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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智慧-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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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石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和买办地主阶级的忠实走狗,成为革命的凶恶敌人。

当时,在北方还存在着张作霖军阀集团,他们已经出兵向武汉进攻。而
在东南,蒋介石集团又以武力与武汉政府相对立,并与四川、广东军阀相呼
应,从东、南、西三方面对武汉实行包围。应继续北伐,还是应首先东征?
这是摆在武汉政府面前亟待回答的问题。周恩来认为,蒋介石政变后,已经
成为反动营垒中的首要的人物,其军事力量对革命已构成最重要的威胁,应
乘其在东南羽翼未丰,迅即出兵讨平,再继续北伐。

4 月15 日,周恩来在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上,力主武汉方面武力讨
蒋,并断言:“五万精兵一月即可削平”。对于武汉方面犹豫不决,周恩来
十分不满。4 月16 日,在中共特别委员会议上,周恩来气愤地说:军事上,
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而主张先北伐,并怕老蒋军事力量太
大,完全自己站于弱点,是很不好的。照我们观察,对于老蒋军队并不无法,
且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提出抗议,要求
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

此后,周恩来又起草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与赵世炎等联名发出,要求迅
速出师讨伐蒋介石。其中指出:“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
预备长期,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如此,即使
武汉北伐,能直捣京津,而蒋之政权已固,继蒋而起者亦将大有人在,日帝
国主义在北方亦未尝不可与国民政府成直接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武汉政府
应下决心讨蒋,迅速出师,直指南京。

周恩来还以其军事家的战略眼光,冷静分析了双方军事态势。认为,攻
占南京,有相当把握。“在安庆有三军二师与芜湖七军隔江相持,二、六军
之一部闻已退至安徽,可任侧面攻击。七军不过万人。陈调元仅四团,且在
前敌不易调回。芜湖如下南京必震动,蒋能直接使用之军队仅五个师,但一
师、二十一师薛、严走后,战斗力已失泰半,现改驻镇江、苏州;二师久败


之师,现驻昆山;在南京者仅为三师,十四师,如何能抗东下之兵?四十军
已一半渡江,余者未必尽为蒋助。十七军为蒋牺牲于杨州,隤大。二十六军、
十四军都有反蒋愿望。南京一失,苏、沪可不战自定。”

由此,周恩来得出结论说,“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于
暴动后,已曾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
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周恩
来强调,对“东南军事工作,必须有计划、有名义;有负责人、有密函,方
能使左派军官相信中央政府”,以击退反动派的进攻。

周恩来提出的这一建议,指出了当时武汉政府所应确立的主要进攻方向
和打击目标,体现了擒贼擒王的军事谋略,是挽救时局的重要主张。但是,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的领导者却拒绝了这一建议。武汉政府决定继续
北伐。后来又发生了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
于失败。


操刀必割执斧必伐——发动“八·一”南昌起义

《六韬·文韬·守土第七》写道:“太公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
执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贼人将
来。”时机是军事活动的命脉。抓住时机,果断决策,方能把握军事斗争的
主动权;犹豫不决,当断不断,不仅会坐失良机,还会暴露意图,以至受制
于人,功败垂成,而怀终天之恨。操刀必割,执斧必伐,是鲜血凝成的古训。
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 年),李渊亲率甲士三万进攻长安。中途遇强兵阻
击,时大雨如注,粮草匮乏,道路崎岖,无法继续前进。李渊一筹莫展,反
复犹豫后,准备退兵。李世民劝阻道:现正值秋收,遍地为粮;敌方外和内
争,有隙可取。我师兴义救民,应先入长安,号今天下。今遇小敌,尚未交
战,匆匆撤兵,全军失望,退守亦难自保,还盼三思。李渊不听。李世民遂
在帐外嚎陶痛哭。李渊召问何故,李世民答曰:“今举义兵,进则得民心必
胜,退则失民心必散;我散于前,敌攻于后,全军覆没,岂能不悲乎?”李
渊说:“然则依尔所言。”不久天晴,粮草又到,全军奋勇克敌,大获全胜,
渡黄河面入关中,占领长安,奠定了唐朝的基础。

