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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外夷”强陵的时势，龚自珍产生了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和林则徐、黄爵滋一起主张严禁鸦片；建议林则徐赴广东禁烟，“火器宜讲求”，“多带巧匠”，“修整军器”。并申明这场反侵略自卫战争的正义性质：“此驱之，非剿之也”，“此守海口，防我境，不许其入”，而不是畏缩颟顸之流诬蔑的“开边衅”①。龚自珍对鸦片战争的发展态势很有预见，据记载，直隶总督上奏请裁撤天津水师，“谓无所用，岁计费且数十万，上可其奏”。龚自珍闻知，急上书万言，“言不可撤状”，但不为所用。两年后，英国军舰果然北上攻打天津，“人始服其先识”②。龚自珍对西北边疆也十分关注，曾协助历史地理学家程同文、徐松修撰《会典》“理藩院”一门，在研究西北山川地理、部落源流的基础上，较早地提出在新疆设省，开垦移民，防止外国殖民者入侵。龚自珍的早逝，使他的抵御外侮爱国主义思想在政治思想内容中未能得到进一步发展。
学术思想龚自珍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利用了“今文经学”这个旧的形式，使之与“经世致用”相结合，成为他关心国计民生，批评时政、改革社会的武器。
龚自珍并非清代今文经学兴起的首倡者，他之前已有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几代学人。庄存与生活在封建危势渐露的清中期，再度提倡汉代应变的公羊思想，企图以此调整旧的社会秩序，但他主要还是一个经学大师，与现实政治尚保持一定距离。刘逢禄虽然强调何休的“微言大义”，使公羊学逐步和实际相结合，由此可能引申出改制变革的新意，但他们都未脱出汉代以来今古文经学传统斗争的窠臼。龚自珍自幼吮吸的是清代占统治地位的乾嘉汉学浓郁空气，但面临腐朽颓败的社会现实，他对社会的认识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从而对今文经学的《春秋公羊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封建末世的社会危机感和挽救这种危机的责任感，使他毅然离弃和抨击脱离现实的考据汉学和宋明理学，“言生平恶《周礼》”，指斥“著书只为稻粱谋”，“至竟虫鱼了一生”的迂腐学风。他认为，道和学、治，本是一体。得天下者为王，佐王者为宰、卿大夫，交租税者为民，民之有识者为士。王、宰、卿大夫与民“相与以有成者，谓之治，谓之道”，“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① 《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70 页。
② 《龚自珍研究资料集》，第342 页。
则一而已矣”①。这种把经学和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的认识，在清代今文经学中是一个新的发展。同时，龚自珍对汉代以来旧的今文经学也进行了改造和批判。
龚自珍十分强调人的作用，他批判董仲舒“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
的公羊学天人感应论，指出“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而人也是“自造”，“非圣造，非天地造”①。极力主张破除对自然现象的迷信和神秘观念，反对用今文经学对人间灾异作穿凿附会解释：“最恶京房之《易》，刘向之《洪范》，以为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建议根据钦天监中历来彗星运行的记录档案，研究其规律，撰成一书，“可以摧烧汉朝天士之谬说矣”②。他打破了由来已久的今古文经学森严门户的拘束，吸收了“六经皆史”观点，认为《易》、《书》、《春秋》等，都是“卜筮”、“记言”、“记功”之史，从而将今文学家眼中涂有神秘色彩的诸经，还原为社会历史的记载。龚自珍虽然以服膺今文经学相标榜，但实际上他与汉代董仲舒诸人已相去甚远，既不主张寻章摘句、考据训诂的汉学，也不主张以谶纬迷信附会臆说的公羊学，而是用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去阐发经世致用思想。在这个宗旨下，他又提出了朴素的辩证思想。
