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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鼓励他学习并在政府事务中起积极作用，但这位皇帝对这类事情很快就失
去兴趣，宁愿缩在深宫里过一种较少需求的生活。在那里他可以平静地寻乐
和从事他的业余爱好，他的爱好之一是木工，据说他对此很擅长。当他在制
造优美的家具和设计精致的宫殿模型时，万历时期的官僚战争正在朝中的党
派之间继续进行，国家对重要问题的决策，愈来愈多地留给皇帝宠信的内廷
仆从去自由处置。在这些仆从中有一个太监，他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
彰的人物之一。
魏忠贤和客氏出场
这些年来，把太监看成邪恶化身的中国传统看法已经不那么盛行，而把
他们仅仅看作参与宫廷里无休止的政治斗争的一个集团则已经被人们接受。
因此有人提出，太监刘瑾（死于1510年）维护的一些政策是有远见的，应该
得到官方的支持；张居正在万历朝初期的成功，则多亏他和太监冯保的良好
关系；甚至东林领袖如杨涟、左光斗也要倚重像王安（死于1621年）这样的
“好太监”在宫中宣传他们的观点。我不想反驳这些具体论断，并承认在现
①
存资料中对太监有极大的偏见，但对于魏忠贤（1568—1627年）， 很难有
什么好话可说。
魏忠贤在家乡肃宁县 （今河北省）度过名声不好的青少年时期，然后自
愿当了太监，据说从那时起，他用30年时间爬上了一个影响宫廷政治的位
置。尽管对他被描绘成一个老谋深算的阴谋家近来有所怀疑，但大家都知道
他在17世纪初服侍过朱由校的生母。当然，那时未来的泰昌皇帝的长子朱由
校还是个很小的孩子；但大多数资料暗示，魏忠贤已经在作长远打算。如果
是这样，他就是非常成功的。多病的朱由校特别喜欢这个太监和一个叫做客
氏的乳母（死于1627年）。他们成了他的心腹和经常的伴侣，传说他们引导
他“淫乐”。
不论这些传说的真实性如何，它们无法得到证实，当泰昌皇帝死时，魏
忠贤和客氏显然处于有利地位。新皇帝即位不到一月，两人都得到封赐，他
① 黄仁宇： 《税收和政府财政》＇254＇，第279—286、301—305 页。
② 贺凯：《朱翊钧》，见富路特和房兆楹编：《明人传记辞典》＇191＇ （纽约和伦敦，1976 年），第334 页。
① 黄仁宇： 《明代财政管理》＇250＇，见贺凯编：《明代政府研究的七篇论文》＇263＇ （纽约和伦敦，1969
年），第117—1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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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几个亲戚也得以入锦衣卫任职。魏忠贤自己则从宫中一个相对来说比较
次要的职位转到权力很大的司礼监，这个机构经过多年已成为京师和全国的
宦官活动中心。魏忠贤不识字，照理不会考虑让他担任这样一个职务。但官
②
修的《明史》指出，这是客氏通过她对皇帝的影响替他谋得的。总之，魏忠
贤正是从司礼监指挥了17世纪20年代中期的恐怖统治。
虽然我们不清楚朝廷里的东林党人从什么时候起觉察到魏忠贤和客氏是
个政治威胁，但饱读诗书的杨涟、左光斗和他们的同盟者，对宦官的弊端和
宫中肆无忌惮而又野心勃勃的女人造成的潜在危险是很担心的。自从最后一
次宦官擅权以来，尽管已经过去一百多年，即使是一个不经心的观察家，也
不难看出宦官的权势在万历朝有了发展。万历皇帝不仅在经济、政治和军事
上委宦官以重任，而且在他将近50年的统治中，允许他们在人数上有相当大
的增长。当时的耶稣会会士的记述指出，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按常规
选入宫中的太监，一次就有3000人之多，宫中及别的地方所用太监的总数接
近16000人。其他资料提供的数字还要大。③
与东林集团有联系的官员虽然他们自己也不得不常常跟像王安这样的太
监打交道，但很明显，他们对皇室的情况感到不安，并及时把他们的看法公
开说出来。在天启皇帝即位之前，就有一个与东林有联系的御史，上书要求
惩治向泰昌皇帝进药从而导致皇帝病情恶化的太监。接着，与李选侍有联系
的太监受到抨击，李选侍被控盗窃内府珍宝。在随后的调查中，有人想贿赂
一个倾向东林的官员，要求他不要深究。这个官员向他的上司揭发此事后，
他立即被从刑部调到工部。在新岗位上，他又立即卷入同魏忠贤控制下的太
监的一连串争吵，问题涉及修建万历和泰昌皇帝陵墓时滥用款项与处置失
