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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太史公司马迁说他是“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项羽的死敌兼知己韩信评价项羽是“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唐朝诗人杜牧说“江东弟子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南宋词家李清照有“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妙句。而毛泽东对于项羽没有表达过什么同情，有的只是站在政治家立场上对于失败者的无情剖析。在1964年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指出：项羽有三个错误，如鸿门宴不听范增的话，放跑了刘邦；鸿沟协定，他认真了；建都徐州，那时叫彭城。毛泽东还指出了项羽所犯错误的主观原因，一是“固执”——毛泽东说过“项羽败于不肯纳谏”的话；二是“沽名”——所以才有《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千古名句。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毛泽东认为项羽不是一个政治家：他缺乏一个政治家应有的远见卓识。在兵败之际，他缺乏斗争到底的韧劲和决心，而是一死了之，很看重面子，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这样没有政治头脑的人物一直都是毛泽东所引以为戒的重点对象。1949年１月毛泽东进入北京后曾对李银桥说：“不要学西楚霸王。我不要学，你也不要学，大家都不要学！”在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又说，不让别人说话，自己说了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6〕毛泽东对于项羽失败教训的总结也很到位。
可能有人会说，毛泽东书赠傅斯年这首诗既非自谦，亦非自况，只是一时之兴，虽然也有微言大义，但是未必恰如其分。正如列宁所说“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一样，任何引用也都是蹩脚的。所以，诸葛亮才在《前出师表》中规诫刘禅“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历史上“引喻失义”的事情很多，说毛泽东在这里有“引喻失义”的嫌疑也未尝不可。但是对于“嬉笑怒骂之中无一字无来历”的毛泽东来说，这种说法似有小觑之嫌。正如何兆武先生在其文章所说：“唐诗传世者甚多，仅《全唐诗》中所录者就数以万计。毛泽东是熟读诗词的，何以情有独钟，独选此阙以赠傅？其故安在，似乎值得玩味。”但是由此推出毛泽东在当时有蔑视知识分子和鼓吹读书无用论的意思，则是值得商榷的。
毛泽东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一般都是毫无保留地站在成功者一边，但在成功者内部，毛泽东更倾向于那些出身低微的大老粗。除了上面谈到的“老粗出人物”这一经典命题外，毛泽东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精彩言论。肖延中编著的《毛泽东晚年政治伦理观述描》中记载，毛泽东说过：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刘秀是大学士，而刘邦是大草包。汉朝的皇帝是这样，明朝的皇帝也是这样。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明朝皇帝搞得好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太祖，一个是成祖。明太祖朱元璋皇帝做得最好，一个字也不识，是个文盲，明成祖皇帝做得也不错，是一个半文盲，识字也不多。”毛泽东在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期间有关“教育革命”的谈话中指出：“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里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
当然，毛泽东也不能否认有作为的皇帝中也有知识分子这一事实。如在1964年1月那段有名的“老粗出人物”的谈话中的后面，毛泽东说：“南北朝的宋、齐、梁、陈，五代的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文的也有几个好的，如李世民。”但是对于这个“文的”李世民，毛泽东却更为看重其“武的”一面：“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7〕就是这么一个“文的”李世民，毛泽东还以评论“有为帝王”时少有的辩证态度和求全心态指出其在继承人问题上犯了大错：“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这种对于文人皇帝的批评还有很多，如说“李后主虽多才多艺但不抓政治，终于亡国”。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没有出息的。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句话与他所承认的“知识少的打倒知识多的”这一名言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的话，就会发现毛泽东以上贬低知识分子鼓吹大老粗的言论大多是出于1957年之后。而在此之前，毛泽东较少诸如此类的言论，有的倒是“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这种对于“少文者”的微词。这其中的道理其实也是显而易见的。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的确对章碣的这首《焚书坑》诗情有独钟。他不仅在解放前引用这首诗，在解放后也多次涉及和引用此诗。1959年，毛泽东让康生查询章碣生平以及此诗是否是其作品。康生在12月8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主席：关于章碣的生平材料很少，查了几条，但同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所记差不多，送上请阅。”〔8〕毛泽东不满这个说法，又叫林克再查。12月11日在康生的报告上写了致林克的信：“林克：请查《焚书坑》一诗，是否是浙人章碣（晚唐人）写的？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9〕1966年4月14日在《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中，毛泽东又一次引用了章碣的《焚书坑》，接下来说：“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
与1957年前后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判若两人的逻辑相一致，毛泽东引用这首诗的用意也大不相同。延安时期的毛泽东赠傅斯年以“刘项原来不读书”，其用意既不是像一般人所认为的是讽刺焚书坑儒的秦始皇，也不是像何先生所怀疑的是讽刺包括傅斯年在内的知识分子群体，而是有的放矢地表达了自己的自谦和自况——以“不读书”为自谦，以“刘项”为自况。而解放后引用这首诗则多是为了论证自己变化中的知识分子观，如在上文提及的1966年4月14日的批语中所表现的那样。
（二）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一贯高度评价秦始皇的毛泽东为什么同时对于刘项等反秦始皇者也给予肯定？”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不管是陈胜、吴广还是刘邦、项羽，他们直接反抗的都不是也不可能是秦始皇本人。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事反秦是在公元前209年，其后刘邦项羽起兵响应；而在此之前的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已经驾崩于巡游路上。当时统治全国的是秦二世胡亥。因此，陈吴刘项直接反抗的是秦始皇的继承人秦二世，也可以说反抗的是秦始皇遗留下来的秦代暴政，但肯定不是秦始皇本人。那么是不是说何先生的第二个问题就不存在呢？不是。可以肯定地说，即使陈吴刘项直接反对的是秦始皇，毛泽东也是会对他们给予肯定的。这倒不是因为毛泽东是“辩证法”的大师，而是因为毛泽东对于历史人物的臧否有着自己一套独特的思想逻辑。其实毛泽东受胡适的影响是很多很大的，只是这种影响主要限于实用主义而非自由主义，只是潜移默化而非大张旗鼓。
的确如何先生所说，“毛泽东历来是一贯高度评价秦始皇的”。建国以前，毛泽东虽然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批评了秦政，也多次表达了对于深入分析秦弊的思想家贾谊等人观点的认同，但是对于秦始皇本人的评价似乎很少提及，也并没有从自己对于秦政的批评过渡到对于秦始皇的批判。在那首作于1936年10月而发表于重庆谈判时期的脍炙人口的《沁园春·雪》一诗中，他以文学手法说到的“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与其说是对于包括秦始皇在内的“五虎皇帝”的贬低和讽刺，不如说是对于“风流人物”之宏图大志的尽情抒发，因此不能说是毛泽东对于秦始皇的消极评价。而这种对于秦始皇评价的“隐而不发”的状况到了建国以后就完全不同了。建国以后的毛泽东多次毫不隐讳地给予秦始皇近乎空前但未必绝后的高度评价——而这种高度评价似乎置毛泽东自己所常常提倡的“辩证法”于不顾。建国以后毛泽东对于秦始皇的高度评价有以下两个基本特点。
一是毛泽东对于秦始皇的高度评价是与其对于法家的高度推崇和对于儒家的极度鄙视密切相关的。在1964年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王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10〕（这种对于秦始皇的最高评价似乎与前面提到的“汉朝的刘邦是封建帝王里边最厉害的一个”这种说法有所矛盾。）1964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另一次谈话中说到黄河流域的水利建设时借题发挥道：“秦始皇是个好皇帝，焚书坑儒，实际上坑了四百六十人，是属于孟夫子那一派的。其实也没有坑光，叔孙通就没有被杀么。孟夫子一派主张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对秦始皇；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