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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朱棣的血管里，天生流的是战士的血。他特别喜欢骑马，喜欢追求那种风驰电掣般的快意。他平时性格随和，喜怒不形于色，但只要他跨上战马，就有了一种莫名的冲动和兴奋。
在操练中，身边的卫兵都吃够了他的苦头，总是以他们被修理得不狼狈不堪而告一段落。当然，他知道自己的身份，让他们有所顾忌，自己赢的也不过瘾。他希望有一天，能有一个真正的对手，让他打个痛快。
这样的机会什么时候能有呢，也许只有蒙古人才能给吧。
除了学习作战指挥，朱棣兄弟还要学习作战的后勤供应，如何有效运输粮草，救治伤员、筹措军费等等。白天训练完毕之后，尽管相当疲劳，朱棣还是要抽出时间，在灯下研读兵书，学习古人的智谋。
朱元璋是一个看似豪爽大气，实则自私阴险的人，他对人从来都是表面上豪爽，背地地使坏。表面上和你无话不谈，推心置腹，转过身就能把你的话作为罪证，并借此把你送上断头台。对于身边掌握兵权的将领，朱元璋是发自内心地不信任。因此，他就特别重视收养义子，希望用这种特殊关系来约束核心大将。他先后收的义子多达二十多个，和自己的亲生儿子数量差不多。李文忠明明是朱元璋的亲外甥，为了表示自己的所谓恩典，他还是要收其为义子，当然，如果自己的亲生儿子都逐步成长起来，义子们就可以像卫生纸一样扔到一边去了。
即使是对待二十六个亲儿子，朱元璋的偏心也是很明显的，他全面培养朱标的各方面能力，让最好的学者充任太子太师，把太子一直留在京城。却只要其他几个儿子做好军人，为大哥守卫边塞，给大哥当枪使。也许他想不到，会有那么一天，这把枪生气了，掉转了枪口，刺向了本来应该保护的人。
军事训练，并不是朱棣兄弟生活的全部。
朱棣和他的几个兄弟，还经常微服走入农家，体察农民劳作的艰辛，认识淮河水势的无情。也理解了当时父亲为什么会出家，为什么能造反，为什么能不可思议地实现从社会最底层到权力最高处的乾坤大挪移。
朱棣发现，自己骨子里是一个随性的人，喜欢大碗喝酒，喜欢和人高声说笑，也喜欢骑着马出去兜风，不希望被约束。
有一次，朱棣一行人骑马返回驻地的途中，看到路上有几个小贩在摆摊买水果，他手下的亲兵给朱棣建议，干脆把这些水果抢了算了，反正也没人知道是燕王做的。
朱棣一听，并没有发火，而是掏出身上的大明宝钞，告诉亲兵：“你过去买就是了。”
亲兵买来了水果，朱棣坐在路边和士兵们一起分享。他给大家讲述了朱元璋教育自己的话：“父皇曾告诉我：百姓财力俱困，不可拨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在安养生息之而已。”
那个曾经建议打劫的亲兵，可以说是无比羞愧，恨不能在地下找下缝钻进去。从此，朱棣的部下更加约束自己，生怕受到这位皇子的处罚。
朱棣年级轻轻，倒很有表演天分，可惜那时候没有电影这门艺术，不然他完全可以和安吉丽娜朱莉齐名，好莱坞也要被两个姓朱的控制了。
第157章 王叔吊丧莫入京【7】（）
朱棣兄弟们在凤阳读书、习武，作秀，远离了京城的是是非非，但是，无形的失落感又涌上了心头。
一是新婚妻子不能守在身边，他一年也回不了南京几次。虽然徐小姐不是自由恋爱的情人（那个时代还没有这个概念），但她却具备了当时男人对好女人的几乎一切要求，温柔贤惠，举止得体，持家有方，不干涉丈夫的公务。这么快就要离开了，年轻的朱棣真是相当舍不得。
二是一出生就决定的命运，因为晚生了几年，本来亲如手足的兄弟，现在却有了严格的尊卑贵贱之别。朱棣永远也忘不了，朱标被册封为太子时，他们兄弟几个都要跪倒磕头的情景。他觉得虽然大哥值得依赖，但让手足兄弟行这样的大礼，实在有些屈辱，而且这样的屈辱随着年龄的增长，将会更加重严重，更会让他不舒服。
洪武十一年八月，成婚两年后，朱棣和徐王妃有了第一个孩子，朱元璋给孩子取名朱高炽。
朱高炽仅比后来被立为皇太孙的朱允炆小一岁，儿子的到来，又让朱棣尝到了初为人父的喜悦，更多了一分父亲的责任感，尽管他只有十八岁，按今天的观点，他自己都是个孩子。
虽然不能马上去北平就藩，朱棣已经开始做准备了。
他吩咐自己的表哥李文忠，对北平的城防和建筑进行维修，为自己在不远的将来进驻做好准备。李文忠虽然论辈份是朱棣的表哥，但其实只比老朱小十一岁，比朱棣大二十一岁。
也许是李文忠对自己这个表弟的话太当回事了，也许是自己有在建筑业成名的潜意识，李文忠同学这可是撸起袖子真抓实干。他抽调了上万名士兵，对北平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改造。
北平在元朝时就是大都，是国家的首都，但城墙居然还是土墙，绕北平城墙一圈有五十五里，仅在外层包砖，就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四面城墙全部加高，在九个城门上，重新修整了垛口和箭孔，总之，考虑到和蒙古人打持久战的需要，一切都用最高的标准和最严格的要求进行。