当。①
1621年2月，魏忠贤和客氏受到直接批评。御史王心一（1572—1645
年）对皇帝给予他们的封赐提出抗议，指出这种事传到辽东，将挫折与满洲
②
人作战的军队的士气。他的上疏未被理睬，但那年晚些时候，王心一和其他
一些东林集团的官员重新发动进攻。他们要求将客氏永远逐出宫门，因为她
继续留在宫中可能引起政治分裂。皇帝犹豫不决，但王心一和其他几人终因
他们的直言不讳受到惩罚，客氏仍旧保持她的影响。1621年夏，她和魏忠贤
策划了一次宫中清洗，支持东林的王安被谋害，和他接近的人也被撤职。
朝廷中的党派斗争
在17世纪20年代初，无论是魏忠贤还是客氏还算不上是一股政治力量，
② 夏燮编： 《明通鉴》＇210＇ （约1870 年；重印，北京，1959 年）；4，第2953 页。张铨传，见张廷玉等
编：《明史》＇41＇ （1736 年；重印，北京，1974 年），291，第7454—7456 页；和恒慕义：《清代名人传
略》＇271＇ （华盛顿特区，1943—1944 年），第34 页。
③ 关于这些灾难，见本书第9 章，《满族的挑战》。
① 关于白莲教的活动和教旨，见陈学霖：《白莲教…弥勒佛教义和明清两代的人民起义》＇25＇，《汉学》，
10，4 （1969 年），第211—233 页。
② 关于这一争论，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293＇ （1658 年；重印，4 卷，载 《国学基本丛书简编》，
上海，1936 年；影印，台北，1956 年），4，第24—36 页；和朱常洛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176—1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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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们的名声愈来愈臭，在宫中的权力愈来愈大。要等几年后他们才强大
到敢向他们在朝中的敌人挑战。与此同时，官僚们在自己中间进行着激烈的
政治斗争。天启朝这些斗争的第一批牺牲者中有首辅方从哲 （1583年进士，
1628年去世），他是东林党的宿敌，由于对红丸案和移宫案的处理而受到攻
③
击。使他的批评者特别气愤的是，他允许“非知脉知医者”向泰昌皇帝进药
和没有强迫李选侍搬出乾清宫。尽管这些指责可能不公平，但在天启皇帝于
10月1日即位后不久，方从哲请求辞职，并于1621年初告退。
方从哲的离去，无疑使朝中的东林党人感到高兴。对天启皇帝保留刘一
①
燝、韩爌（约1558—约1637年）、叶向高（1562—1627年）为首辅，也是
这样。他们虽然不是积极的东林党人，但他们同情东林党，并在此后几年的
许多次争论中援助过他们。当邹元标于1621年年中来到京师，并和一些同他
意气相投的人如高攀龙（1562—1626年）、赵南星（1550—1628年）、刘宗
周（1578—1645年）相结合时，东林党的影响就更大了。刘宗周几乎立即就
使人感到他的存在。他到礼部任新职不久，就上疏指出，魏忠贤可能成为第
二个赵高，赵高是秦朝声名狼藉的太监，被认为应对秦二世的死和秦朝的崩
溃负责。魏忠贤虽然气得暴跳如雷，但还没有力量奈何刘宗周。①
这样，在17世纪20年代初期，组织松散的东林集团成了朝中占优势的
一派。不过他们的势力并非没有受到挑战，并经常受到重大的政治挫折。1622
年初，两个东林的同盟者周嘉谟（1546—1629年）和刘一燝，在一再受到据
说是听命于魏忠贤的官员的指责后，各自辞去了吏部尚书和首辅的官职。②
那个夏天，另一个东林的重要支持者礼部尚书孙慎行（1565—1636年），在
①
同东林的宿敌、太监以至皇室成员进行了一系列激烈争论后，离开了政府。
对东林运动最严重的打击发生在1622年秋。邹元标和冯从吾在北京建立的一
个促进哲学讨论的书院引起了争论，他们两人在争论中辞职。由于大多数参
与这些哲学讨论的人与东林有牢固联系，东林的反对者就指责这个书院的建
立是为了党派性的目的。
当皇帝下令关闭书院后，邹元标和冯从吾被迫提出辞职。邹的离去严重
地影响到政府的稳定。他自复官以后，是东林领袖中最温和的，作为左都御
史，他曾努力统一政见，并帮助政府集中注意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他离去后，
双方的极端分子都上升到突出地位，带来的后果对几乎所有有关的人都是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