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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看毛泽东赠傅斯年这首诗的缘起。五四运动期间，身为北大学子的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先锋，而当时的毛泽东是北大图书馆的一名管理员。因傅斯年常到图书馆看书，故和毛泽东相识。之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回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而傅斯年则在北大创办了《新潮》杂志，这两份杂志一南一北，遥相呼应。故毛与傅有着一定的渊源。在1945年傅斯年访问延安时，7月5日凌晨，毛泽东邀其独谈。在谈话中，毛泽东高度赞扬傅斯年五四期间为反帝反封建作出的贡献。傅斯年对曰：“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通宵长谈结束时，傅斯年向毛泽东索要墨宝，毛泽东便以上面所提及的章碣的《焚书坑》一诗赠傅斯年并附信一封：“孟真先生：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语以广之。”
关于章碣的这首诗，需要说明以下几点，一是在宋代尤袤的《全唐诗话》卷五中，此诗名为《焚书坑诗》；其第三句为“阬灰未冷山东乱”，其中“阬”为“坑”的异体字，而“冷”不同于毛泽东所书之“烬”，而前者似较后者更为恰当。二是据《全唐诗·诗人小传》介绍，其作者“章碣，孝标之子登乾符进士第后流落不知所终。诗一卷”。何先生在文章结尾称其为唐五代诗人，似较毛泽东在附信中称其为“唐人”为确。三是这里的“焚书坑”据传是当年秦始皇焚书的一个洞穴，旧址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南的骊山上。其实这只是一种附会的说法，秦始皇当年采纳李斯的建议焚书未必要先挖一个大坑。而据台湾的大居士南怀瑾先生的说法，当时焚烧的书籍非常有限，大部分的禁书被封闭于阿房宫，后为“咸阳三月火”所毁。四是诗的后两句其实都是写意而非写实的，为的是增强对于秦始皇和暴秦之政的讽刺效果。“坑灰未冷山东乱”当然是夸张了，因为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时距秦始皇焚书的公元前213年已经有四年之久了，坑火焉能不烬？坑灰焉能不冷？此句中的“山东”不是元代始设的行政意义上的山东省，而是一个泛指的地域。在秦汉三国时期，山东指的是崤山或华山以东的地区，特别是指崤山以东的黄河流域。“刘项原来不读书”更是极尽夸张之能事，因为刘邦和项羽都并不是“不读书”之辈。“不读书”的反倒是陈吴之辈。但如果说是“陈吴原来不读书”，则讽刺意味大为降低。而说“刘项原来不读书”实质上是指秦始皇的焚书政策不仅没有使得秦王朝千秋万载，反而使其旋踵而亡了。
在我看来，毛泽东之所以赠傅斯年这首“诗眼”为“刘项原来不读书”的《焚书坑》，主要还是自谦——尽管这种自谦的诚意是很难衡量的。当时对谈时傅斯年所说的“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为自谦之词，意思是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虽然开一时风气之先，但真正能够完成反帝反封建这一历史重任的还是毛泽东之类的革命家。因此毛泽东在给他的附信中说其“未免过谦”，并顺势也自谦一下：其实我们这些革命家都是些“不读书”的“刘项”，比不了你们这些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所谓“故述唐人语以广之”，其实就是用自己的自谦来回应傅斯年的自谦，并不显山不露水地表达了自己其实是在继续傅斯年等五四先驱们的未竟之事。在这里，“不读书”更多地表示一种自谦而非自豪。如果说毛泽东在这里是以“不读书”为荣，那就有许多地方讲不通。首先就是没有事实基础——因为大家当然也包括傅斯年都知道毛泽东不仅不是“不读书”，而且读的书恐怕不比任何人少只会比大多数人多。其次就是相对于刘项，应该是“陈吴原来不读书”。据《史记·高祖本纪第八》，刘邦“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这样的人肯定不会是大字不识一斗的，否则最基本的亭长职责也是无法完成的。而据《史记·项羽本纪第七》记载：“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可见项羽的问题是学习浅尝辄止而不是一字不识。而陈胜和吴广是“与人佣耕”的农民和闾左，知识水平相对于刘项肯定尤为不及。如果说刘项是“不读书”的，那么陈胜吴广就更加是“不读书”了。如果说毛泽东赠这首诗的用意在于推崇“不读书”而讽刺“读书”，那么，陈吴应该比刘项更好，因为他们比刘项更不读书。让包括傅斯年等学富五车的五四运动健将处于“更不读书”的陈胜、吴广之列，怎么都是讲不过去的。所以我们可以推测毛泽东这里的“不读书”的确是自谦而非自豪或自负。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延安时期的毛泽东视知识分子为可以争取团结起来夺取江山的宝贵资源，怎么能在像傅斯年这样极有人格尊严和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面前自鸣“不读书”呢？胸有大志的毛泽东是不会为逞口舌之快而自毁长城的。
