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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生产的形式。其产品大部分应该由手工业合作社或者手工业者根据原有的
市场联系和新的市场需要，自己推销。第三，注意某些手工业在手工艺方面
所具有的特殊性质和历史传统，在合作化以后，必须使它的工艺水平更加提
高，优良的历史传统能够保存下来并且得到发扬。有些特殊好的手工业和手
工艺业，如果一时不易组织合作，就让他们单干。上述思想，周恩来在1956
年1 月30 日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9 月党的“八大”会议上，都作过详
细的阐述。
上述思想，既体现了周恩来一贯的科学的求实精神，也反映了他对发展
中国手工业及手工艺的胆识与智慧。
“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周恩来多次呼吁要保护和发展传统手工业和手
工艺，要保持自己的特点，机械、手工不能偏废。1966 年夏秋，广州交易会
展厅里展出了许多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工艺品，如山水风景、花鸟虫草、古
装人物、古仕女图等。当时云集广州的全国许多地区造反派声言要到广交会
展厅去“破四旧”。对此，周恩来指示，在广交会门前张贴国务院布告，保
证广交会正常进行，不准冲击广交会。周恩来还派廖承志等来临广交会做造
反派的工作。经过多方努力才制止住造反派冲进广交会。
1967 年春季广交会遇到了同样的麻烦，军管会控制不了局面。4 月14
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林彪，指出：“考虑到目前各院校和机关造反派多
忙于内争，因而影响了广州交易会各公司、各馆的内部领导，并与地方各造
反派形成派别（这种情况，现在北京大中学校和机关亦已出现，中央文革正
在讨论此事），如不立即劝阻，对明（十五）日开幕，极为不利。”为保证
广交会顺利开幕，他飞赴广州作说服工作。
1972 年4 月9 日，他在接见交易会代表时，针对“文化大革命”对传统
手工艺产品出口的破坏，十分痛心他说：“过去能搞的，现在为什么搞不出
来？我对此非常难过。”中国人民有传统手工艺，时间长，要保持自己的特
点，木刻，象牙划，这些好的传统很难学，带徒弟要好多年才能培养出来，
这个东西没有人与我们竞争嘛！但是都被极左思潮打掉了。”他认为手工业
都组织起来，不仅可以发展城市里弄家属工业，农村也可发展，生产发展了，
收入也可增加。他说，手工艺反映着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杰出才能，不管多精
密的产品，最后一道工序还是要手工，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核试验、卫星
上天，越是精细的，最后都要现场进行不止一次的检查。他要求尽快恢复与
发展传统手工艺产品的生产与出口，“应该把土特产、手工艺搞上去”，“今
年开始，每年都要提倡”。周恩来上述思想主张，不仅在“文化大革命”特
殊条件下对保护和发展传统手工业和手工艺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对
指导以后我国传统手工业和手工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胸中有数决策有方——办具体事要记具体数字
古代军事家孙子说：“多算胜，少算不瞅，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
胜负见矣。”古代政治家苟子说：“量地而立国，计利而言民，度人力而授
事：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必时藏
余，谓之称数”。军事家只有多方计算、掌握具体数字、知已知彼，才能使
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管理国家、建设国家，也只有掌握具体数字，成竹在胸，
才能尽量避免决策失误。
周恩来抓经济建设十分重视掌握具体数字。他常说：“毛主席听汇报看
文件只记几个大数就够了，我是办具体事的，要记一些体数字。”
在资源方面，他用人多地少的数字说明建设国家的困难和珍惜资源的重
要。1957 年3 月，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几个数目字，就说明不是轻
易可以建设得好的。六万万人口的国家，这样多的人口的国家，而我们现在
可耕地只有十六万万亩。拿我去过的南亚的一些国家来比，只有东巴基斯坦
那个地方人口密，耕地比较少，跟我们几乎相等。除那个地方以外，没有任
何一个国家比我们耕地少的，都比我们耕地多，有的多了一半，有的多了几
倍。我国人口跟可耕地面积比，平均每人不到三亩。城市人口不算，三亩多
一点。”他认为，我国这样一个农业的基础，来供养我们现有的人口，来建
设工业，就有困难，如果不艰苦奋斗，那不是轻易可成的。1963 年，他指出，
我国资源有两个很大的弱点：一是耕地少，不到16 亿亩，在全同土地总面积