李文忠对于工程质量相当满意，认为是自己的又一杰作。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由于他的辛勤工作，给大明王朝留下了深重的祸患，导致了严重的、灾难性的后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历史的走向，这恐怕是他做梦也没想到的。
朱元璋也在为皇子就藩一直准备着。洪武十年正月，老朱宣布，增加三个藩王：秦王、晋王和朱棣的军队。燕府原有燕山护卫军1364人，再增加到金吾左卫2263人；两个哥哥的亲兵，规模也都扩大了一部以上。
洪武十一年，21岁的秦王和20岁的晋王接到圣旨，于五月初四从南京出发，前往各自己的封国。离开的人踌躇满志，离不开的人心情却失落。对于朱棣来说，毕竟已经十九岁，自己最佩服的唐太宗李世民，这个年龄已经统率唐军太原起义，攻打天下了，自己还得在凤阳做简单的军事训练。
李世民在登基前是秦王，并且担任了尚书令，如今朱元璋把老二封做秦王，又把他放到西安，让其执掌重兵，难道真的不担心吗？
别忘了，朱元璋可是在战场上摸爬滚打了近二十年，才一路打到皇帝宝座的，这和唐高祖李渊靠三个儿子打天下大不一样，他有这个信心，能够控制自己的儿子们。而且这个秦王和李世民相比，无论是天赋还是努力程度，都差了几十条街。
元顺帝妥懽帖睦尔逃到漠北之后，每每想到祖祖辈辈经营了近百年的首都让当年的小叫花子攻占了，先祖忽必烈修建的皇宫成了朱棣的燕王府，心里那时说不出的痛。已经习惯了一线城市生活的北元贵族，很不适应在荒漠中的单调无聊缺乏夜生活的痛苦，都一心想打回来。
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能等到报仇的机会。洪武三年，元顺帝就带着复国未酬的深深怨恨，和这个世界说再见了，其实他的正式庙号应该是元惠宗，顺帝是他死后，我们伟大的太祖朱元璋封的。
朱元璋很厚道，为了表扬妥懽帖睦尔当年不做任何抵抗，就从大都逃走的明智行为，指出这是是顺应天命，就赠给了这个蒙古皇帝一个顺帝的称号。长子爱猷识理达腊继承皇位，是为元昭宗。
昭宗统治时期，除了北元朝廷的中央军之外，蒙古最主要的军事力量，可以分成三大部分：首先是由王保保（这是个“汉奸”，蒙古名为扩廓帖木儿，被其舅察罕帖木儿收为养子）的十余万军队，占据山西、甘肃一带，直接威胁太原和西安；其次是丞相纳哈出，手下有步骑兵二十余万，盘据辽东，威胁长城沿线；第三是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拥有十余万军队，控制了西南边陲的云南。
在朱棣的两个哥哥就藩的这一年，元昭宗也去世，元益宗脱古思帖木儿继位。
在洪武初期，北元对于明朝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北平一带。而主要是来自西北，1375年王保保死后，这个威胁也大大降低了。不过，让秦晋二王先就藩，从顺序上讲也是很自然的。
而且，朱元璋觉得老四还年轻，需要在凤阳历练，不用急着去北平。朱棣虽然失落，也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好在等待的时间并不长。
就在这时，朝廷发生了一个大变故，有明三百年及至中国历史的走向也受到重大影响，并直接影响到了朱棣就藩的前景。
洪武十三年正月，大明第二把手、丞相胡惟庸从地球上消失了，从此，中国再没有丞相，没有人有福气也有资格再当。乔丹从芝加哥公牛队退役之后，他的23号球衣也就退役了，没有人有福气也有资格再穿。不过，这两者的性质可不一样。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丞相永远载入史册，好像是个光荣的事情，可事实呢？
如果胡惟庸生前工作做得太好，贡献实在太大，他的死对于大明帝国实在是个无法挽回的损失，没人和他一样优秀，所以没人有资格再当丞相，于是朱元璋让这个职务退役，以示纪念，这才和乔丹的性质类似。
但事实恰恰相反，不是胡惟庸做得太好，而是他做得实在太差，因为这个胡惟庸是作为罪犯，被大明最高统治者朱元璋干掉的，而不是积劳成疾，倒在工作岗位上的。让朱元璋觉得已经到杀他的最佳时机了。
一个罪犯的死，先后连累了三万多人一起被杀陪葬，到底是悲剧还是喜剧？应该说这个罪犯人际关系太好，还是执法者打击面过宽大？
给胡惟庸定的罪名是“私构群小，寅缘为奸，或枉法以惠民，或阻政以诬贤”。问题是胡惟庸的问题不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