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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孔孟于尔亦何病？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①太平天国官员也曾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②洪秀全对自己已出版的重要著作《太平诏书》（即百正歌、原①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0，科派。《太平天国》第3 册，神州国光社1952 年版，第275 页。① 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太平天国》第4 册，第735 页。
② 《诏书盖■颁行论》，《太平天国》第1 册，第313 页。
道救世歌、醒世训、觉世训的汇编）和《天条书》等都作了删改，删去《百正歌》全篇，删去其他篇中一切称引儒家典籍的段落文句。从这些删改来看，这次运动所排斥的不只是儒家典籍、儒家和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而且包括了各种历史人物。
洪秀全发起这场运动的目的，在于加强思想的统制。太平天国从建都时（或略早）起，就开始刻印旧遗诏书、新遗诏书（即旧、新约圣经），接着就实行新的印书制度，即把太平天国的出版物加以统一编目盖印，只有经过编目盖印的旧遗诏书、新遗诏书和“天命诏旨书”（即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著作）才准阅看。排斥孔孟和古人古书、删除已出版著作中的所有儒家典籍中的章句的做法，是同以上几件事联系在一起的，可以看作是加强思想统制的一部分。
洪秀全强暴地推行排斥孔孟和一切古人古书的政策，遭到杨秀清的反对。咸丰四年正月（1854 年2 月），杨秀清以天父下凡的方式明确指示不应当毁弃古书，对“四书”“十三经”，对历代史书和古代忠正人物作了肯定评价①。二月，洪秀全下诏设立删书衙，宣布对古书进行删改后准人民阅读，对古人古书实行焚禁的政策有所缓和。但洪秀全接受天父的指示——也就是杨秀清的意见，是勉强的、思想不通的。删书的工作终太平天国之世并未实现，所谓删改后准读只是一句空话；他本人直到晚年仍坚持“有读圣贤书者父师并斩”，还禁止儿子读一切古书。他自己常看古书，但看完后就付之一炬②。
洪秀全这种对待古人古书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太平天国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太平天国立国之始就开科取士，其后制度日备，有会试、乡试、县试等，而且录取颇宽，这显然有吸引知识分子的用意。太平天国开科考试虽然仍用八股文，但题目却不准用旧时的“四书五经”，完全出自太平天国的教义。这些题目是只熟悉孔孟的读书人难以理解甚至望而却步的。由于这方面的原因，还由于人们对太平天国的偏见，虽然也不乏士子前往应考的事例，但多数是粗知文义的医卜星相之流。太平天国很多将领和下层官兵珍视读书人，用他们为“先生”。但所谓“先生”，只是司笔墨、任抄写书记工作，并不是用为谋主、备任政治军事之顾问。即使应考得中者，也大都只用为基层乡官，位高的，或用为考官。太平天国失败后，李秀成以“无读书人”为太平天国的缺陷，这可以说是他对太平天国失败原因的一个补充看法。① 《天父天兄圣旨》，第101—103 页。
② 幼天王供词别录，原件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第四节洪、杨内讧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以后，军事上继续发展，长江中下游的两岸地区多入版图。在内部，基于洪秀全的以上帝为天下人共同之父的“天下一家”理论，以衣食与共、安老怜幼恤孤为伦理准则，起着鼓舞人心和团结互助的作用，使太平天国推翻清朝的事业具有胜利的希望。但是，发生于咸丰六年（1856）下半年的领导集团内讧，使太平天国的事业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内讧主要发生于洪、杨、韦、石四人之间，特别是在洪秀全、杨秀清之间。
洪、杨间的矛盾种因于太平天国的宗教、政治体制。洪秀全为拜上帝会教主，起义后为太平天国天王，本应是太平天国第一人。但自杨秀清被承认为天父代言人后，洪秀全的地位事实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尽管洪秀全称天父之次子，曾亲身上天受命，但一旦杨秀清天父附体时，洪秀全就必须俯伏听命。这样，洪秀全地位之得到尊重，洪、杨间关系之得到正常协调，就只能依靠杨秀清的善意，依靠他不滥用天父下凡的特殊权力。