中不到12％；二是森林覆盖率低，不到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0％。他以此教育
大家珍惜资源、合理利用资源。
在人口方面，他用生产和消费的数字比较说明计划生育势在必行。他指
出，人多给安排劳动就业带来若干困难和限制，如果充分就业则影响衙金有
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多消费需要的量就大。衣食住行，首先是
食，我国人口现在乎均每年增长2％左右，每年增加1000 多万人，这是一个
可观的数目，而我们的粮食平均每年增长3％左右，增长量并不大。”1963
年，周恩来指出，过去15 年，出生的婴儿共有22500 万人，每年都要安排就
业升学。1 岁到15 岁的是已经存在的，就够我们为之奋斗的了，再发展下去，
包袱越背越重。这就要大家计划生育，以控制人口过度增长。
在氏族关系方面，他用相对数说明了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重要性。1956
年5 月，他指出，中国汉族占总人口的94％，其他民族占6％。但是，少数
民族地区占我国总面枫的60％，汉族居住的地区占40％。中国有两句话：人
口众多，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指汉族，而地大和物博主要是指少数民族居住
的地区。因此，汉族和少数民族非要合作不可，不合作就不能发展中国。
在中外经济关系上，周恩来经常运用具体经济指标的中外比较说明中国
经济落后的现实，强调发展中外经济交流、急起直追的迫切性与重要性。1957
年11 月8 日，他同日本来宾谈话时指出，日本9000 万人口，却生产1100
万吨钢，700 多万吨化肥，我们6 亿人口现在只有520 万吨钢，才产50 多万
吨化肥，日本每町步地产粮6 吨多，我们才产2。2 吨，日本是我们的三倍。
“你们的工业和农业水平比我们高，我们应当向你们学习。”
由于周恩来重视数据、善于算帐，那些浮夸的数字，不切实际的“高指
标”，是瞒不过他的眼睛的。1958 年，他在某市郊区看了一块挂牌亩产十万
斤的高产稻田。田亩上空，像灯光球场一样，电灯通明，加强光照，旁边用
鼓风机通风，实际上是几十亩的稻子移在一亩地里。周恩来看了以后心情沉
重，虽然有外宾在场，没有直接批评。这一年“大办钢铁”，河南新乡市一
天放出生产生铁102 万吨的高产“卫星”。周恩来算了算帐说，我们在鞍钢，
炼一吨生铁，贫矿石要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二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
等要十多吨。河南新乡一天生产102 万吨生铁，要一千多万吨运输量，这怎
么可能呢？周恩来根本不相信那些蒙人的“高指标”。
对于1958 年大办公共食堂，周恩来也算了一笔帐。1959 年5 月28 日，
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上说，过去农民在家里吃饭，人口小口、
男女老少、人口多人口少、农忙农闲，要调顿着过日子，有时多吃，有时少
吃。现在入公共食堂了，人人都吃饭不要钱，大家都一样，来个平均。好，
你吃1 斤，我也吃1 斤；你吃2 斤，我也吃2 斤。大家算算，5 万万4 千万
的农村人口。如果每天吃2 斤，吃了5 个月，150 天，这样就变成吃掉多少
粮食呢——1650 亿斤的细粮，粗粮就是2000 亿斤。大家想想，这不是就紧
张了？多吃一点，多吃几斤，用6 万万5 千万一乘，数目就大了。周恩来用
具体数字证明了大办公共食堂会加剧粮食紧张状况的道理。
周恩来不仅自己记具体数字、指导建设工作，而且要求有关领导和工作
人员也要胸中有数。财政部老部长戎子和回忆道：“周总理的记忆力非常好，
对每年预算中各个大项目的开支，例如同防费、行政费、文教费、基本建设
费、对外援助费是多少，他都记得很清楚，有时候还有意识地考考我们。周
总理要求，搞财政工作的人，要训练自己对数字的记忆能力，国家财政预算
的主要数字，一般都要能记住两三年的。”那些胸中无数的领导干部见到周
恩来，往往过不了数字关。1966 年4 月3 月，他到河北省大名县杨桥公社前
桑圈大队调查研究抗旱打井工作。他问在场的公社书记，打井多少？配套多
少？公社书记答不上来。周恩来批评说：“我在北京不晓得，你在杨桥也不
晓得？”这位书记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有时，专业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在汇报工作中或送报表时，往往搞错
了百分比或槁错了绝对数，周恩来则及时予以纠正。1952 年在莫斯科，周恩
来在审阅一份有关换聘延聘苏联专家的文稿时，发现工作人员统计的数字算
重了一个人头，总共应该是52，而不是53。他问马列和李越然，“你们说说，
49 加3 等于多少？”一下子把马列、李越然问愣了。他批评道：“不能马虎，
文件一旦送出，连算数都有误，人家岂不笑话。”在为与苏联政府谈判准备
的材料中，林业方面有几个数字有差错。周恩来发现后严肃地对有关人员说：
“像这样的差错和疏忽不能容许！”1959 年8 月，周恩来审查修改即将向人
大常委会所作的报告稿。附在报告稿中的那张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