龚自珍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③。制度和朝代一样，都是新旧更替，不断变革的，已经陈旧过时了的制度、政令如果不自行改革，就必然被新势力强制改革所代。他引申了公羊三世说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把社会历史解释为“治世——乱世——衰世”三阶段。从经世致用思想出发，他明确指出，当时的社会是“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必须对种种丑恶黑暗的现象和制度予以揭露和改革。但是，究竟怎样改革，他却找不出明确的答案。尽管龚自珍是那个时代、那个营垒的佼佼者，但他毕竟要维护封建阶级的根本利益，这种立场的限制，就使他的辩证思想仍然跳不出封闭的循环的圈子。他说：“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只承认现象的变异而否认质的变化，因此事物最终还要回复到原始的状态。这种认识反映在政治态度上，即是一方面对腐败现象嫉恶如仇，一方面又主张“风气之变必以渐也”。在抨击腐恶、开通风气斗争中表现为勇敢的猛士，在传统儒学和封建根本伦常面前却表现得迷惘和怯懦。这样，笃信今文经学的龚自珍，晚年又“犹好西方（佛教）之书”，校雠佛经，撰《龙藏考证》等。这种矛盾交织的现象，说明他在经世致用、开辟新路的挫折中，“忽然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只好向域外去寻求一些精神安慰和解脱了。
经济思想龚自珍的经济思想，是其政治思想在经世致用过程中，思索衰世之源和寻觅救世之方的反映。
他看到了社会经济中存在的严重贫富不均现象，揭露了清统治者对人民① 《乙丙之际箸议第六》，《龚自珍全集》上册，第4 页。
① 《壬癸之际胎观第一》，《龚自珍全集》，第12 页。
② 《龚自珍全集》，第346 页。
③ 《上大学壬书》，《龚自珍全集》下册，第319 页。
血汗的无止境榨取，谴责开捐例、加赋、加盐价等政策是“割臀以肥脑，自啖自肉”，痛斥官僚大吏只知以苛捐杂税中饱私囊，致使封建社会赖以存在的农村经济严重破坏，广大农民流离失所。透过种种社会经济凋敝现象，龚自珍力图从社会财富分配方面去寻找动乱之由。他在《平均篇》中指出：“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①这里，他能够觉察到封建社会的兴衰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分配是否平均，并且觉察到由于分配不均而形成的贫富悬殊和社会矛盾，力图从经济根源上寻找皇朝治乱和新旧更替的原因，这无疑是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但是，他对造成严重贫富不均现象的进一步分析，则陷入了主观意识决定论，他把这种现象归结于“人心亡，世俗坏”，因而官吏贪污无忌，商人“皆欲并十家、五家之财”，而不可能揭示封建制度的本质。所以，龚自珍头脑中的经济改革主张只是调整贫富悬殊的较大差别，保持“小不相齐”，防止“大不相齐”，即“富贵者，天所以待王公大人君子”，统治阶级按其等级地位，应该占有较多的财富；“贫贱，天所以限农亩小人”，被统治阶级居于贫贱也是合理的，企图用调和的办法去缓和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具体到土地分配上，他在《农宗》一文中提出以西周宗法制度来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办法，将宗法组织中的成员分为“大宗、小宗、群系、闲民”4 个等级，按此进行土地多寡的分配。这种以复古的办法来解决农民丧失土地、沦为流民的现实，显然是虚幻的。龚自珍一方面对土地兼并的积弊强烈不满，一方面又苦于公羊学的空洞，在古代经书中既找不到解决实际问题的典章制度，在自己头脑中又设计不出重新规划社会秩序的有效方案，于是也像以前的今文经学家一样，只好从古文经《周礼》中向回归上三代社会那里去寻找出路。然而这是一条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不通之路。
任何先进思想家的思想都必然是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反映。尽管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但到了龚自珍时代，商品经济在中国，特别是在江南地区仍然有了某些发展。晚年的龚自珍，也由早期重农抑商思想开始向较为重视商品经济转化。他改变了商人是破坏社会经济因素的看法，提倡发展蚕桑木棉等商品原料生产，主张“且仿齐梁铸饼金”来抵制外国银元，并建议林则徐在抵御外侮的同时，发展有限的“互市”。当然，在中国社会自然经济受到外来冲击之前，龚自珍的经济思想内容是比较浮浅的，对商品经济的认识也是出于直观的现实感受。他的建立在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原则下的平均思想，其积极意义在于尖锐地揭露了这种制度造成的“贫者日相倾，富者日愈壅”的社会现象，并从经济上寻找社会危机的原因，向统治者发出了“丧天下”的严厉警告。
文学成就龚自珍的文学成就，如同其政治思想是鸦片战争前夕这个变革时期的产物一样，也以新的内容和风格在封建末世独放异彩。
他写成于南归旅途中的《己亥杂诗》，是中国诗史上罕见的大型组诗，总结了几十年来师友交游、仕宦沉浮、著书倡说的经历，也是对沿途所见社会凋敝、民不聊生景况所发的感慨。他的诗有意境清新、词语瑰丽、高言快① 《龚自珍全集》上册，第78 页。
语的特点，不过使他的许多诗作不胫而走，备受推崇的真正原因，还在于它对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