但杨秀清的权势欲很大，不能谨慎使用自己的特殊权力。他获得天父代言人地位之初，天父下凡时所作的指示，有一些是告诫会众应确信洪秀全是他们的“主”，这起了巩固洪秀全地位的作用。这可以看作是洪、杨间的一种默契。但“天父下凡”很频繁，所作指示的内容五花八门。根据现存的资料，其中有不少是直接否定洪秀全的主张、打击洪秀全的威信和地位的。如上述否定洪秀全排斥古人古书的政策即是一例。杨秀清还曾以天父下凡的方式否定过洪秀全建都于河南的主张，否定过洪秀全出版新旧约《圣经》的决定。这些都是事关重大的政策问题，无论天父的指示是否正确，都使洪秀全的地位受到了伤害。
更有甚者，杨秀清还常因一些细小的事情频频以天父名义使洪秀全难堪。如一次，因洪秀全待4 名女官过严，天父竟下凡要当众杖责洪秀全。又一次，因洪秀全要求妻妾去问候婆母时应速去速回，天父下凡责备，告以此等事也应与杨秀清商酌。又一次天父在半夜下凡，直入金龙殿，召洪秀全之妻出来加以“教导”。如此等等，都是洪秀全所难以容忍的。
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的另一类内容是处分太平天国的官员、将领和其他犯罪人员。这类事很多，处分往往随意而严厉。如秋官又正丞相陈宗扬因犯天条——私自与妻同宿而被天父判决立即双双斩首；燕王秦日纲因作战失利获罪被贬为奴；天官正丞相曾水源因未报告女官对杨秀清失敬的话而被即行处死；北王韦昌辉因天父下凡时未通告众人而被杖责四十①，等等。
杨秀清在起义之初已被封为军师，但他获得节制西王以下各高级领导人的地位是在几个月以后，始于被封为东王之时。无论军师或东王，同天王之间是君臣关系，这是明确的，从现存的若干文书可知，一些大小事情如处决吸食鸦片犯、修缮天王府、实行照旧缴粮纳税政策等，均由杨秀清上奏天王批准，就可说明。军师、东王都是臣下，非近代虚君制之首相、总理可比。杨秀清之所以权倾上下，可以不经过洪秀全而任意处分诸事，甚至包括洪秀全的事在内，显然不是因为他是军师，而是因为他是天父代言人。天父的权力是无章可依的，一切都是任意的，杨秀清正是凭借这样的地位在很多问题① 以上事例均见《天父天兄圣旨》。
上架空了洪秀全，侵夺了有司的职权并使洪秀全和许多高级官员难堪的。洪秀全性格刚毅执著，又有浓厚的君尊臣卑思想，按常理是难以容忍杨秀清的侵逼；但杨秀清有大功于起义，“天父降凡”久已成为立国之本，所以只好长期隐忍不发，然而，杨秀清的权势欲没有止境，虽在“天父降凡”时可以为所欲为，仍不满于世俗地位上居于“一人之下”。他的部属早就公开扬言“四海之内有东王”、“护卫东王早作人王”。咸丰六年（1856）夏，击溃天京城下的清朝“江南大营”后，杨秀清以为外患已除，就进一步威胁洪秀全天王的地位。这使洪秀全忍无可忍。于是矛盾剧发。
杨秀清威胁洪秀全地位的具体内容，据李秀成供词是“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太平天国沿封建旧制和民间旧习，洪秀全称万岁，杨秀清称九千岁，万岁和九千岁的区别是君臣间的分界标志，太平天国起义之初就颁布的《太平礼制》一书，对此规定很严。杨秀清也称万岁，至少意味着“君臣不别”，与洪秀全并为太平天国的君主。
杨秀清逼洪秀全去东王府的日期是咸丰六年七月十五日（1856 年8 月15日）。洪秀全不得不同意杨秀清的要求，但同时却密召其时在外督师的北王韦昌辉等迅速返京。杨秀清自以为计划将要实现，但他在此前对一些高级重要人物的错误处置，却孤立了自己，为洪秀全加强了对付自己的力量。咸丰六年三月初七日（1856 年4 月11 日），杨秀清为了自作威福，杖责地位仅次于他的韦昌辉。六月十五日（7 月16 日），杨秀清锁押洪秀全次兄洪仁达。七月十五日即他召洪秀全到府的同一日，他指摘领导集团中的有力人物秦日纲、陈承瑢“帮妖”，又批评“朝内诸臣不得力，未齐敬拜帝真神”①。这几乎把所有领导人推向了对立面。
咸丰六年八月初四日（1856 年9 月2 日）凌晨，韦昌辉和秦日纲的部队自外地回师包围东王府，袭杀了杨秀清及其亲属部众。次日，洪秀全以韦、秦杀戮过多，下诏处以鞭刑。杨秀清部属数千人前往观刑，当晚又遭袭杀。此后，忠于洪秀全的和韦昌辉、秦日纲等的部队同杨秀清的余众在城内交战，被杀者数以万计。
洪秀全因杨秀清逼迫而密召韦昌辉等回京，是否同时也密令韦杀杨秀清，这是没有明确的史料可以证明的。从杀杨以后洪秀全责备他们株连太多，仅处以鞭刑来看，杀杨是符合洪秀全的意图的，是为洪秀全解决了问题。杀杨后不久，太平天国的另一重要领导人石达开自湖北前线赶回天京。
石达开也是应洪秀全之召回京的，因路远到达较迟。他也久不满于杨秀清的专横，但他同时也谴责韦昌辉等滥杀无辜，危及国家。当晚他逃出城外，起兵靖难，要求洪秀全杀韦昌辉和秦日纲。石达开得到众多太平军将士的拥护。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杀了韦、秦，石达开回到天京，众人推举他“提理政务”，时为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十月末。
这次血腥的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