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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不服从命令。1510年宁夏的新任巡抚被忿懑不平的军队杀害，1521年甘
肃省的巡抚遭到同样的命运。当没有严重的报复临近时，已经变得很明显，
朝廷不能或不愿干预这类事情，而这类消息在军队中引起了一种危险的看法
——他们可以放手屠杀。②
1524年8月，大同戍军的士兵杀害了大同的巡抚和戍军的参将，放火烧
了许多官署，然后逃离这座城市。发生这一切是因为巡抚试图将2500人的军
队调到位于这座城市以北大约30英里的五个新堡。军队拒绝调动，巡抚于是
命令他的卫兵到这些堡去。卫兵军官尤其怠惰，非常舒适地住在城里。当他
们拒绝服从命令时，参将便责打他们。戍军部队受他们军官的煽动而骚乱，
袭击总兵公署，将他杀死，并将他分尸；然后他们用同样方式处置巡抚。这
次事件上报到朝廷，下令进行了例行公事的调查，为空下来的一些职位任命
了新的官员。但是那个地方的骚动并没有结束。
朝廷在边境政策问题上暂时出现分歧。一种看法认为，管理边境应当宽
大，并采取守势；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朝廷应当对所有边境事务的积极而可
靠的部署感兴趣。持第一种看法的人们认为军事行动费用大，而且往往是徒
劳无益的。军事力量顶多只能威吓军队中难以管束的分子，而且只是暂时的，
可是平民百姓却要忍受无休止的征发。当京师地区的安全没有受到直接威胁
时，这批人主张通过赠与和宽恕保持平静。另一批人则认为，这样的态度玷
污了朝廷的威信和声誉，最终导致整个防御体系的衰退。军人和他们的支持
者也宣扬侵略政策和征伐，部分原因是这样的政策给与他们提升和受赏的机
会。
负责调查的官员赞成宽大政策。两个辅政的大学士持相反的意见。皇帝
本人认为，巡抚对动乱负有责任；他希望只逮捕领头人而宽恕参与这次叛乱
的士兵。一支从北京到甘州出征的大部队碰巧途经大同，这被错误地看成是
来讨伐的。叛乱的士兵再次占领这座城市，并将城门关闭。这样的行动是向
朝廷权威的明显挑战，不能不予以制止。因而从锦衣卫火速派了一支 3000
人的骑兵队伍去解决大同事件。在这支队伍到达前，士兵已将当地知县杀死，
不久以后他们又包围了代王府，代王被迫逃往邻近的宣府防区以求保护。
骑兵指挥接近大同时，定下了偷偷捕捉叛乱领头人的计划，但他只获得
有限的成功。许多叛乱的首领逃脱，稍后又因他们的伙伴被捕，返回来进行
报复，焚烧并洗劫官署。骑兵指挥于是请求处决所有曾经与领头人共谋的人。
面临贬黜的负责调查的官员最后于1525年4月诱捕并处决了余下的叛乱首
② 王士贞：《中官考》＇554＇，载《弇山堂别集》＇555＇第90—100 卷（1590 年；重印，载《中国历史丛书》，
16，台北，1965 年），94，第4153—4154 页。参见《明实录·武宗实录》＇380＇ （1525 年；重印，台北，
1961—1966 年），第5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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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事件就被认为是解决了。 ①
大同戍军仍然难于管束。1533年发生了另一起较大的暴动，戍军的总兵
官在暴动中被杀；1545年那里又在酝酿一起牵涉皇室成员的不成功的政变。
蒙古人卷入了这两次事件，或者是作为潜在的帮手，或者是作为策划者，他
们常常利用叛逃的戍军在明防线的后方当间谍和向导。戍军官兵和许多蒙古
首领之间的不正当交易使管理更加困难，因为人们继续不断地来来往往穿过
防线，交换货物，也交换信息。但是遥远西部的更为严重的纠纷妨碍了对大
同问题的任何进一步的注意。①
1513年，土鲁番的苏丹满速儿（1484/5—1545/6年）占据丝绸之路东端
的绿洲战略城市哈密。14世纪晚期起中国人控制了这座城市，并于15世纪
晚期派兵保护它，但是这次朝廷只派了一个文官去交涉归还这座城市的帝国
印信问题。交涉没有成功。满速儿继续向更远的东方袭击和抢掠中国领土。
满速儿在帝国朝廷的奸细写亦虎仙终于安排好一个和解办法，让满速儿控制
哈密并允许他照旧通贡明廷。
1521年，写亦虎仙因叛逆罪被处决，满速儿的使者被扣留在北京，皇帝
应杨廷和的请求，批准了对土鲁番的敌对政策。这随即导致进一步的入侵，
最后造成1524年对甘州的袭击。主要由征集的蒙古人组成的明军奉派进行反
击，他们获得相当成功。但是，零星的战斗一直继续到1528年，这时满速儿
