者所通常具有的那种狂热；希伦·穆克吉（Hiren Mukerjee）教授是个议会里共产党人的典型，讲话文雅、准确有力，他警觉地捍卫共产党的民权自由和议会权利。在独立人士中，法兰克·安东尼（Frank Anthony）是有英国血统的印度人团体的领袖和指定议员，也很杰出。他的发言恳切有力，有时象毛玻璃那样既锐利又闪光。他总是穿着一身整洁无瑕的西服，又能言善辩，因而显得突出。这个时期，印度议会办公和辩论绝大部分是用英语进行的，偶而也用印地语，那只是由于某个议员英语不行，或者更罕见地是由于他把讲印地语看成一个原则问题。
人民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反对党派的头头们差不多都曾一度是国大党党员。他们和议会会场对面的政敌本来就是战友。在印度独立运动时期，大家都能摆脱政争，至少当时彼此在政见上的分野不是那么清楚。往日情同手足的联想有时使议会内的交锋增添了几分怨恨，但也烘托出彼此相互熟识、不忘旧谊的心情。
在议会的执政党这一边，尼赫鲁凌驾一切。他当时年已七十，但看不出来。他步履轻快，上楼梯一步跨两级，只是在疲倦时，才显出有些年迈驼背。尽管尼赫鲁总是自作决定，或回避决定，他对议会的首要意义却铭记在心，一丝不苟。质询时间他很少缺席，主要辩论他通常参加，而讨论外交事务时他总是在场。但尼赫鲁缺乏辩才，他发言冗长，讲起话来很象是独白，而不象是说给别人听的。他从事议会活动是为了克尽职守，而不是出于个性爱好。尼赫鲁倚仗他在议会中享有的支配地位，讲起俏皮话往往带有蔑视对手的味道——他常爱用“幼稚”、“孩子气”等字眼斥责反对派议员。尼赫鲁的权威是议员们公认的；事实上驾驭议会的，与其说是议长，不如说是尼赫鲁。当议会陷入喧哗混乱而不听议长号令时（就是在那些日子也常出现这种情况），尼赫鲁的尖刻声调一下子就压住了喧嚣，恢复了秩序。
但是尼赫鲁并不是绝对地支配一切的。这是由于他在基本上迁就议会的意愿，特别是由于他要顺从国大党内部没有露头的但是强有力的反对意见而受到了一定限制。甚至前排议员里也有这种反对势力的代表人物。这些人当中包括当时的内政部长潘特（Pant），他的昏愦的外表掩盖着他的严酷的内心；财政部长德赛（Morarji Desai），他自命为甘地的信徒；粮食部长萨·卡·帕蒂尔（S。K。Patil），他是孟买的国大党头子，他当粮食部长的功绩是获得了据说是取之不竭的美国剩余粮食的供应。魁梧的贾克吉凡·拉姆（Jagjivan Ram）是国大党内信奉印地教下层的“不可接触者”阶层的头子，他利用铁道部长的职权促进他本阶层的利益。尼赫鲁的这类同僚们对他的做法时常深感不满。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同尼赫鲁狠斗过，只是满足于阻挠他，正如尼赫鲁往往也只满足于告诫他们一样。国大党的大批后排议员也是广泛地反对尼赫鲁的许多政策，虽然这种反对通常是隐而不露的。但是边境问题给了这类国大党员以机会和勇气来直接攻击尼赫鲁，他们相信只要他们是为印度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讲话，他们就可以在议会中得到普遍的支持。
一九五七年以后担任国防部长的梅农的席位紧靠尼赫鲁总理背后。对那些不愿直接攻击尼赫鲁的人来说，他充当了靶子。梅农比印度政府中其他任何人都更接近尼赫鲁，同时由于梅农对大多数同僚采取了毫不掩饰的轻视态度，这就更加引起人们对他的忌妒。国大党内支持梅农的人很有限，他在地方上没有基础（他出身于喀拉拉邦，但是他的政治生涯多半是在伦敦度过的），国大党左翼把梅农当作他们的首领，但是他们的势力很单薄。梅农的权势的真正根源是他同尼赫鲁的友谊；只要总理给他撑腰，他就能对付国大党内的许多政敌。但是梅农长期以来就在议会内遭到围攻。当中国在阿克赛钦修成公路和朗久事件的消息透露出来的时候，正好又发生了陆军参谋长克·斯·蒂迈雅（K。S。Thimaya）将军辞职未遂的事件，因此群情大哗，纷纷要求梅农辞职。 ＇ 注：这个事件经过详见下章。 ＇
尼·乔杜里（Nirad Chaudhuri）是个对印度社会颇有见解但不饶人的分析家，他看出尼赫鲁
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顶不住比他更坚决的同僚……所以每当他觉得公众情绪过于强烈的时候——这种感觉往往是错误的——他就屈从于……公众的情绪。更有甚者，他这种由于错误的判断而做出的让步还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点：他对那些他过去谴责过的做法，竟会反过来进行无保留的甚至是热烈的鼓吹。例如，他过去对于印度教徒的反华叫嚣时常表示不耐烦，甚至严加斥责；但当他终于屈从于对方意见之后，他的慷慨激昂的程度并不亚于批评他的人。
到了一九五九年八月议会夏季开会期间，印度反华叫嚣的声势越来越大，随着印度国内抨击政府对华政策浪潮的不断高涨，抨击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对印度政府的强烈攻击，来自非共产党的左翼，也来自右翼；攻击的问题包括印度的不结盟政策，也包括了“空论家”的经济政策；遭到痛斥的包括了政府处理外交事务的政策以及政府处理国内问题的政策。中印边界争端和政府对华政策，好象是一块镜片，把反对派形形色色的批评都透射出来：各种各样的政策、态度和人物都受到责难。也许贡纳尔·米达尔说得很对：“归根结蒂，＇批评者们的＇真正目标是＇尼赫鲁所＇支持的社会和经济的革命；这批人过去就已不遗余力地阻挠和阉割这场革命。”中印边界争端给印度国内批评尼赫鲁的人一个把柄，他们利用了这个把柄来攻击尼赫鲁，这就必定使尼赫鲁对中国人满怀怨恨。在他看来，这场争端的责任要由中国单独承担。
一九五九年八月，印度国内的反华情绪已经十分强烈——可是，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米达尔在评论印度国内反华情绪时，提出了这样的重要论点：
必须牢记，舆论和态度上变化不定的潮流，主要是发生于人数不多的上层阶级的集团里，虽然在印度和在整个南亚都把这些人叫做“中产阶级”，把他们的意见叫做“公众舆论”。广大群众，除了被煽动起来充当乌合之众，参加暴乱和游行示威，或者受到那些与国家大事无关的呼吁的诱骗，而充当投票人以外，很少参加政治活动。
在印度围绕边界问题形成的“公众舆论”并没有深厚的基础。这种舆论主要反映在议会以及首都和某些主要邦的首府的报刊上（特别是英文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