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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2个武官和文官将受到奖赏，他们的姓名列成了清单。然后它预言，最高
的功勋无疑属于像首辅沈一贯那样的人。
看到这一印刷品，皇帝被激怒了。厂卫逮捕了几个嫌疑犯，但嫌疑集中
于郭正域。一个给事中上疏皇帝，他把郭对楚王案件的处理和这一煽动性的
印刷品联系了起来。但是，郭的朋友们怀疑，他是遭到了沈一贯的党羽的陷
害。最后，两方的嫌疑都消除了。一个和官员集团没有关系的朝廷随从被定
了印刷小册子的罪，并被处死。但这个案件拖延了六个月，提醒每一个人，
有一个支持皇帝和首辅的党派，还有一个支持太子的党派。他们相互之间的
仇恨和猜疑是强烈的。最细小的偶发事件，不管怎样无足轻重或并不相干，
都可能在任何时候逐步升级为重大的对抗。
1603至1604年的事件只和东林党人沾点边。在搜查神秘小册子的作者
时，有一个叫于玉立的人牵连进了这个案件。他的书信被发现为一个嫌疑犯
所持有。于玉立是刑部的外郎，随后被免除了行政机构中的职务。他后来在
京师和东林党人的一些组织者保持密切的联系。
这些事件，不管它们显得多么琐细，却有深远的影响，因为它们影响了
随后例行的文官考核的结果和做法。1605年的人员考核是在关于楚王的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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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争论和小册子引起的骚乱之后不久到来的。主持这一事项的官员正是都
①
御史温纯，他曾是侍郎郭正域的后盾，和大学士沈一贯意见不合。在考核期
间他指名免职的主要人物大多数是在上述两起事件中颇为沈一贯尽力的科道
人员。另外一个人以不同的方式成了这一连串事件的牺牲品。礼部侍郎李廷
机曾建议万历皇帝承认楚王的合法性，自此以后被东林党人看做不受欢迎的
人。他最后面对正在增长的反对，只好推卸了首辅职位。他反东林的态度是
明显的，因为他偏袒沈一贯。①
万历皇帝在处理这两起事件时，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做得很好。他能自由
使用的权力很少，在涉及楚王的事件中，他允许朝臣们说话，但一旦作了决
定便拒绝重新讨论这一案件。在处理神秘小册子时，他一再嘱咐涉及的高级
官员们保持镇静。在派厂卫去逮捕搞阴谋的人时，他避免使这一案件损害那
些嫌疑犯。由于京师被小册子中的说法所震动，他把太子叫来面谈，有宫里
一些太监在场的他们的谈话，被送交内阁的机关公布。不过，尽管有这一切
骚乱，他并没有通过选定太子来解决继位争端，因而没有消除侵扰外廷的猜
疑的根本原因。
当小册子最初在北京街头发现时，他已授予福王称号的他的第三个儿
子，将近18岁。已经持续了两个世纪的王朝惯例要求他离开北京，到一个遥
远的地方去住。但是皇帝固执地拖延他心爱的儿子的行期。既然皇帝没有实
行这个对于保证顺序继位至为重要的惯例，局外人推测皇帝的继承人问题并
未最后确定就只能是自然的事情。在此后一些年里，这种猜疑将引起更多不
可避免的争论。1614年，在福王28岁时，他才终于离开京师。但下一年发
生了“梃击”事件，这一事件被认为是福王支持的党派杀害太子的一次不成
功的尝试。随着这次据说是暗杀的尝试，东林党人聚集在了太子周围，太子
就是未来的泰昌皇帝，他在位只有30天。
在万历皇帝统治期间，东林运动从对道德律的狭隘解释得出它的伦理的
优越性。在对张居正不肯请丧假的指责中和在东林党人积极参与关于楚王的
合法性的争论中，这是显而易见的。经受了多次考核过程以后，东林党人后
来只好把他们权力的基础放在继位问题上。他们希望在太子继承皇位时，在
他下面实现他们的政策。当“国本”（继位制）看来真受到威胁时，他们的
关心证明是有道理的。①
① 关于地方对这些袭击的反应的详尽研究，见梅里林·菲茨帕特里克：《浙江北部的地方政府与对1553—1556
年海盗入侵的反应》＇164＇，学位论文，国立澳大利亚大学，1976 年。
① 有关双方战术和策略的详细说明，见贺凯：《胡宗宪对徐海的战役，1556 年》＇266＇，载小弗兰克·A。
基尔曼和费正清编： 《中国的兵法》（坎布里奇，1974 年），第273—307 页。
① 见威廉·莱特尔·舒尔茨：《马尼拉的西班牙大帆船》＇446＇ （纽约，1939 年），第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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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落期中的思想状况
