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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去了。玄学对儒学的反动，也可以视为某种意义上的思想解放运动，而任何一次思想解放都必然会带来文化艺术的繁荣和发展。魏晋时期的文学，尤其可以说是登上了一个历史的新平台，群星荟萃的局面，其成就确实只有用“光辉”二字来形容。洛阳集中了数以万计的文化精英，因而成为文学繁荣的一块沃土，“洛阳纸贵”的传说想必没有多少夸大的成分。永嘉之乱以后，中国的文化中心转移到南方去了，尽管六朝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仍在持续发展之中，但和洛阳却没有什么关系了。
四
在沉寂了一百八十年后，洛阳再度崛起，成为北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494年，元宏（魏孝文帝）把都城由平城迁到洛阳，到532年北魏分裂，这四十年间，洛阳作为中心舞台，见证了中华民族文化大融合的过程中十分辉煌的一幕。
北魏的统治者是鲜卑人，虽然386年起，他们就建立了自己的政权，439年灭北凉完成北方统一，但他们（主要是上层贵族）十分恐惧汉文化无孔不入的同化作用，因而一直把都城设在紧邻大漠南沿的平城（今大同），以尽量远离自己治下的像海洋一样包围着的大族群。到了490年，二十三岁的元宏亲政，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以一系列强制性的政策，把鲜卑和北方的其他少数民族推上了与汉族融合的快车道。为了使汉化的过程尽可能地减少阻力提高速度，他于493年把都城迁往洛阳。由于元宏推行的汉化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作用和影响，洛阳自然也“与有荣焉”，而且这一过程又主要地表现为不同源头的文化合流，因而更为切合作为华夏文化源头的河洛地区的地缘身份。
元宏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一千五百年来，人们对他的评价几乎是“舆论一律”，公认他是“魏之贤君”。虽然他的某些“良好表现”（如在尽孝、亲民等方面）也难免令人怀疑是深藏城府的“政治秀”，但即使如此，作为一个皇帝，那也是绝对的瑕不掩瑜。元宏庙号高祖，谥曰孝文，孝而有文，名实相符的话，自然评得上一代贤君。
先说“孝”，他三岁那年，父亲献文帝患痈，他趴在父亲跟前用嘴吸出脓血，三岁小儿，不避污秽，容或有之，或者是大人诱导，或者根本是无意识的动作，个中详情，无由认定。第二年，元宏刚满四岁，父亲献文帝就要把帝位禅让给他，自己去当太上皇。这个献文帝拓拔弘好“黄、老、浮屠之学”，整天跟和尚、道人之流混在一起“共谈玄理，雅薄富贵”，一心要“委弃尘务”，去享“淡泊优游”之乐。受禅那天，元宏“悲泣不自胜”，父亲问他为什么﹖他答道“代亲之感，内切于心”。听到这个四岁小孩的回答，满朝上下无不动容。因为元宏实在太小，群臣奏请拓拔弘继续总揽政事，按照成例，太上皇是不问政的，于是给拓拔弘上尊号为太上皇帝，好让他谈玄执政两不误。五年之后，拓拔弘被冯太后毒死了（冯太后并非拓拔弘的生母，其生母早在立他为太子时被“依故事”即鲜卑建国时定下的制度处死）。此时的元宏还只有九岁，不能亲政，冯太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依故事”，太子元宏自然也是没有享受过母爱的，从小由“祖母”冯氏抚养，虽然不为无恩，但“祖母”对孙子却多所疑忌，且常施重罚。她曾经听信太监告密而动用杖刑——责打小皇帝数十棍，有一次甚至冬天里，让元宏穿着单衣坐禁闭，三天不许吃饭，还准备废了他（大臣固谏乃止）。冯太后为什么下手如此狠﹖史书说是因为她看到元宏“英敏过人”，今后恐不利于冯氏家族。冯氏是个有野心且有能力的人，“性聪察，知书计，晓政事”，因为“失行”（有生活作风问题），“畏人议己”，猜疑心很重，稍有风闻，动辄杀人。元宏的皇帝当然也是做得战战兢兢的，“承颜顺志，事无大小，皆仰成于太后。太后往往专决，不复关白于帝”。公元490年9月，冯太后终于死了，按理说，元宏会有一种解脱的快慰，可是他却表现出逾于常理的哀伤。一开始是五天不进水米，大臣苦谏，才喝了一碗粥。过了一个月，还不肯将祖母的梓宫归葬山陵，王公们又上表固请“依故事”办理，莫违典制，元宏同意下葬，但坚决拒绝“除服”。君臣之间为除服问题辩论了好几个月，始终没有结果。第二年正月，恢复临朝听政，仍不肯除去丧服，后来因为引发了外交礼仪问题，才举朝除服。元宏三天两头谒陵，谒陵期间，“追感哀哭，终日不饭”，几个月下来，“毁瘠犹甚”——一个很健壮的青年竟至于形销骨立了。元宏的孝行在当时以及日后都有很大的影响，今天看来，他所做的一切恐怕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理念，而并非完全发自情感，他是要以自己的言行树立楷模，从而转移一时之风气，可以说，这是他贯彻“以孝治天下”的政治实践中的一个环节——言传身教。
