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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一直扩展到西藏中部，以较为近代化的机构代替那里的古老的政教合一的行政机构，削弱达赖喇嘛的地位和寺院喇嘛的权力，并且企图沿着印藏边界抵挡英国势力，最后把它顶回去。到一九一O年初，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获得初步成效。中国人在西藏行使着有效的权力。这样一来，英国要在西藏排斥俄国的政策，即便不是毫无道理，至少也是不合时宜的了。印度失去了它的缓冲。伦敦的《晨报》（Morning Post）敲起了警钟：
一个大帝国——它的军事力量将发展到多么大，谁也不能预料——已突然出现在印度东北边境。西北边境问题从长远看，也大有可能再度出现，这对印度帝国的防卫力量造成双重压力……一句话，中国已经来到了印度的大门口，这个事实不容忽视。 ＇ 注：过了不久，中国的报纸对英国在边境上的意图表示了同样的不安。《四川公报》在一九一二年指出英国“乘我之危，觊觎我边疆”。 ＇
当然，印度当局并不需要这种警告。他们对于边界彼方的事态发展一直是敏感的，他们怀着不断增长的忧虑注视着中国迅速恢复自己在西藏的权力。一九一O年五月，中国人占领察隅，要求居民纳税，并下令修筑一条路经过部落地带通向阿萨姆。印度当局对此惊惶地作出了反应。中国人开进部落地带，就会造成对阿萨姆的直接战略威胁，同时这一带并不是西北边境上的那种荒原，而是富饶的英国茶园、煤田和其它英国经济利益的所在地。当时，一个官员写道：如果受到中国的威胁，“你想一想种植园主会发出什么样的呼叫，茶叶价格会上涨到什么程度”。
前进派迅速形成。当时在印度和伦敦都有人开始提出：英国应比中国抢先一步，将其在东北部的管辖范围向前推进。东孟加拉和阿萨姆（当时还是一个省）的副省督说：“我们只是现在才提出对直到山麓为止的地区应享有宗主权。”他提出一项更积极的巡逻政策，即派些官员到边界以外的山区巡回，并改进通向该地区各主要村落的商道，“只要这些村落是位于我们所承认的边界之内。如果不遭到反对还可以更深入些”。当时即将退休的总督闵多（Minto）勋爵更直截了当地建议延伸外线，把所有部落地区都划进来（必须提到：当时所有这类向前推进的建议都没有涉及达旺地区，他们都承认这一地区无可争辩地是属于西藏/中国；既然这点不能改变，只好加以接受）。
作为一般规律，对前进政策的热情程度似乎同人们距离边界的远近成反比例：在边境附近的人们是全力支持推进边界的，而那些距离较远、头脑冷静的人们看困难比看有利因素要更为清楚些。 ＇ 注：这项规律也有个突出的例外，见第二章。 ＇ 一九一O年的情况肯定是如此。在新总督哈定勋爵领导下的印度政府拒绝前进派的意见，声言印度政府“认为目前没有必要开进现在我们还无法控制的部落地区从而承担风险和责任”。哈定指出，如果中国对印度发动进攻，英国就一定会从海上进攻中国，“他因此反对为了推进行政边界而去创造一条战略边界，从而承担风险和花费金钱”。他的结论是，“推进行政边界的任何行动都必须予以坚决反对”。在加尔各答（当时是首都）的政府当然比边境附近的官员或者直接负责边境事务的人眼光要远大些。加尔各答也更深切地感觉到伦敦对这种推进行政管辖的反感。经验告诉他们：这种推进总是要花费金钱，甚至流血，最后还会引起议员们提出尴尬的问题，甚至造成政治风暴。关于治理印度的法案内，有一节措词很明确的规定：除了由于“突然的紧急需要”，印度的岁收不许作为供应“边境以外”的军事行动的经费。这就禁止印度政府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军事冒险的政策。
但是，虽说加尔各答的政府对政策问题有最后决定权，但执行的问题还得由下级行政机关决定。就在这些地方，前进派常常自行其是。对于上级指示的解释，对一个军官出发巡逻的命令的措词，甚至有时把出发的时间订在相反的命令还来不及下达的时间——如此等等的回旋余地还是很大的。一九一一年发生了这么一椿事：尽管政府拒绝批准越过外线去进行巡逻，一个名叫诺埃尔·威廉逊（Noel Williamson）的英国官员却越过外线去调查西藏势力达到哪里，在外线以北相当远的地方被部落里的人杀害了。虽然威廉逊违令到达了他被杀害的那个地方，但英国对部落不能不予惩处，于是伦敦授权出征。但出征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惩罚， ＇ 注：四川的一家中国报纸在谈到英国这一次和另外几次远征时说，“英国假装他们是在对野蛮人杀害英国人进行报复”，但该报怀疑：“这是否是挑起纠纷的一种借口”。该报的这种怀疑是颇有见地的。 ＇ 还命令说，要尽量对那个地区进行探索和测量，以便为确定“印度和中国的适当边界”提供“必不可少的知识……使它（指中国）离开我们现在管辖地区越远越好”。哈定勋爵向伦敦解释为什么要改变边境政策时说：“在过去几个月中，中国扩张政策有进一步的发展，不能置之不理”。他列举了中国在部落地区的动向。他接着说，这些情况已迫使政府重新采取他的前任的建议，即“应该作出努力以便尽速在中国和西藏同部落地区之间求得一条靠得住的战略边界”，并要把这件事作为“我们政策的主要目标”。