周恩来在其军事生涯中,十分注重运用操刀必割的谋略,在一些重大的
历史关头,审时度势,断然决策,表现了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雷厉风行的
军事素养,因而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业绩。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决定发动武装起义,
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临时中央常委会于7 月中旬作出决定,在
江西南昌组织部分党掌握和影响的北伐军实行武装起义。根据中央决定,组
成了由周恩来为书记,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参加的起义前敌委员会。
周恩来赶赴南昌,迅即开始了准备工作。参加起义的部队有:贺龙率领的国
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师、朱德原领导
的第三军官教育团等共计3 万余人。当时,驻守在南昌的敌人,共有6 个团
又2 个营,兵力1 万余人。这是难得的起义有利时机。前委决定,起义于7
月30 日晚发动。

就在这关键时刻,中央代表张国焘于7 月29 日发来密电称:暴动宜慎重,
并要求无论如何要等他到方能决定。30 日晨,张国焘赶到南昌,前委举行了
紧急会议。张国焘提出,起义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
应该征得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准备工
作亦已基本就绪,张国焘这一主张立即遭到周恩来等前委成员的反对。李立
三说:“什么都讨论好了,哈哈!哪里现在还讨论。”其他委员也说:暴动
断不能迁移,更不可停止,张发奎已受汪精卫的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
划。更重要的是我党应站在领导的地位,不能依赖张发奎。张国焘称,这是
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必须尊重。周恩来十分生气,把桌子一拍说:“国际
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
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吧!”会后,有人主张把张国焘绑起来。周恩
来制止说,张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绑呢?

前委正在就起义问题争论时,同民党反共活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汪
精卫、孙科、张发奎、朱培德等在江西庐山召开会议,议决:严令在南昌北
伐军贺龙、叶挺部限期撤回九江;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

31 日晨,前委继续开会。张国焘又提出新的问题,他主张,如果发动起


义只能作为“兵变”,不要发表宣言和政治纲领,以免引起注意。起义后偃
旗息鼓,退回广东。周恩来反驳说,这是我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怎么是
“兵变”?起义后,我们要与国民党左派共同组成革命委员会,不发宣言和
纲领怎么行?张国焘说,修改宣言需要时间,起义只能再等一等。周恩来斩
钉截铁地说:“宣言由我来改!”张国焘无奈,只得服从前委多数的决定。
起义确定在次日凌晨4 点。

当晚,各项准备就绪。忽然,有人报告,第20 军一名营副向敌人告密。
当此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断然决定,起义提前两小时发动。8 月11 日凌晨
两点,枪声骤起,南昌起义终于爆发了!起义军以精确的战术动作,控制要
点,解决顽敌,经过4 个多小时激战,歼敌3000 余人,胜利占领了南昌城。
前委以宋庆龄等名义发布了由周恩来改定的《中央委员宣言》,指出:“武
汉——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
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号召一切革命者团结一致,“继
续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而奋斗”。

南昌起义是中国现代军事史上的伟大事件。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
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开始了中国
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周恩来出色地领导了这次起义,其军事
思想与业绩,在中国军事理论宝库中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以石投卵避实击虚——指挥第四次反“围剿”

《孙子兵法》云:“兵之所加,加以石投卵者,虚实是也。”“反之形,
避实而击虚”。《晋书·温峤传》曰:“今之进讨,若以石投卵耳。”《淮
南子·要略训》称:“避实就虚,若驱群羊。”虚实是中国古代兵法上一对
对立统一的范畴。以虚击实,犹若以卵投石,必败;以实击虚,犹若以石投
卵,必胜。劣势之军,要战胜优势之敌,就要以客观条件为基础,充分发挥
主观能动性,避实击虚。若此,方能如疱丁解牛,游刃有余,稳操胜券。

1933 年二三月间,蒋介石调集四五十万兵力,分三路对中央苏区发动第
四次“围剿”。其左右两路军负责“清剿”和防堵,中路军十余万人在总指
挥陈诚率领下直入中央苏区,试图寻红军主力决战。

此时,中共党内“左”倾错误的领导者,通过宁都会议,取消了毛泽东
对红军的领导。为了进一步贯彻其军事冒险主义的错误方针,临时中央和苏
区中央局,要求红一方面军强攻敌人重兵防守的南丰城,以先发制人的作战
行动,粉碎敌人的“围剿”。

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和总司令朱德等认为,进攻南丰是以己
之所短,攻敌之所长,因而一再电请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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