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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3 册，总第3441 页。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1 册，第42 页。
③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6，第6 页。
④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6，第40 页。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6，第39 页。
昌不畏牺牲誓与舰船同存亡的英勇表现感动了光绪帝，他亲赐挽联曰：“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②就黄海海战的结局而言，中日双方舰船均有所创，并且是日本舰队先退出了战场，表明这是一次未分胜负的海战。但这次海战后，李鸿章却极力主张“避战保船”，从而丧失了制海权，导致北洋舰队最终被日本舰队困扼于山东威海刘公岛基地而全军覆没。光绪帝壮海军之威的愿望只能成为泡影。
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廷为招募军队、添购兵船积极筹款。作为光绪帝师傅又兼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更为筹款四处奔波，费尽心思。他在光绪帝的支持下，根据文廷式、安维峻等人多次上奏要求慈禧太后停办“万寿庆典”筹备的各折，于八月十四日（9 月13 日）以户部名义上奏请求停止为祝寿所搞的庆典工程，以节省经费。光绪帝不仅对此折大加称赞，而且又授意志锐、高燮曾等人上奏呼吁移祝寿工程之费为战费。慈禧太后在舆论压力之下，只好在八月二十九日（9 月28 日）宣布停办各点景、戏台，简化庆典活动，祝寿地点由颐和园改在宫中受贺。这算是光绪帝有生以来第一次迫使慈禧太后作出的让步。慈禧太后虽在无奈之中同意了移颐和园工程之费以作军费，但她却在内心里充满了不满，声称：“今日令吾不欢者，吾将使其终生不欢”，寻找报复的机会。
当日军继攻占平壤又将战火引至鸭绿江边时，慈禧太后感到惶恐不安，把求和的希望再次寄托到列强的出面调停上来。她听说俄国公使喀西尼假满回任将路过天津的消息，便在八月二十八日（9 月27 日）出面召集枢廷会议，主张由李鸿章出面与俄使交谈。因俄使不愿出面调停，慈禧太后的联俄制日求和活动未能实现。接着，她又鼓动恭亲王奕䜣与英使联系，寄希望于英国的调停。本来在甲午战争爆发后，帝党官员纷纷要求光绪帝起用已被闲置10年之久的恭亲王奕䜣。光绪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九月一日（9 月29 日）任命奕䜣为总理衙门和海军衙门的总理大臣，希望他能以老臣的资历对战局做些指导。不料这位在“甲申朝局之变”中被慈禧太后罢黜的恭亲王，竟在复出后又站到了慈禧太后一边，实令光绪帝恼火。但光绪帝仍幻想利用奕䜣与慈禧太后长期政争的矛盾，又于十月初五日（11 月2 日）任命奕䜣为新成立的督办军务处的首脑。光绪帝还在同日任用翁同龢为军机大臣，试图以此来改变军机处由后党操纵的局面。光绪帝的主战与慈禧太后的求和固然形成鲜明的对比，但他对奕䜣的重用却是一个失误。奕䜣在督办军务处仅两天后，就去商请英、法、德、美公使以赔偿兵费等为条件由列强出面调停。
也在日军逼近鸭绿江之际，光绪帝强调加强鸭绿江防线，在给李鸿章的谕令中称：“著李鸿章统筹进止机宜，妥为调度，朝廷不为遥制。”③李鸿章在掌握统筹进止之权后，并未作积极的防守，以致日军在九月二十六日（10月24 日）强渡鸭绿江，接着连陷九连城、安东、凤凰城、金州、旅顺等地。光绪帝于十月二十七日（11 月24 日）旅顺失守后“责李鸿章调度乖方，褫职留任”①。于此光绪帝调两江总督刘坤一到山海关前线，负责指挥战事，试图用湘军取代淮军以改变不利状况。但湘军的战况依然不佳，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日军又接连攻占了山海关外的海城、营口、田台庄等要地，②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9，第13 页。
③ 邓素娥：《邓世昌遗事及有关文献》，《图书馆杂志》1982 年第2 期。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0，第28 页。
几乎控制了辽东半岛。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95 年1 月20 日），日军又在山东荣城湾登岸，从后路包抄威海。光绪帝连发谕令，要北洋舰队和陆军“奋力冲击”，“切勿再失事机，致以战舰资敌”②。但早已在李鸿章“避战保船”方针下躲在刘公岛基地的北洋舰队不仅无法控制制海权，还遭到日军在威海后路的合力夹击，最终以日本舰队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2 月17 日）侵入威海卫港和北洋舰队的覆灭而结束了威海卫之战。
