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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版权赠予书”给王映霞。从此，郁达夫对王映霞产生了一个非常坏的印象，他觉得王映霞把金钱、物质看得比什么都重，是一个未脱尽世俗的女子。于是“幻灭的悲哀”涌上心头。此后，二人误解日深，裂痕越来越大。但直到离婚时的1940年5月，郁达夫始终还是爱着他的王女士的。可是，他却无法改掉“自我暴露”的习惯，后来更做出“分发证据”、“寻人启事”、“毁家诗纪”等举动。王映霞本是个极爱面子的女性，郁达夫这些做法无疑将他们的家庭矛盾公开化了，也深深刺伤了王映霞的自尊心，致使这对“富春江上神仙侣”成为“乱世怨偶”劳燕分飞。如果说郁达夫与孙荃、何丽有的婚姻展现的是人生素朴安稳的一面，那么，与王映霞的婚恋则更多彰显着爱的放恣与人生的飞扬。然而，文人本自多情，更兼郁达夫又有敏感纤细多疑爱暴露的天性，使得先天脆弱的爱再添枝节，露出千疮百孔的内里，无法放恣，难再飞扬。毁灭离异乃是它最后的宿命。正如梁启超所言“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而已”。郁达夫的情感世界时常处于这种矛盾焦灼状态。
孙荃是母亲为郁达夫包办的妻子。1913年刚刚十七岁多一点的郁达夫即随长兄郁曼陀赴日留学。“男大当婚”，母亲陆氏按自己的审美标准为他在家乡选了位儿媳：当地大户孙孝贞之女兰坡。之后，母亲多次写信去日本，催促郁达夫回家完婚。郁达夫并不愿意接受这门婚事，但考虑到母亲年事已高，为了不让母亲伤心，他勉强答应了。1917年8月郁达夫由日本回故乡期间，与孙兰坡见了一面。在开放的日本留学多年，郁达夫喜欢的女子已基本定型，他偏好肥白柔美、健康而有光泽的少女。因此，当他初见孙荃时，看到的却是“清瘦的脸，下身穿着布裙，露出一双小小的足”，眉头便微微皱了一下，表示出他的轻蔑与厌恶。但当他问到对方名字，孙家小姐轻描淡写的解释让他惊异了：这竟是一位乡间少有的才女！才女勾起了他的文人雅兴，立时赠予孙荃之名，即孙家香草之意，爱惜与尊敬充盈其间。然而，这却又使他陷进一种难以两全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是留学日本崇拜维新的人，却又不得不屈从旧式包办婚姻。婚姻非自主，母命又难违。另一方面，就孙家小姐本人来说，“荆钗布裙，貌虽不扬，然吐属风流，亦有可取之处”。这矛盾他无法排遣，只好逃避（这逐渐成了郁达夫的习惯）。于是，相亲后第二天他便返回日本，一住又是两三年。在双方家长催促下，直到1920年郁达夫才不得不回国完婚。主观上出于对包办婚姻的抵制与反抗，郁达夫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想以此刁难孙家使其退婚。没想到孙家竟答应了他的无理要求。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也没有证婚人和媒人到场，更没有点上一对蜡烛，放几响鞭炮，孙荃只是在夜色降临的时候乘上一顶小轿到了郁家，与郁母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饭就算正式结了婚。至此，我们看到：郁达夫对旧式的封建包办婚姻既是反抗的，却又反抗得不够彻底。他自幼接受的是“百行孝为先”的儒家思想，因此，即便是在日本接受了新潮的自由思想，但终究“孝”字当头，母命难违，他无法将此事置之度外，一走了之，或是干脆永不回国完婚。对包办婚姻既斗争又妥协，对孙荃，也是既赏识、爱怜、感激，又失望、勉强和惭愧。这就是现实中的郁达夫，也是郁达夫无法逃避的现实。
孙荃是个旧式的传统女子，她谨奉“柔顺”二字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婚后既温柔体贴，又能与夫君诗赋唱和，二人互娱互慰，乐在其中，过了一段颇为和谐愉快的日子。为了生计，郁达夫只身赴上海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工作。天冷了，他穿着北京的荃君冒着大雪去前门给他寄来的皮袍子，边走边想“这位可怜的女人，我总要想法子报答她才好”，心里对孙荃十分感激。在他陷入与王映霞的热恋后，仍时常想起北京的荃君，内心深处由衷地发出“啊啊，我的女人！我的不能爱而又不得不爱的女人！我终觉得对你不起！”的呼喊。春节时，他既想要回北京去看妻儿，又打算到杭州去会王女士。一边是责任，一边是爱情。“人生的矛盾，也真厉害得很”。“不晓得哪一天能够彻底做一个完全没有系累的人”。当王映霞要求他把自家身子弄得清清爽爽时，他又为同孙荃离婚而踌躇。订婚宴前，想到荃君的怨恨，大哥的责骂，母亲和二兄态度的暧昧……他潸然泪下，心乱如麻。每每想到日后自己抛妻离子的悲惨可怖的景象，他便痛苦万分，为难至极。“追求新的爱情，还是恪守旧有的婚姻”，对他来说，真是攸关生死的大问题。对爱人的热恋和对妻子的忏悔，新旧婚姻不能两全的痛苦，让他饱受煎熬。
