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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册)-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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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遵宪还要求各村乡成立兴学公所,做好6 至14 岁小学适龄幼童人数的调查工作,选择好办学处所,必要时可借用乡村神庙佛寺,扩大小学入学人数。其目的“系专为大局计,专为将来计”④。为解决“有心向学之士,现在年既长成者无地就学”的困难,黄遵宪还打算设立补习学堂,“兼综各科而择行之”。对那些偏僻闭塞的村邑,黄遵宪提出开设讲习会的设想,“略仿专门学校,俾分科肄业,以期速成”⑤。
  黄遵宪生命的最后几年,正是中国革命与立宪之说开始进行激烈论争的时候。他曾抱着中国应“以立宪为归宿”的信念投身于戊戌变法运动。变法失败被放归数年后,他的信念依然“未改”。然而,他既对当时盛行的“立宪之说”“缄閟而不敢妄言”;又对“提倡革命、主持类族”,“闻之而不以为妄”。黄遵宪持这种态度,是因为他认为,“必有此数说者各持戈矛,互相簧鼓,而宪政乃得成立”①。
  在对待中西学问题上,黄遵宪指出:“中国旧习,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他主张“中国固有之学”要在“大开门户,容纳新学”,“互相比较,互相竞争”②中加以发扬光大。晚年,他把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供养案头3 年,还阅读了严译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名著《原富》和《名学》③等。
  光绪二十七年(1901)《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慈禧太后宣布实行“新政”,以遏止革命运动的兴起。黄遵宪对“新政”曾抱有幻想,“私谓我目的庶几可达矣”。然而事实很快令他失望。次年,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⑥ 《文学大纲》(4),商务印书馆1927 年版,第611 页。
  ①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② 黄遵宪:《敬告同乡诸君子》,梅州市博物馆藏手稿。
  ③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④ 黄遵宪:《敬告同乡诸君子》,梅州市博物馆藏手稿。
  ⑤ 《敬告同乡诸君子》,梅州市博物馆藏手稿。
  ① 《敬告同乡诸君子》,梅州市博物馆藏手稿。
  ②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③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今回銮持一年,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括之款,所娱乐之具,所敷衍之策,比前又甚焉。辗转迁延,卒归于绝望。”④他还表示:“今日当道实既绝望,吾辈终不能视死不救。”他以为挽救的宗旨、方法和策略,“当避其名而行其实”⑤。黄遵宪在伦敦曾染上了肺病,光绪三十年底(1904),病情加重,他作《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诗,写道:“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举世趋大同,度势有必至。”⑥他断言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势必取代封建帝制,中国将如睡狮惊醒。
  光绪三十一年(1905)初,黄遵宪知道自己的病“在今日医术中,尚无治疗之方”,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表示:“余之生死观略异于公,谓一死则泯然灭耳。然一息尚存,尚有生人应尽之义务。于此而不能自尽其职,无益于群,则颓然七尺,虽躯壳犹存,亦无异于死人。无辟死之法,而有不虚生之责。”①黄遵宪临终前的这段话,可以说是他对自己晚年生命价值的评价。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1905 年3 月28 日),黄遵宪病逝于故乡。④ 《黄遵宪致严复书》,吴天任:《清黄公度先生遵宪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⑤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⑥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1985 年版,第178 页。① 《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1075 页。
  第二十章张謇第一节从状元到资本家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江苏通州(今南通)人。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853 年7 月1 日)出生于一个富农兼小商人家庭。5 岁就读于乡间私塾。16 岁考取秀才。19 岁以后热衷于攻读桐城派古文和宋儒著作。