日本军队向威海卫进攻之日，正是清廷遣使赴日求和之时。还在奕䜣要求各国公使出面调停的时候，他派出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去天津同李鸿章密商直接派员赴日求和问题。李鸿章建议由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前往日本，结果日本以德璀琳不是清廷钦派大员为借口拒绝接待。慈禧太后又同奕䜣商定，由张荫桓作为全权代表赴日。正月初六日（1 月31 日），张荫桓一行抵达日本广岛。日本为全歼北洋海军，不愿在此时议和，便以张荫桓等人全权不足为由不予开议，日方表示只有奕䜣或李鸿章亲自赴日，才能作为谈判对手。在日军占领刘公岛的当天，慈禧太后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议和代表赴日谈判，李鸿章在旅顺失陷时所受的处分也予以撤销。慈禧太后作了这些安排之后，自己便抱病不出，把怎样议和的烂摊子甩给光绪帝。李鸿章于正月二十八日（2 月22 日）来京后，与枢臣讨论了议和中的有关问题。李鸿章起初表白“割地之说不敢承担”，想把割地的责任推给朝廷。翁同龢认为“但得办到不割地，则多偿当努力”，这代表了光绪帝的意见。后党成员孙毓汶、徐用仪便称：“必欲以割地为了局”①。帝、后党之间在割地问题上分歧明显。后来李鸿章以如议和不成日本将“照旧进兵，直犯近畿”②相要挟，加以英、俄等国也胁迫清廷尽快议和，光绪帝只好作出妥协，命奕䜣代传口谕，授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又“令其斟酌重轻，与倭磋磨定议”①。三月二十三日（4 月17 日），李鸿章在日本抱着“宗社为重，边徼为轻”②的宗旨，与日方草签了《马关条约》。由于该约内容苛刻，光绪帝以割地太多为由，表示对该约“不允”③，拒绝签字用宝。此时，爱国官员的谏诤和举人的上书活动风起云涌，光绪帝怀着通过迁都而与日本周旋的想法到颐和园请求慈禧太后接受这唯一可行之策，结果遭到拒绝。四月初八日（5 月2 日），军机大臣孙毓汶拿着李鸿章从天津送来的和约稿本与奕䜣等人共同逼迫光绪帝签字，慈禧太后在这时也指令必须批准和约，光绪帝“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被迫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第二天“和约用宝”④。
在甲午战争中力主抗击日本侵略的光绪帝，因战败而吞下了苦果。然而，他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却是以“不愿做亡国之君”的姿态迎合了正在兴起的维新变法运动。
② 《清史稿》第4 册，第908 页。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30，第21 页。
② 《中日战争》第4 册，第538—539 页。
① 《中日战争》第1 册，第83 页。
② 《中日战争》第3 册，第609 页。
③ 《中日战争》第3 册，第609 页。
④ 《中日战争》第1 册，第126 页。
第五节下诏变法在光绪帝被迫接受了《马关条约》并在该约文本上签字的当天，即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1895 年5 月2 日），由康有为联络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余名举人联名签字的以“拒和、迁都、变法”为主要内容的上清朝皇帝书正式呈递都察院，要求上达光绪帝，是为颇为有名的“公车上书”。都察院以《马关条约》已用宝为名，拒绝接受这份上书。但上书的内容却被广泛传抄和刊印，产生了深远影响。“公车上书”活动拉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接着，康有为又撰写了上清帝第三书，呈递都察院。五月十一日（6 月3 日），这份上书送到了光绪帝的手中。此时，正在为甲午丧师痛感不安、为签约用宝深怀内疚的光绪帝，亟切需要的是怎样雪耻自强之方，康有为这份上书中所详细陈述的“富国”、“养民”、“教民”、“练兵”等实施变法的具体内容，所申明的必须“及时变法”，“求人材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圉”⑤的剀切之言，引起了他的共鸣，对上书“览而喜之”，立即命令再抄录副本4 件，以1 件呈送慈禧太后，1 件留存军机待日后发交各省督抚讨论，1 件存放乾清宫南窗小箧，1 件存勤政殿以备随时“览观”①。这是光绪帝同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透过紫禁城的高高厚墙，在思想上发生接触的开始。当然，在守旧官员把持朝政的情况下，这种接触是非常困难的。20 余天后，康有为又写下呈光绪帝第四书，先后请都察院、工部等衙门代递，均遭到拒绝，表明康有为与光绪帝之间的沟通道路障碍重重。
鉴于这种情况，康有为深深认识到：“变法本原，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②于是，他把帝党官员视为靠山，同翁同龢联系密切。翁同龢早在光绪十四年康有为第一次向清帝上书时就闻知了他的名字，当光绪二十一年的会试期间，翁同龢作为朝考阅卷大臣，对康有为加意赏拔，使其考中进士。出闱后，康有为拜访了翁同龢，反复向翁同龢讲述了变法的重要性，希望光绪帝能够“力任变法，推见贤才”。翁同龢感到康有为对宫中情况不甚了解，便对他说：“与君虽新见，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姑为子言，宜密之。上实无权，太后极猜忌，上有点心赏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视有密诏否？自经文芸阁召见后，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