放弃了他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满足于突然袭击。他已经能确保对哈密的控制，
明朝廷承认了他在这一地区的权力。这时朝廷的政治倾向已经改变，杨廷和
六年前所提倡的政策受到了抨击。①
李福达案
张璁和桂萼这时成了皇帝最亲密的顾问，他们好几年以来尽力排除杨廷
和在官僚机构中的坚决支持者。斗争在一连串抨击和清洗期间于1527年达到
顶点。对峙于1526年夏天从一件叛逆案开始。
1526年，桂的支持者侯爵郭勋（1475—1524年）被某些官员牵连进一件
叛逆案，这些官员反对皇帝的政府和他所任命的人。这是一件奇怪的案件；
连被告发的人的姓名也不可靠。据说他是一个叫李福达，或李午，或张寅的
人。根据40多年以后的1569年获得的证据，有某个姓李的人曾经反叛，被
充军，脱逃，又于1512年再次反叛。那时据说这个人于1526年以别的化名
露面，在太原戍军里当军官。他受到郭勋的关照，因为他的一个儿子被侯爵
选作侍童。但是这桩案件关于他的说法是多年以后根据新的证据推想的，是
可疑的。法庭的审讯把注意力集中于郭勋家里的这个人是否的确就是很晚才
在1512年被打败的那个叛逆者。
这桩案件最初于1526年8月引起了皇帝的注意。据说被告发的人曾经一
① 皇帝把这座位于紫禁城西北的宫殿叫做他的“新宅”。这座宫殿也叫做“豹房”。见毛奇龄编：《武宗
外纪》＇371＇ （清初；重印，载《艺海珠尘》，嘉庆时期＇1796—1820 年＇；重印，载《百部丛书集成》，38，
台北，1968 年），第3 — 4 叶。
① 《明实录·武宗实录》＇380＇，第2204 页。
① 关于葡萄牙人到达中国的更多资料，见伯希和：《明代历史的火者和写亦虎仙》＇419＇，《通报》，2，38
（1948 年），第81—2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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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被带往侯爵家，侯爵看重他炮制春药的技术。后来他在回到他的家里时，
被一个仇人认出就是在山西领导过一次暴动的那个叛逆者，他也是一个声名
狼藉的术士。当这个人在地方当局出庭时，他被辨明无罪，而告发他的人则
被充军。但是在这期间，当时在北京的他的儿子曾经恳请侯爵求负责的那个
御史放过这一案件。御史拒绝了，反而在诉状中加上了郭勋的名字。
这个人在他的儿子被捕后，向当局自首。他被控叛逆，稍后郭勋也被加
上了同样的罪名。1526年9月，郭被进一步告发，占用预定给京师戍军的大
量银谷。皇帝只命令他说明关于叛逆的指控，郭因此指明他曾多次被司法当
局指控卷入了种种案件，原因是他在本朝最初的几年中支持过皇帝。
1527年，当这个案子移送北京再审时，刑部把诉状改成施行巫术。所有
共谋者仍有被砍头的连坐罪。但是皇帝在诉状改变后渐渐起了疑心。他最后
站到了郭的一边。1527年10月，他将所有涉及这个案子的官员逮捕，命令
他的谋臣们再次重审。他们按照他的指示撤消了对被告的指控，并开始审查
那些支持诉状的朝廷官员们。有10个官员被打致死，40多个官员被谪戍边。
当事情结束时，都察院和各部与杨廷和及翰林集团有过联系的那些官员都被
清除了。
这桩案件的真象从未弄清。最后的裁决认为，被指控的实际上是一个叫
张寅的人，认为原来不利于他的证据是互相矛盾的，既说他是名叫李午的术
士，又说他是名叫李福达的叛逆者，尽管他实际上只是逃离本土的一个无籍
匠人。同时，在有关年纪和日期的细节上还有其他的不符之处。皇帝确信朝
廷官员们串通起来攻击部勋，并有证据证实他的这种确信。他还担心官员中
有一派人反对他和他的支持者，他要坚决肃清他们。这桩案件最终和被指控
叛逆的人没有什么关系；它是政府里的翰林集团对皇帝的支持者的攻击，它
以对他们的灾祸而告终。①
皇帝于是集中注意力于翰林院本身。张璁猛烈地进行了这次清洗。自
1524年他成为翰林院的学士时起，他蒙受了出自翰林院学者们之手的欺凌和
屈辱。连翰林院最低级的成员也拒绝向他致意；对待他像对待一个无赖。
1527年11月他进行反击。他建议对翰林官进行考察；那些被认为不合
要求的人到地方上任职。20多个官员被贬黜，所有翰林院资历最浅的成员，
即庶吉士，被任命为知县或各部的属员。重新给翰林院调配的人员是以前和
它并无关系的一些京师官员，与此同时翰林学者的选拔放宽到包括翰林院以
外的高级官员。这种安排的目的在于杜绝别的翰林派系的兴起。对翰林院的
任命不再限于它的人员，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