同时，毛泽东在这里的确也有自况的意味，但是自况的重点不是“不读书”而是“刘项”。客观地讲，对于那些敢于反抗秦朝暴政的人，毛泽东都是不吝赞词的。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课程时讲过：“中国政治，可说是地主阶级的政治。皇帝不过是地主的表征，所以每朝皇帝的倒闭，就是地主阶级的分裂……如秦末，二世大兴土木，人民的人力财力，耗费殆尽。汉刘邦，楚项羽，陈胜、吴广，应之而起。汉高祖先入函谷关，与秦父老约法三章，秦人大悦。此概指少数地主而言。”又说：“陈胜吴广不堪其苦，遂辍耕而叹，揭起义旗，他们纯粹代表农民利益者。同时有汉高祖、项羽等皆起兵讨始皇，结果汉高祖胜，项羽等失败。”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名文中，毛泽东写道：“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毛泽东如此高度评价陈胜、吴广、刘邦、项羽是与其特定的阶级斗争史观和“造反有理”的一贯信念密切相关的，同时也与其自况为农民战争领袖有关。像“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彼可取而代也”这些陈吴刘项的名言，都是毛泽东所非常欣赏的。
但是，同是反抗暴秦的英雄人物，相对于陈胜和吴广，毛泽东无疑更为认同刘邦和项羽。因为陈吴二人只是发其端但未成其事的首义之人，而刘邦、项羽是竟其续而且成其事的成功之人。推翻秦朝的是刘邦和项羽，而在秦亡之前，吴广被其部将阴谋杀害，陈胜被其车夫庄贾暗杀，他们都没有最后看到秦王朝的倾覆。他们其实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失败者而刘项才是诛灭暴秦的胜利者。
相对于陈胜、吴广，刘邦、项羽是成功者；但在刘项内部，项羽是失败者，而刘邦是成功者——因为经过亡秦之后的楚汉相争，刘邦建立了汉朝而项羽却自刎于乌江（或身死于东城）。毛泽东在读《史记·高祖本纪第八》时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指出：项羽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名高明的政治家。
尽管刘邦是一个“大老粗”，但是这种知识上的缺陷在毛泽东那里根本就不是什么缺点。毛泽东给予了这个成功者几乎是“一边倒”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在1957年6月与吴冷西等人的谈话中说道：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2〕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3〕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讲道：刘邦是封建时代被历史学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4〕在1964年1月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总结道：老粗出人物！但是，没有几个知识分子也不行。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帝王里边最厉害的一个。〔5〕毛泽东还举了几件有关刘邦纳谏的事情。刘敬劝他不要建都洛阳，要建都长安，他立刻就去长安。鸿沟划界，项羽引兵东退，他也想到长安休息，张良说，什么条约不条约，要进攻。他立刻听了张良的话，向东进。韩信要求封假齐王，刘邦说不行，张良踢了他一脚，他立刻改口说，他妈的，要封就封真的，何必要假的。应该说，毛泽东对于刘邦战胜项羽原因的总结是非常到位的，起码比刘邦本人总结的“会用三杰”要全面得多、深入得多。
而同是灭秦之人但却在与刘邦的斗争中失败以至于身死国灭为天下笑的项羽在毛泽东那里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后人对于项羽这个“失败英雄”一般都是给予了无限的同情。太史公司马迁说他是“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项羽的死敌兼知己韩信评价项羽是“匹夫之勇，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