前进政策那时已被采纳。哈定在阐述这种政策的时候，把闵多的建议接了过来，即必须把外线向北推进，把所有部落地区都包括进去——当然，不包括达旺地区。 ＇ 注：闵多的建议是：“外部边界应当大体上以叫做达旺地区的西藏领土的这一楔形部分（楔形部分一直伸到乌达古里以北的英国边界处）的东面为起点，沿东北方向到达北纬二十九度、东经九十四度处，然后沿着北纬二十九度到东经九十六度处而行，再往东南到察隅河（Zayul Chu），到尽可能在东面并尽可能靠近察隅的地方，穿过察隅河谷，到达察隅河同伊洛瓦底江（Irrawaddy）的分水岭处”。 ＇ 他认为没有必要标定外线。内线是用以标志英国行政管辖的界限的，可以不受影响。他认为“未来的政策应该是对该地区实行一种松弛的政治控制，目标是以最小限度的干涉保护部落居民免于受到无端的侵略和防止他们侵犯我们自己的或中国的领土。”等英国所满意的新边界定了来以后，英国应该把它的走向正式通知中国。
一九一一和一九一二年间，除了那次为报复威廉逊遇害的讨伐外，还进行了好几次出征，都进入部落地区。一九一一年九月印度陆军参谋部准备了一份给随军测量人员的备忘录，指导他们如何寻找一条战略边界。这份备忘录惘然写道：给东北部找一条象西北部阿尔达线那样的“科学边界”，使英国人控制前沿斜坡和山口，那是已经办不到的了，因为中国人已经有效地占领雅鲁藏布江河谷，并在好几条流入阿萨姆的河源处立住脚。备忘录要测量人员“突出地考虑到”军事方面的问题，建议设立一条从达旺以南几英里的不丹边境上的一点起，沿着山峰向东行的边界。这个建议是要兼并达旺地区以南的部分，但把达旺留给西藏。但是几个月后，军人们改变了主意，建议动一次更为彻底的手术，去“纠正”东北的那一段边界，使之有利于英国。参谋总长（Chief of General Staff）警告说，中国将能通过达旺地区的“危险楔形地带”来施加压力或影响。他的结论是：“纠正这段边界是刻不容缓的”；他提出一条理想的界线，不仅把达旺而且把达旺地区北面属于西藏的一大块土地，包括另一个西藏行政中心错那宗（Tsona Dzong），都划归印度。政府并没有全部接受这位参谋总长的前进主张，但是两年后却采纳了他要把达旺划入印度境内的建议。
从一九一一年起，印度政府就在东北边界处心积虑地向前推进，其目的不仅是把部落地区置于“松弛的政治控制”之下，而且要把大约九十年前英国到达阿萨姆以来就一直承认是中国领土的一块突出部分据为己有。然而，如果这个意图让人知道，那就不仅会促使中国就达旺地区问题提出强烈抗议，而且会导致中国正式宣布对这一部落地带的宗主权，而在此以前中国只不过在地图上标明他们的主张而已。那还会使伦敦政府遭到指责，说它是蓄意破坏印度法案的规定。根据该规定，在“边境以外”采取军事行动，必须事先得到议会的批准。因此，政府不仅是对进入部落地区和更远的进入西藏的出征讳莫如深，而且当议会里批评政府的人们听到了风声时，还故意把他们岔开。当一个议员指责政府没有得到议会批准而在部落地带来取军事行动时，政府方面就告诉他说，他所谈的地区不在边界以外。而当他拿出官方的英国地图证明它是在边界以外时，政府就反驳说，这些地图“边界”画得不精确。最后又申明：政府“无意于……增加印度政府的管辖地区”，把他哄骗过去。既然内线并未向前推进，这种说法按字面讲也是对的；但是它当然抹煞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外线是要向前推进的。
如上所述，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间中国在西藏的权力的突然崩溃，不但使哈定勋爵在关于同西藏、新疆的西北边界问题上，转到前进派的思想上来，而且也提供了可以采取步骤消除印度东北边界上的未来威胁的机会。既然英国人对中国活跃在印度边境所包含的危险性感到不安，他们就认定通过一项安排，把中国行使的有效权力从西藏排除掉，在政治上和战略上对他们是最为有利的。一九O七年的英俄条约已经使西藏成为俄、英帝国之间的缓冲；现在所需要的是一个平行的安排，使西藏也成为中、英之间的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