  同治十三年(1874),因家道中落辍学。22 岁的张謇前往南京投奔原通州知州孙云锦,在孙所负责的江宁发审局任书记。当时南京有几个大书院,山长都是国内知名学者,张謇经常向他们请教“治经读史为诗文之法”,其中尤以凤池书院山长桐城派大师武昌张裕钊对他影响最大。光绪二年(1876)夏,张謇应庆军统领吴长庆邀请,前往浦口入其幕府,是为他政治生涯之始。光绪六年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见。张謇随同前往,在京师结交袁昶等名士,见闻渐广。同年冬,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随庆军移驻登州黄县。当时边疆危机已渐趋严重,日、俄加强侵略朝鲜,意在染指中国东北。光绪八年(1882),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张謇随庆军从海上疾趋汉城,协助朝鲜国王恢复统治,暂时杜绝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口实。他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斗争中增长了阅历,并且以处事冷静而又干练受到赞誉。他曾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反抗侵略,对外持强硬政策。
  吴长庆、张謇的建议受到南派“清流”首领潘祖荫、翁同和等的赏识,但却受到对外主张妥协的李鸿章等实权人物的冷遇。吴长庆于光绪十年(1884)奉调回国,驻防金州,不久郁郁病故。张謇离开庆军,基本上结束了长期寄人篱下的游幕生涯,重新致力于科举考试。
  张謇于光绪十一年前往京师参加顺天乡试,以第二名中举,时称“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声名渐著,成为“清流”着重延揽的对象。但此后四次参加会试均遭蹉跌,这不能不使张謇为之心灰意懒。他回顾自己从同治七年(1868)到光绪十八年(1892),总共25 年的时间,经县、州、院、乡、会等各级考试20 余次,其中仅直接消磨在考场中的时间就有120 天之多,结果无非是供考官“喜怒而寒燠之”。失意之余,他把自己多年所用的一套考具也丢掉了。
  但是,这些年张謇也不是毫无作为。光绪十三年(1887)曾随孙云锦赴开封府任,协助治河救灾,并拟订《疏塞大纲》。光绪十四年(1888)以后,又曾应聘主持赣榆选青书院、崇明赢州书院,讲学著述之余还兼事县志纂修工作。同时,张謇又开始了“经营乡里”的活动:一是办理通海地区的花布减捐;二是提倡改良和发展蚕桑;三是协助筹办滨海渔团,防范法国侵略者从海上侵犯。他明确提出“欲固国必去厘捐”的口号②,并且主张改良农业、采用机器和集资兴办公司,说明他已初步具有维护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倾向。同时,通过这些活动,张謇与通海地区的花布商、典商、木商、烟商、纸商、洋药商和一般中小地主及富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正是这些人,以后②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成为大生纱厂创办时期的主要支持力量。
  光绪二十年(1894)春,张謇奉父命再次进京参加会试,一举高中一甲一名,循例授翰林院修撰。不久,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民族危机促使帝后两党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和为首的“清流”拥戴光绪帝,好发主战议论;其主要抨击目标为畏日如虎的李鸿章,实际上都是借以冲击主和的后党,企图为虚有“亲政”其名的皇帝争取若干实权。名噪一时的新科状元张謇,由于历史渊源和政见相近,很快就成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九月,他单独上《推源祸始防患未来请去北洋折》,悲愤陈言:“试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但能漫为大言,。。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①在对李鸿章罪行的愤怒谴责中,洋溢着强烈的爱国精神。但是,“清流”们的激昂议论往往流于迂阔的空谈,提不出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他们自身缺乏实力作为后盾。正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之际,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举办通海团练,以防御日本海军随时可能对长江下游的侵犯。张謇认真组织训练民团,曾起草《海门团防营制》、《民团续议》等条例文件,还写过一首《通海劝防歌》。歌词以通俗的语言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残暴罪行,激发人们奋起保卫乡里,鼓舞练勇战斗信心。但由于清廷很快就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通海团练未及接受实战检验便半途而废。
  张謇愤于清廷的“昏聩”,同时又深忧外资于内地设厂,将会导致“尽撤藩篱”、“喧宾夺主”的恶果,因此产生“实业救国”的思想。他在光绪二十一年夏为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比较明确地主张:尽速讲求商务、工艺、采取保护政策,各省设立商务局、工政局,提倡招商设局、建立公司,以谋抵制洋货倾销。他认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应该奉行“商办官助”的方针以发展民族近代工业。次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和在籍前国子监祭酒陆润庠、在籍前礼科给事中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丁立瀛在镇江无所作为,可是张謇与陆润庠却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这就是清末流传一时的“状元办厂”的故事。大生纱厂最初确定是商办,筹集资金十分有限。张謇无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寻求援助,请领“官机”折价作为“官股”,以求解决集资难题。所谓“官机”共4 万余纱锭,原系张之洞于光绪十九年(1893)为湖北南纱局向地亚士洋行定购,闲置堆放在杨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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