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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受奴役的太久，思想上转变不过来，只有劳动党去教育他们是不够的，也是不深刻的，必须有别人帮忙。名谦在对待国民党权力斗争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看他起朱楼，看他宴宾客，看他楼塌了。”蒋介石用子弹和刺刀教育了国民党左翼党员，也教育了无辜群众，血的事实证明，那个看起来讲民主的蒋光头是会开枪的，是民主无量的。当然，这些对于小资产阶级和半资产阶级来说无关紧要，反正杀的又不是我，这些人在四大家族的买办统治下将会被金圆券榨干最后一滴血汗，会被逼到绝境，最后他们才会明白买办资产阶级在中国所走的道路是一条独裁、奴役、卖国的道路，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阶级除了反抗别无他途。
这个结论不是劳动党说的，而是国民党做的，劳动党仅仅是预见到这个结局，并在瓜熟蒂落的那个时刻结束这一切的悲剧，接过这个国家的重担，仅此而已。在此之前，蒋介石仍是唯一的领袖，一个名义上统一的中国，总好过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
劳动党支持蒋介石在台上，并不是因为他多么好，而是这个人至少是个民族主义者。名谦用义气的名义向蒋公表示忠心也仅仅是基于夏虫不可语冰的逻辑——如果你跟他说我支持你是为了统一全国驱逐列强，那么他一定会想，打完了你小子就该灭我了吧。
蒋介石清党，自然是民心丧尽，劳动党救助难民，反而赢得了不少社会舆论的赞同。对于这件事，当时的大公报发了社论，称蒋介石的清党是首恶不办，胁从必问，暗指其放过高层的左翼和劳动党，却对无辜平民和工商界人士胁迫勒索。不仅如此，大公报秉承“文主武从”的观点，大骂老蒋军人参政，搞独裁，就差在他左脸写个军字，右脸写个阀字。
蹬鼻子上脸啊！蒋介石完全气疯了！劳动党的党报都没有骂我，你一个标榜中立的大公报给我这么骂，你这是打着灯笼进厕所——找死呢！蒋公一怒，马上就召集军官开会，要把大公报查封了。军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说话，大公报可不是那么好封的，倒不是他有什么达官显贵的势力，而是这份报纸代表了一种态度，新闻独立的态度。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办报，“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简单的来说，这帮人就是一群读书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们代表的就是话语权，一种居高临下指点江山的话语权。
蒋介石的班子面面相觑，谁也不肯说出半句话来。文人这种东西可不好得罪，宋仁宗在位之时祸国殃民，仅仅是因为善待文人，便得了个仁宗的谥号；清雍正皇帝在位勤政十余年，仅仅是因为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得罪了文人，便被骂的狗血淋头，野史中弑父奸女无恶不作。
“委座！”陈诚压低了嗓门说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我们要他们闭嘴，用强恐怕不妥，不如打一个大胜仗，党内党外舆论自然闭嘴。”
蒋介石余怒未消，怒道：“娘希匹！怎么说？”
陈诚支支吾吾，又不好说出屏退左右这种话，沉声道：“我们打下徐州，党内自然畏服，徐州得手，山东在望，早年北洋军阀在山东杀戮甚重，不得人心，这样一来天下易主，那些文人不得不服。”
蒋介石闻言脸色稍缓，点头道：“好！好！好！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辞修好见识。诸位！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诸君奋发努力！”
何应钦率先起立敬礼，表示尽忠竭力，死而后已。其余各部将领也都纷纷表示，誓师北伐，不负期望。
天下大乱！
1927年初的政治形势实在是混乱。蒋公清除政敌，另立中央，把鲍罗廷和苏联顾问赶走了。这其中伤的最深的自然是现任“国家主席”汪精卫，本来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南北夹击江山变色，现在突然间出一个南京政府，劳动党宣布支持“中央”态度暧昧。两家变成四家，眼看这一桌麻将都够数了，北伐的事情自然是没人理会的。
苦了冯玉祥啊！
汪精卫拉上鲍罗廷，磨刀霍霍准备向南京方面动手，蒋介石抄起刀子准备接招，冯玉祥就惨了，原来是群殴奉系军阀，准备出潼关进河南，现在南面的战友大眼瞪小眼不动弹了，自己被张昌宗、张作霖、孙传芳轮流吊打。这谁受得了啊！