统治能力的衰落
传统的中国历史学家一向把万历统治时期的中叶当作明帝国历史中的一
个转折点；在此以后王朝的局面变得难以维持，它的崩溃不可避免。在得出
这个结论的过程中，他们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皇帝的性格上。朝臣之间的
派系争论也受到了谴责。这种解释倾向于掩盖一个认识还不很清楚的基本事
实。一个其公开承认的目的是保存农村村社的农业单纯性的相对松散的政
府，是没有能力应付新的时代的难题的。
可是在王朝政体的框架内，上述历史学家的论点不是没有真实意义的。
也就是说，如果政府的改组和财政及法律的改革是不可能的，这些评论家在
把皇帝和他的官吏之间的拖长了的僵局以及官吏本身之间的争论，当作王朝
不能保持其政权的主要原因方面（如果不是唯一的原因），证明是有道理的。
在这种僵局以前，那个时代有头脑的人已经试图减轻这个高度程式化了
的政权结构在行政工作中所保持的思想控制。当全面改革不可能时，就主要
的行政官员来说，已在谋求某些行动的自由。例如，张居正曾经打算吸取反
对传统观念的王艮（1483—1541年）所提倡的儒家类型的功利主义。王艮认
为，利他主义不过是自我保存的一种行为，犹如以一己之舍对换他人之舍。
他的“左翼王阳明学派”的思想似乎包含了更多唯物主义的，因而也是实用
①
主义的对社会问题的观点。但是，在沿着这条路线的什么地方张很可能得出
结论，他自己对一个特定的思想学派的赞助将不可避免地要树立一个坏的先
例。最后，他成了下令关闭帝国中所有私人书院的人。①
李贽，一般被认为是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反对传统思想的人，提出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建议。包含在当时社会准则内的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仍然应当适
用于普通群众，但有异常才能的男人和女人，当他们的成就比他们对准则的
违犯更有价值时，应当不受传统要求的限制。证明这种例外有道理不是根据
法律上的理由，而是根据哲学上的理由。李贽是王阳明的心学学派的追随者，
他认为，因为终极的实在只存于心中，具有胜过邪恶的天生能力的卓越的心，
①
应当被给予更大的行动自由，即使牺牲社会道德。他的给予杰出大臣和将领
更大便宜行事权力的有限目标，不能被认为是“激进主义”。但是，他的建
议的激进方面在于他所寻求的赖以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在一个法学不发达
而哲学说教至高无上的时代，李贽提出，包含在有关法令的法律中的传统行
为准则可以被思想认识取而代之，因而迈出了更远的一步。由于这种观点含
蓄地怀疑道德律的超越地位，李因拥护这种不符合传统规范的思想而不得不
死于狱中。他于1602年自杀；即使是通过间接的、善意的手段来改变王朝高
度程式化的政体及与之伴随的道德准则的任何尝试，也就到此结束。
不过，涉及万历皇帝和他的官吏的法制上的僵局没有发展成为危机。的
确，需要皇帝出席的礼仪活动是被放弃了。和关于皇帝职责的争论一道，有
些关于实际问题的建议被留在宫中未予答复，实际上被皇帝否决。然而其他
① 弗朗西斯·培根：《关于帝王统治》，载《弗朗西斯·培根文集》＇3＇ （纽约，1908 年），第84—85 页。
① 见李雅各：《英译七经》＇309＇，Ⅲ，第316 页。
① 关于这个论题的更详尽的论述，见王毓铨：《莱芜集》＇557＇ （北京，1983 年），第110—3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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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务继续进行，这些文件显然受到了皇帝本人的注意。（1620年，在他死
前约三个月，他向首辅方从哲抱怨说，大量公文仍然需要他考虑。）当高级
政府职位仍未补缺时，副职和职位较低的官僚照常处理工作。饥荒的救济品
分发了，国内的叛乱被制服了，边境游牧部落的入侵处理了，虽然这些事件
的解决往往引起了批评。
万历时期晚期最实在的成就是泇河的完工。在大运河反复因黄河被淤塞
和泛滥以后，打算建造一条在东边与之平行的代替的河道，以完全避开徐州
附近的急流。这项建议曾经吸引了张居正的注意力。但是，工程于1593年才
开始，而且这个项目很快陷入困境。必须清除的石头比预料的多，工程由于
经费短缺几次停止。然后工程于1603年重新着力地开始。这条新河道长110
英里，最后于1609年开通运输。
政府继续衰落，虽然不那么令人注目：衰落是逐渐的，但是是继续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