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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学”比作生产粮食，将“术”比作加工粮食（将粮食做成各种可口食品）。固然两个工序缺一不可，然而不可否定，“粮食”比“粮食加工”更基本，更本源。只有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才谈得上加工成各类精细美味的食品。
遗憾的是，自古以来，绝大多数中国人走的是“加工粮食”的路径，对“生产粮食”则漠不关心。加工技术甚精，从事者甚众，然而“粮食”却严重地匮乏。这是至圣先师孔子立下的规矩（“述而不作”），是破不得的。孔子主张“述而不作”，其实孔子自己不仅“作”，而且作得相当好。一部《论语》，创造性浸透始终，闪光点俯拾皆是。他的思想表述兼备文史，不拘一格，时而深远闲淡，时而激昂奋厉；内容则参差变动，无迹可寻，追溯文武，钩深索引，雕刻物情，细致入微。无论以何为议题，孔子都是心平气和，中庸不偏。孔子做学问，既无旁征博引以壮声势之举，亦无拘文牵义琐碎考证之功。至深至难的问题在孔子那里都能化繁为简，让读者茅塞顿开。比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表达的是一个严肃的主题，使用的却是生活化句式，未露“做学问”之窠臼。
如果孔子的后人皆效法孔子的治学精神，则中国成为创新大国、学问之邦庶几有望。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孔子的后人趋之若鹜地选择了“加工”的途径，他们以孔学为原材料，阐释孔学，借助于孔子之学“露才扬己”，却鲜见继承孔子治学精神者。中国绝大多数朝代都尊孔子为圣人，今人提及孔子仍仰而视之，以为他是中国教化之滥觞，学问之典范，是出类拔萃的人物。然而尽管中国人颂扬孔子功德人品，却并不效法孔子的“真心治学”（权以“真心治学”概括孔学特征）。特别是当孔学演绎到三代（荀子）之后，情况骤变，孔门的学习路径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孔子的后人开创了一条与孔子完全不同的治学之路。简言之，这条路就是阐释、归纳与评述，以权威不可动摇为前提，把自己的学问建立在前人学问的基盘之上，绝无另起炉灶之“野心”。换一个比喻，如果说孔子之学是思想创造的话，孔子之后，人们争相做的不过是往孔子这尊泥塑上面再多堆些泥，将其做得更宏大而已，形成了千万人一起做“堆泥游戏”的蔚为大观的奇特场面。绝少有人在声势浩大的“堆泥游戏”面前却步旋踵，另立旗幡。
治学有治学的规则，堆泥有堆泥的规矩。
在一个时期里，两套规则是各自为政的，以王通为代表的学问家坚持“治学规则”，做出了极富创新精神的学问，然而国人至今知王通者甚少。王通的治学很快被做“堆泥游戏”的衮衮诸公的喧嚣声吞没，迅速形成“堆泥规则”一统学苑的局面。在这种喧嚣的推波助澜之下，“学问＝堆泥”成为不可更移的公式。连极具独立思考意识的李贽，做学问时也不由自主坠入自己所诟病的话语体系，不能自拔。
创造性治学以表达思想为惟一旨归，经纬时空，游神万古。孔子就是这样，不拘一格，随心所欲，引控天地，错综古今，凝思遐想，与天冥通，表达形式看似萧散，意却周全深刻。孔子所论涉及伦理道德、玄学妙思、物理人情、为人处世，学科涉及到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玄学、伦理学、养生学、教育学、军事学、社会学、语言学等。然而按照堆泥规矩，孔子的成果根本就没有“学术性”，登不上学术的大雅之堂。孔子为其后无数人提供了做学问的素材，自己却落得个“没有学术性”。如若地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
“堆泥治学”者往往反孔子治学之道而行之，拘泥于某一狭隘领域或琐碎问题，穷追不舍，甘做经典之卫道士与鼓吹手。不问创造性，只求篇幅长。按照“堆泥治学”的规矩，“学术成果”之最高形式乃“专著”。“专著”被尊为最高成果是因为它具有三大优势：一曰篇幅长，它睥睨论文，动辄数十万字；二曰“圈圈”（注释）多，言必有据意必人出，所有观点皆以他人言论为依据，如此方显自己博学；三曰结构繁，部下有篇，篇下有章，章下有节，节下有甲乙丙丁、ABCD，颇似扑朔迷离的八卦阵，让人难以厘清全貌。然而仔细阅读，不过尔尔。名曰研究哲学的“专著”，其实是研究哲学史的，说的都是“某某哲学家云”之类，自己的观点千呼万唤不出来。一部经济学专著往往就是某一学派的集大成，自己的思想观点绝无仅有。学问果如是乎？吾常疑之。真正的写家，握管而牵万物，挥毫而扫千里，迹在尘壤而志出云霄，绝不套袭“专著”笔风。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写得何等精彩，然而从形式上看，倒像文学作品，像诗，像思想随笔，全没有“研究尼采的权威”的那种八股气。按照“堆泥规矩”，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完全没有“学术性”，研究尼采的权威才有“学术性”，正如孔子“不亦说乎”之类没有“学术性”，而阐孔释孔的堆垛之词才有“学术性”。
