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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刘秀的文化政策，尤其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他很懂得尊崇儒学对维护统治的重要意义，一开始就注意从儒生中选拔人才，特别是那些隐居山林而名望极大的“硕儒”，他更是千方百计网罗到政府中来，实在不肯来的，他也能尊重本人志愿以礼相待，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他亲自去富春江上邀严光出山最终未能如愿的故事。严光不买账犹可，两人同榻而眠时还一条腿压在他肚子上（很难说是无意），害得这位皇上一整夜没睡好。刘秀没达到目的，最后却还是好来好去，不伤感情。这当然只是一个个案，延揽人才的大方针有更具体的举措，比如察举制度的规范化。察举孝廉，各郡按二十万人口推举一人的比例每年选拔，除了孝廉，各地还可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茂才（即秀才，为避刘秀的讳，改称茂才）、明经等科目举荐人才。虽然当时有“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之类讽刺性民谣，但整体说来，有选拔比没选拔好，选拔出来的人名实相悖的应该只是少数。
刘秀最值得称道的文化建设是他早在建武五年“宫室未饰，干戈未休”的时候，就筹建了规模空前的培养知识精英的学校——太学。太学虽然自西周以来就有，但就是到了舍得花钱的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时候，最多也不过在太学“置博士五十人”而已，而东汉质帝年间，太学曾一度达到三万多人，比较起来，大小之悬殊简直不成比例。规模扩大了，性质上也随之产生变化，东汉的太学，已经不仅是豢养有限的几个学者名流的冷清衙门，而成为全国最大的人才中心、学术中心、思想中心和在野的政治中心。为了营造一个有益于学习研究的环境，太学的校区在洛水的南面，与当时的洛阳城隔水相望。数万名知识精英集中在一起，一个个顾盼自雄野心勃勃，你叫他如何能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们不仅引导和操纵舆论，而且“上街闹事”，甚至围堵宫门搞大型的示威活动，因此太学生在东汉的政治斗争中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压力集团。这么多青年学生集中在一起参与政治活动，无疑又是一项世界历史上的创举，——当然，也付出了流血的代价。
太学生热衷于扮演政治反对派的角色，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人员的集中形成了庞大的群体，另一方面是由东汉特殊的政治结构所决定。刘秀为了尽可能地集中皇权，架空了前汉以来作为政府首脑的“三公”——太尉、丞相、御史大夫（后改称太尉、司徒、司空），另设尚书台，总揽事权。虽然名义上委任亲信的三公“录尚书事”，但实际上是皇帝在直接指挥。皇帝直接管事，太监们自然忙碌起来，不仅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而且免不了会干政、议政甚至担任实职掌握权力，成为东汉时期影响政局的重要力量。同时，东汉的皇帝，除了刘秀活了六十二岁，后来的很少超过四十岁，死得越早，继位者年纪越小，政权便必然落在皇太后或太皇太后手里。养在深宫的女人一般缺少政治才干，免不了要倚赖娘家人，这些外戚常常成为最高权力的掌握者。宦官和外戚有时相勾结，有时相倾轧，但不管哪种情况，都令士大夫出身的文官们极其反感。不过通常在宦官与外戚发生权力冲突的时候，官僚们还是支持外戚的居多。士大夫阶层垄断了文化，因而也控制和占据着通向官场的举荐和征辟之路，学术和政治两大因素使他们结成根深蒂固的门阀集团，但由于宦官和外戚的专权，他们一般总处于声望影响和权利地位很不相称的处境，于是只有利用舆论的力量来尽量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就叫做“清议”。“议”来“议”去，当权者不能听之任之，动手镇压，便导致了影响很大的“党锢”事件。在士大夫官僚和宦官、外戚的斗争中，太学生是一支重要的基干队伍，制造舆论靠他们，围堵宫门、游行示威也靠他们。以上几种政治势力的斗争，虽然以士大夫官僚集团的失败而告终，但当时轰轰烈烈的场面，不仅在东汉历史上，而且在整个中国封建政治史上，都算得是一个亮点。
封建的权力斗争，主要靠的是权谋和实力，缺少现代政治中最重要的妥协精神，也不重视争取底层群众的力量，因此，斗争的结局往往是你死我活，没有什么“双赢”、“共存”之类说法，而且，斗争越激烈，老百姓受到的伤害越惨重。东汉朝廷就是一个例证，混乱的政局导致了吏治的腐败和军阀的坐大，水深火热中的民众忍无可忍，黄巾军应运而生，经过这一场大动乱，东汉名存实亡，从此揭开了长达数百年的军阀政治的序幕。虽然其间西晋实现过短暂的统一，但区区不过二十来年，290年，司马炎一死，国家就由混战而转入分裂，洛阳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陷入一场可怕的沉沦。
三