倒戈将军一再谴责，国民党内部也都看得明白，现在还不到分赃的时候，几个大人物一合计，“搁置争议，共同北伐”。宁汉两个“中央政府”分别北进，蒋介石亲自到长江以北督战，含义其实很明白，先入关中者为王。武汉的汪精卫也不甘示弱，唐生智北进郑州，与冯玉祥遥相呼应。
中原战云密布，徐蚌会战正式打响。
蒋介石将自己的前途命运押到徐州自然不是一时头脑发热，他的王牌就是此时已经齐装满员的第七军三个重装步兵师，叫师不叫旅，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些部队都配齐了1921劳动党向苏联争取却被放了鸽子的大炮，不等不靠，自力更生，每个步兵师装备48门，一共144门“二师兄”，这是劳动党柳州兵工厂能搜罗到的全部产品。144门是个什么概念？奉天兵工厂当年的火炮产量才是150门。与张作霖那些山炮、野炮、加农炮相比，劳动党的大炮只有一种，数量也不如奉军，但胜在自己设计制造，弹药供应简单，药包通用。
对于火炮的发展名谦早就画好了科技树，75…105…150…203，除此之外不允许有其他的压制火炮口径，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证明了这个划分方法的高瞻远瞩。这是后话，眼前奉军还没有这个福分，徐州方面只有孙传芳独自承受人民军的怒火。
本来劳动党在蒋介石清党另立中央之后一直持观望态度，第七军去留不定，结果张作霖做了一件颇有争议的事情，他派兵抄了苏联大使馆，将劳动党北方局连根拔起，负责人李大钊入狱。张作霖这个决定可谓是非常大胆，如果没有证据，这简直就是视国际规则于无物，几乎一定会陷入被动局面。但是苏联人实在是太不争气，大把大把的证据完全摆在明处，党员明目张胆的开会，连掩护都没有。奉军从苏联大使馆抄走七卡车文件，其中包括“军事秘密之侦探”和“苏俄在华所用经费”两项，铁证如山的证明苏联卷入中国内战，从事间谍活动。张作霖将证据汇编为苏俄阴谋文证汇编，广为刊发，苏联方面自知理亏，未敢进一步追究。
怎么处理李大钊却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张作霖何尝不知道，别的不说，一个北大教授的身份就让无数知识分子为之求情，其中不乏社会名流和北洋政府中的头脸人物。张作霖心中打鼓，便给各个战区的司令发电，其中除了阎锡山没有回电以外，包括张学良等大部分将领的态度都是杀！张大帅还是犹豫了，李大钊什么人，劳动党创始的二十多名党员，他的学生占了大部分，其余的也都关系密切，可以说，整个劳动党的高层就是李大钊教授教出来的，杀了李大钊，劳动党就绝不会放过他。张作霖一不做二不休，将李大钊等二十人全部处决。
可想而知，名谦视之如师，孙璇视之如父，李大钊之死对劳动党的打击有多么大，由于北方局全军覆没，消息在李大钊死后才传到根据地。劳动党像被捅了马蜂窝一样，原本迟疑不定的态度瞬间被报仇的声音掩盖，中央局怒而兴师，第七军渡过长江，红了眼睛要找奉军算账。
张作霖此举直接坑惨了徐州前线的孙传芳。
徐州，地处中原，交通枢纽要道，不可不守却又无险可守，徐州虽为平原地区，但是，其地理位置特殊，南距南京300公里，西距郑州300公里，北距济南300公里，东距出海口连云港200多公里。如从北往南打，突破了徐州就等于打开了南京的门户，如往北打，突破了徐州就等于打开了北京的门户。就在劳动党得知李大钊遇难的第二天，张贯一带着人民军突破淮河一线，“二师兄”的表现非常抢眼，徐蚌地区一马平川，孙传芳的火炮主要是沪式山炮与仿制的日式山炮，当时都已经落后，最大射程只有“二师兄”的一半，一开战就被死死压制。只要对方阵地上有闪光、烟雾，人民军观察所就会立即召唤炮火，孙传芳仅有的炮兵火力被打得生活不能自理，根本没有余力去支援步兵。
孙传芳仅用了三天就丢掉了徐州门户蚌埠，全军上下被人民军的炮兵打成了惊弓之鸟，直系军队只要听到、看到、闻到炮弹的气息就会乱成一团，像没头苍蝇一样乱跑。此时指挥撤退的正是孙传芳的爱将孙馨远，三天的战争仿佛让这个中年人老了三十岁，要说人民军炮兵对前线目标打得准，那也就认了，现在自己架起三座浮桥逃跑，炮弹长了眼睛一样往这飞，难道人民军都有千里眼不成？！
人民军当然没有千里眼，负责提供目标信息的正是人民军侦察部队，在实战中，人民军侦察兵渐渐分成了两种功能，前沿侦查与纵深渗透，孙馨远碰到的正是罗三炮率领的渗透侦查排，这支精锐小分队带着一台刚刚从美国进口的无线电台。虽然劳动党还不能生产真空管，但钱壮飞等人的坚持还是让瓦良格公司弄到了这些新鲜玩意儿，罗三炮领到了一台宝贝疙瘩。
孙馨远舍不得他的大炮，严令抵抗，争取时间撤走炮兵，然后把桥一炸，隔着淮河对峙，形势会好上许多。现在，水柱冲天，硝烟弥漫，整个滩头都已经被烟雾笼罩——劳动党的炸药不太过关，烟雾太大。孙家军官不见兵兵不见官，行军秩序已经完全被打乱了。
“长官，这里太危险了，请你速速过河！”孙馨远的副官扑在长官身上，歇斯底里的在他耳朵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