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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与中国共产党推动下，孙中山创办了以培养革命军队骨干为目的的黄埔军
校，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到职后，他按照苏联创建红军的经验，健全政治
工作制度和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部内增加了部员，分为指导、编纂、秘书
三股，选调共产党员杨其纲、王逸常等到各股任职。政治部负贪制定士兵政
治训练计划；举行学生政治讨论，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出刊物，办墙报，
教歌曲。
1925 年，周恩来参加了平定陈炯明的两次东征，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等
职。
这一时期，周恩来身处国共合作进行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对统一战线问
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思想继续深化。1924 年10 月，他指出革命政府必须
依靠坚决革命的工农群众作为“革命的基本势力”。接着，12 月他再次指出
“工农群众为国民革命之中坚”，革命的工农阶级“其速自起！其速联合！
其速组织起吾人自身唯一可持之革命力量！”次年7 月，他在省港罢工工人
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指出：“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
1926 年，在国民党右派进攻，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
对国民党右派步步退让的情况下，他在《人民周刊》上连续发表《国民革命
及国民革命势力的团结》、《现财政治斗争中之我们》、《现时广东的政治
斗争》等文章。”这些都是为抵制党内的投降主义和反击反对国共合作的逆
流而写的。他说，国共合作“不是说中国共产党便失其独立性质而不应再有
何种独立主张”，明确提出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又强调：“只有无
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要靠他携同农民，手工业工人督促小资产阶
级、民族资产阶级不妥协地与敌人争斗。”明确指出了联合中无产阶级的领
导作用。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周恩来的认识更加清楚，
他开始把统一战线同武装个争联系起来思考，要求中共中央立即组织武装力
量讨代蒋介石。他说：“故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于暴动后，
已曾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归
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但由于陈独秀在
革命的危急时刻无理地拒绝了周恩来等的正确意见，终于导致了那场轰轰烈
烈的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
第一次国共合作虽然失败了，但共产党积累了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
教训。这一时期，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关于统一成线工作的一系列正确认
识，却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统一战线理论已经开始形成。
共御强敌早开谈判——首倡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在中国东北三省恣
意践踏，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这时，周恩来连写数篇有关“九·一八”
事变的短文，分析民族矛盾已尖锐地摆到中国人民面前。
1932 年伊始，日本帝国主义又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把妄图
吞噬中华民族的血口张得更大。面对此严重形势，肩负着解放中华民族这一
历史任务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制定新的方针、政策。此时，周恩来参与了党
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的制定。
1934 年初，蒋介石不顾民族敌人的逼近，调集军队进攻要求一致对外的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此时，周恩来起草了以毛泽东、朱德名
义发出的《向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紧急提议》的电报，提出六条挽救危局的
具体建议，体现了“反日反蒋联合战线的精伸”。7 月15 日，他又和毛泽东、
朱德联名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重申愿“同全国武装队伍
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随着日本帝同主义侵略的步步深入，1935 年6 月，当中央红军还艰苦跋
涉在长征途中的草地上时，周恩来己清醒地意识到华北危急，便与毛泽东、
项英、张国焘、朱德、王稼祥联名发布《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
宣言》，号召全国工人、农民、海陆空军及一切爱国志士、革命民众起来，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反对蒋贼等卖国，坚决对日作战，恢复一切
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8 月1 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继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
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同告全体同胞书》，表明愿与一切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
团体、军队和个人，共同组成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中央红军在艰苦
跋涉完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周恩来参与中共中央发出《为目前反日
讨蒋的秘密指示信》，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要有下层统一战线，而且
要有上层统一战线。所有这些，既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
的认识上日趋一致，也为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政治路线提出来的瓦
窑堡会议作了直接的思想准备。12 月中、下旬，中央政治局瓦窑堡扩大会议
以决议的庄重形式，明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会议规定中
同共产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
对当前主要的敌人一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分石”；决定将苏维埃工
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确定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的方针，
主张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决定红军东征山西，以便对日直接作战。周
恩来出席了这次重要会议，在会上几次发言，和毛泽东、张闻大等一起，为
会议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瓦窑堡会议之后，为贯彻会议精神，周恩来以其主要精力，致力于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并首先选准了东北军这个突破口，成立了以他为
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于是，使有1936 年4 月同张学良的肤施会谈，且
取得了重要成果——双方具体分析了逼迫蒋介石参加抗日的可能性，讨论商
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以及帮助东北军部队进行
抗日教育等具体协定。这次会谈，不仅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具有决
定意义，而且对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有极重要的收获。
几乎是在开展东北军工作的同时，周恩来又受中共中央的委托，统一主
持对东北军和西北十七路军的工作，且与蒋介石秘密谈判的渠道也逐渐打
开。
针对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的斗争更加尖锐化这一情况，在8 月10
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最先建议，应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
毛泽东作结论时，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既然放弃反蒋，就意味着不排除联蒋，
而联蒋则是实现国共再度合作的关键。显然，这比既主张国共合作同时又要
反蒋的方针和口号深刻、实际了一大步。
8 月31 日，周恩来复信曾养甫：9 月1 日，他又致信陈果夫、陈立夫，
均表明中国共产党“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至此，周
恩来就第一次代表中国共产党把国共再度合作明确提出来了。这表明，周恩
来是共产党内“逼蒋抗日”的最早提出者，也是两党再度合作的最早倡导者
之一。当然，其中也不排除国民党蒋介石在民族危亡日益严重的情况下，顺
应历史潮流而对共产党关系作了自动的松动。但毕竟前者的努力才是最有诚
意的。
也正是在9 月1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
指示》。这个指示写道：“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
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
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
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杭
日。”“我们目前的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全
中国民主共和国建立时，苏区可成为统一民主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代表
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红军将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
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方针的重大转变：正式完成了以“抗
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过程。正因为有了这个转变，所以在后来的西安
事变时才能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它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当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方针确定下来之后，周恩来又是最强有
力的推动者。在9 月16 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进一步刚明：联蒋抗日
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他还强调说明，蒋要走到同我们合作，距离还很远，但
我们不应放弃他，应逼蒋抗日。
9 月22 日，他再次致书陈果夫、陈立夫，希望他们“力促蒋先生停止内
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国家之幸也。”
24 日，潘汉年携带周恩来的信件和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
草案》离开陕北，前往上海，去表达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良好愿望。
铁肩担义战斗古城——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936 年12 月12 日晨，在十一朝古都的西安，发生了一件震撼世界的大
事变——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粑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拒绝联共
一致对外的蒋介石扣起来了。
捉住了蒋介石，如果杀了他，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就会抓住借口，扩大
内战，公然投降日本帝国主义。这对中国人民是不利的。
怎么办？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一时拿不定主意，他们立即打电报请共
产党派代表来协商解决这一关系到祖国前途命运的大事。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远离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