从东汉到西晋，洛阳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整体说来，由于动乱多于稳定，社会状况除了刘秀在位的那段还算差强人意，后来的两百年，只能用糟或很糟来概括。文化方面，尽管知识分子的队伍扩大了，出现了搜集和整理图书的热潮，但由于独尊儒术的政策，不仅限制了学术思想的发展，而且把儒家学说拖进了神秘主义的道路。先秦的儒学，从孔子、曾子、子思到孟子，都表现了一种努力和神秘主义划清界限的倾向，自从出了个董仲舒，情况大改变，一方面他推动汉武帝制定罢黜百家的国策，扭转了战国后期以来儒术衰微的局面，使之逐步成为此后两千年文化思想的正统，另一方面，他往儒学里掺入了大量私货，对孔孟学说的原貌造成很大的歪曲和破坏。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把“人事”和“天意”两者牵强地进行比附，为了论证的方便，他大量引入阴阳五行等先秦儒家所不齿的内容，使儒学神学化，最后导致了神秘主义的泛滥成灾——“谶纬之学”的流行便是最直接的后果。谶是伪托神灵的预言，大多附有图，故又称图谶。纬则是假借神意对儒家经典进行解释的书，除了少量自然常识和历史传说之外，充满着宣传神灵怪异的胡说八道。谶纬这种东西，应该说是顺着“河图洛书”这类原始神秘主义源流而产生的现象，不过它的发展完全得力于统治者的积极鼓吹。王莽和刘秀登基的时候，都利用过谶纬为政权提供合法性依据。东汉时期，皇帝施政、用人，常常在诏书前面引用谶纬文字作由头，谶纬于是成为法定的经典，其地位超过了儒家经典。儒生们自然在学习谶纬方面投入了更多的热情和精力，以达到追求利禄的目的。这种情况直到东汉末年，国家动乱加剧，才有所改变——行政权威动摇了，依附于权力的胡说八道随之消沉下去，但直到隋朝才被禁止。
儒学的神学化，始作俑者是董仲舒，东汉时期谶纬的风行是它发展的极致。这种沾满妖气的儒学，应该说是河洛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当时的洛阳正是儒家的大本营，而它的被否定是隋唐以后的事了，于是，河洛文化的神秘主义色彩便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神学化的儒学何以没有朝宗教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呢﹖我以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原始儒家的思想体系，反映了华夏民族执著于现实的生存思考，缺少那种以“自我救赎”为目的的“彼岸情怀”。因此，先民的宗教观念始终停留在对自然神崇拜的原始状态，这就造成了许多学者所说的“宗教资源”稀缺。就在同一时期，佛教传入了中国，作为当时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洛阳当然是它的必争之地，第一座佛寺——白马寺便建在这里。此后的几百年，佛教发展很快，到北魏末年时，仅洛阳一地就有佛寺一千三百多所，全国僧尼竟达二三百万之众，但这并不说明对释迦的信仰如何普遍而深刻，相反，正如人们常说的，中国人从来是“吃教的多，信教的少”，大多数的僧尼都是衣食无着而投身寺庙的赤贫民众，为了谋求温饱甘愿充当高级僧侣的奴仆。一旦面临劫难（从魏太武帝的灭佛到“文革”的破“四旧”），或是作鸟兽散，或是遵命还俗娶妻生子，极少见以身殉教的例子。当然，也没有发生过像圣巴托罗缪之夜那一类的惨烈的流血事件。这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儒家思想的宽容精神。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恪守中庸平和之道这个优点，事实上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历史贡献，它不仅平抑了各种宗教极端主义产生的可能，而且对专制皇权也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当代有些学者指责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误国，甚者更慨叹国人宗教信仰的缺失，其实，哪一种宗教能像儒家一样包容异端？儒家的历史表现可批判处甚多，但总体说来，在中国人的追求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它的作用和影响基本是正面的。
东汉末年，王纲废衄，军阀残暴，儒家从荒诞中走向衰微，部分知识分子出于对这种形势的失望，又向黄、老学说中去寻找出路，糅合儒、道两家，倡导一种号称“玄学”的东西。名为“玄学”，是由于它主要围绕“三玄”（《老子》、《庄子》、《周易》）进行研究和解释。因为出了几个重要的代表人物，洛阳城里一时蔚为风气。玄学推崇出身门第、容貌仪止和擅长作虚无玄远的“清谈”，附和者自然是纨绔子弟居多，对他们的精神面貌，鲁迅在关于魏晋文人的专题讲演中有过细致的描述。照说，这些人捣腾不出什么像样的玩意，然而，由于他们挑战汉代经学的主要指向，是着重探讨现象世界后面的所谓“本体”，这样，在客观上，他们把中国哲学理论思维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玄学和现实生活距离太远，不切合中国人经世致用的需要，只宜用来清谈而派不上实用，东晋以后就日渐衰微，转入山林走向佛门禅宗一路去了。玄学对儒学的反动，也可以视为某种意义上的思想解放运动，而任何一次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