荒唐到了极点。
“学术性”像一条棍子，在“堆泥”大师们手中挥舞，见到自立山头者就是当头一棒，将其打倒。久而久之，“学术性”就成为“堆泥性”的同义语，学术即堆泥，堆泥即学术，再难分开。谁能对某一学问体系条分缕析，了如指掌，谁就是学问家。也难怪，中国的八股文考试就是以“四书”、“五经”为基准，将“四书”、“五经”熟稔于胸者可以顺利过关，入仕为官。如果偏离“四书”、“五经”，就算自己的观点再有新意，再言之成理，也要名落孙山。我不否认“八股文”是极好的考试思路，但考试仅仅以几部经典为依据实在是害人不浅。这种做法把中国人的创造性泯灭了。
创造性泯灭之后，种种偏见于焉而生，成为国民性的组成部分。这些偏见积之也久，纠之也难。
第一个偏见就是把有新意的思想打成“异端邪说”，大力排斥。中国首任驻英国公使郭嵩焘（1818～1891）极有见地，著有《养知书屋通集》。他以亲身考察与体验揭示了西方强大、中国孱弱的原因，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放弃陈规陋习，结果不为世人所容，反遭嫉妒与迫害，难以自善其终。试想，如若郭嵩焘的主张被国人接受，不说中国可以取代日本执亚洲之牛耳，至少可以免遭甲午海战之辱。郭嵩焘道出了真理，却得不到认同。喜欢“堆泥”的士大夫们听不进他的新颖言论。
第二个偏见是“专家”高于“学者”。这是“堆泥”高于创新、“术性”高于“学性”的翻版。这不仅表现在“专家、学者”的称呼排位上，更表现在实际生活中，在成果评奖中尤为明显。评奖不能不填表，表格中重要一项就是有“成果所属学科”，学科越纯被评上的可能性越大。大学教师或科研人员为了职称，必须写出有“学术性”的文字。每年为“学术性”而奔忙的何止百万！戳穿了，“学术性”指的就是“画圈”，指的就是言出有据（变相抄袭），指的就是理论体系的完整。其实，真正有“学性”的成果是没有明确与之对应的学科的（如孔子之《论语》、卢梭之《忏悔录》、尼采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治学的鼓励机制（奖励“术性”，奖励纯学科研究）背离治学的客观规律（未知真理往往存在于多种学科的边缘交叉地带），成为中国治学最大的阻力。现在，人文学科领域确实弥漫着这样一种不良风气：不接纳有创造性但无明确学科可以挂靠的研究成果，草率地将其认定为没有“学术性”。他们哪里知道，在人文科学领域，创造性治学往往不拘具体学科，在诸多学科的边缘交叉地带行走，探文墨之妙有，索万物之元精，忽而行天忽而走地，围绕“问题”展开，而非围绕前人某项成果展开，更不遵循某种套式，只有如此方能取得成果。随着人类认知能力的不断提高，任何一个纯学科，它的未知资源都是越来越少，抱残守缺是难有作为的。
第三个偏见是重视微观的、具体的研究，忽视宏观的、抽象的研究，以为凡微观的、具体的研究都是有价值的，凡宏观的、抽象的研究都是没有价值的。也许将这一原则用于自然科学领域还有些道理，用于人文学科领域则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在人文学科领域，宏观把握乃认识之前提，不把握这个前提根本无法认知研究对象。正是由于这一偏见，造成当今学匠有余而学者不足。
第四个偏见是尊“知”为师，错把“知识”作为评价“学术”水准的依据。在人文学科领域，真正的精英往往是有思想的人。
以上偏见至今仍在束缚人们手脚，使我们在许多问题上难以接近真知。
若想让思想自由飞翔，不能不肃清一切偏见，轻装前进。尤其要认清“学科”与“学术”之间的关系。
如果以孔子、柏拉图为开端，人类已有两千多年治学史。从大的方面考察，经历了“无学科”、“有学科”与“学科边缘化”这样三个阶段。毋庸赘言，孔子、柏拉图是不讲学科的，培根之后学科如雨后春笋。当今进入“学科边缘化”阶段。所谓“学科边缘化”并非不要学科，而是不拘泥于某一学科。当今时代，死守一个学科是无法出成果的。众所周知，DNA双螺旋结构就是由四位科学家同时发现的，他们分别从事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