再说“文”，既指“才藻富赡”，又指敦厚宽仁。元宏并不是个羸弱的文士，“少而善射，膂力过人”。十来岁时，“能以指弹碎羊膊骨”，“射禽兽，莫不随所志毙之”。但到了十五岁以后，“便不复杀生，射猎之事悉止”，转而“雅好读书，手不释卷”，“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后来“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章，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这或许有些夸大，但他深厚的学识根基和出众的写作能力应该是不容置疑的。十九岁以后，所有诏书，“皆帝之文也”，在古今帝王中，可说是独一无二。元宏不但自己好写，还喜欢与文人切磋，“情如饥渴”，而且能“寄以布素之意”（平等待人）。他待人宽厚这个特点不太符合做一代雄主必要的主观条件，而且，有时对病残百姓的慰恤或犯罪囚人的赦免，不免有太多的随意性，因而招致了一些批评。司马光就曾指出：“彼废疾者宜养，当命有司均之于境内，今独施于道路之所遇，则所遗者多矣，其为仁也，不亦微乎！况赦罪人以挠有司之法，犹非人君之体也。”所以说，统治者过于细致的“亲民秀”（不管出自真心或者假意），并不值得称道，因为它“所遗者大”——较起真来，反倒是失职了。
元宏的历史贡献，既不在“孝”，也不在“文”，而在于他所实施的民族同化政策。从刘渊开始，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已经统治中国北方近二百年，尽管汉族依然占有人口和文化的优势，但在政治上无疑是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作为少数民族君主的元宏，大力推行汉化政策，确实表现了超人的远见和胆识。他从改变语言、服饰、姓氏这些方面入手，但受到鲜卑贵族们的抵制，由于平城地区鲜卑人口相对集中，因而变革风气收效不大，于是他决定迁都到地处中原的洛阳。他估计到迁都一定会遭到守旧的贵族们强烈的反对，便用了一点计谋，只说是发兵南征，要举全国之力，朝廷、府库、后宫、贵戚一律随军南下。既然是军事行动，谁也不敢反对，等到这个庞大的指挥部到达洛阳以后，元宏颁布了迁都诏书，生米成了熟饭，反对者无能为力了。一千三百年后，俄国的彼得一世的改革很有些相像，从莫斯科迁都彼得堡，强迫贵族们学法语、剃胡子、穿欧式服装……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但他乾纲独断，坚持不渝，终于让俄国“用斧头和大炮开进了欧洲”。元宏的汉化政策则使北方地区复杂的民族问题以和平的方式得到了解决，为中华民族的壮大和发展开拓了新局面，就接受先进文化的坚决和彻底这一点而言，后来历朝的少数民族君主都有所不及。这也难怪，时至今日，人们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仍未统一，去年不是有几个学界大腕发表宣言说，不同民族文化各有特点，没有先进落后之分吗？这种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实用主义观点，实在远远落后于一千六百年前的元宏。
元宏只活了三十三岁，真正大权在握不过十年而已。但他却在中国历史画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死以后，后继的子孙平庸昏聩，三十年后，北魏被权臣分裂。在分裂的基础上建立的北齐和北周，是两个从根本上汉化了的鲜卑政权，一东一西，把洛阳抛弃了，任它在豫西北的风霜中面对荒凉和寂寞。
五
隋、唐两代，都以洛阳为东都，政治中心则在西都长安，不过有两个皇帝对洛阳情有独钟，一个是隋炀帝杨广，一个是武则天。据说杨广听信了算命先生要他尽量离开关中的劝诫，所以大力经营洛阳，实际上，主要原因还在于他的不安分——今年北征，明年南巡，都是大动作，折腾个没完没了，而洛阳的地理位置，当然比长安更便于人员和物资的征调和配置。杨广在他父亲死后三个月，就从长安来到洛阳，大兴土木。他动员了两百万劳力，以十个月的时间，营建了一个崭新的大洛阳。先是开挖自龙门东接黄河的渠道，接着便修造显仁宫，“采海内奇禽异兽草木之类，以实园苑”，同时下令把数万家各地的富商大贾举家迁徙到洛阳，使洛阳的人口迅速膨胀到百万以上。为了南巡北征的方便，他常年征发百万以上的民工，开凿了举世闻名的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南通淮水而达长江，北由沁水而通涿郡。位居于今日干旱少水的华北地区的洛阳，无疑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内河航运中心，在现代人看来，这简直有些匪夷所思。作为航运中心，它必然又带动了仓储业、造船业的大规模发展。杨广营建的洛口仓和徊洛仓可储粮二千万石（此数字疑有些夸大，不过按洛阳当时人口计算，一年耗粮也需数百万石之多）。在他称帝的十二年里，洛阳的船坞里建造的龙舟、赤舰等大型船只达数万艘。杨广的这些“政绩工程”客观上固然有泽及后人之处，但他的动机却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