抗战中郁达夫赴新加坡办报，新加坡沦陷后，转入苏门答腊隐蔽，化名赵廉，在印尼巴东经营“赵豫记酒厂”。为更好地掩护自己的身份，他又在1943年9月娶何丽有为妻。这位第三任夫人原名何如转，出身贫寒，相貌平常，没有什么文化，只能讲广东台山方言和印尼语，但是年轻，会料理家务。“何丽有”是郁达夫给她取的名字，用以嘲弄她的相貌——“何丽之有”。对她，郁达夫尽显才子狂态与玩世不恭。譬如，在众人面前经常称其“婆陶”（马来语，傻瓜）；新婚之夜，发现她仍是处女，于是在朋友们面前说应将其乘兴所赋诗句中的“聘罗敷”改为“破罗敷”；婚书与遗嘱均隐瞒个人年龄，结婚时四十八岁谎称四十，立遗嘱时五十岁又说五十四；如此等等，极尽调侃轻蔑之能事。然而，事情每每出人意料。正是这个“婆陶”何丽有以她的青春、大方、爱意与坦然，给郁达夫的第三次婚姻带来了朴实、原始、纯洁的趣味，使其正在衰竭的生命再次焕发出青春的活力，着实给他的晚年带来诸多意想不到的安慰。郁达夫与何丽有的结合，本质上毋宁说是对男权社会的回归，对自由恋爱的否定；而他对个人身份年龄的隐瞒则又背离了他一贯率真的性格，这或者可以说是以政治需要为掩护的自我中心主义。直到郁达夫遇难，何丽有才知道郁达夫是中国文化界的名人，而不只是一名寻常的酒厂老板、“都岗八杂”（马来语，读书匠）。晚年郁达夫在抛却对美丽聪明的现代女性的追逐后，竟意外收获了一份充满原始温馨与真情的刻骨铭心的夫妻之爱，完美地收束了他一生的婚恋之旅。这份意外再加上真实感，便造成一种更加复杂的况味，很难分析不易辨认。
在郁达夫的婚恋之旅中，内心世界始终澎湃着具有深刻时代印记的无法摆脱的矛盾。曾有学者指出，郁达夫的小说直接体现了五四的复杂性，它只能产生于五四。之前，不可能出现；之后，必定要变异。它像一颗高悬的孤星，永挂在时间的夜空，具有五四的典型性。同他的作品一样，郁达夫的人生经历与婚恋历程也呈现出五四时代的复杂性与典型性。五四一代人中，不止郁达夫一人面临这种处境、有过这样的经历。其他如鲁迅、郭沫若也都不得不接受了“母亲的礼物”，胡适有母亲做主的妻子江冬秀，徐志摩也有“父母之命”的张幼仪，等等。只是因个人性情的差异及思想观念的诸多不同，这些传统婚姻的结局亦各不相同。他们生存其间的民国从时间分期上已步入现代，但在那些纷纭动荡的乱世岁月，新旧并存的过渡特征和以男性为中心的观念仍顽强地存活着。文人雅士诗酒风流妻妾成群。他们一方面追逐新潮的自由恋爱，一方面又享受着传统的多妻制度。“传统”与“现代”纠缠着那一代知识分子，使他们的婚姻与情感无不打上浓郁的“过渡”时代色彩。而江南才子的风流俊雅与一夫多妻、才子佳人的传统士大夫趣味叠相汇聚，便形成了郁达夫随风漂移逐水流荡的才子心性。三次婚姻之外，郁达夫还在他的自传《水样的春愁》、《雪夜》、《乱离杂诗》及其他散文小说等作品中几无遗漏地向读者展示了他的少年初恋、狎妓、婚外恋情等情感花絮。目光敏锐冷眼旁观的张爱玲看出了爱情理想主义态度中的似是而非，移居美国后于1957年创作《五四遗事》。主人公罗文涛的经历和处境在五四那一辈人当中是相当普遍的。罗是最早一批开风气之先的人，但最后却落得“三美团圆”的结局，令人哭笑不得又深长思之。除了“三美团圆”的结局，郁达夫与罗文涛在精神气质上是何其相似！徘徊于新旧婚姻、自由恋爱与传统家庭幸福，郁达夫婚恋历程中凝聚的那份历史沉重感使得“命运”这个字眼注入了复杂的人生感慨。
身处乱世，面对国难及个人经济困境，在爱情婚姻的漩涡中沉浮起落不断挣扎的郁达夫，留给我们的是一曲真实生命的回响。他一生的情感波折与婚恋历程，处处透射着浓郁的五四时代的文化氛围，因此，无论它怅惘也罢，迷离也罢，悲歌也罢，一如他的文学名篇，那充满悲剧气质的生命因这斑斓多姿的婚恋与情感生活的点缀而熠熠生辉，焕发出迷人的光彩，成为岁月无法尘封的传世之奇。
话说抽屉原理
？ 欧阳维诚
《晏子春秋》里有一个“二桃杀三士”的故事，大意是：
齐景公养着三名勇士，他们名叫田开疆、公孙接和古冶子。
这三名勇士都力大无比，武功超群，为齐景公立下过不少功劳。但他们也刚愎自用，目中无人，得罪了齐国的宰相晏婴。晏子便劝齐景公杀掉他们，并献上一计：以齐景公的名义赏赐三名勇士两个桃子，让他们自己评功，按功劳的大小吃桃。
三名勇士都认为自己的功劳很大，应该单独吃一个桃子。于是公孙接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