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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祠作为纪念。这无疑是一种有效的宣传方式，有利于填平他和整个社会地
方精英之间的鸿沟。这种政策当然是他的文人顾问们劝他实行的，而他以自
命不凡地把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结合起来的态度采用这种政策。
曾经有人强调指出，朱元璋并不真正相信民间宗教领袖们的教义，即至
①
少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些粗俗的迷信。可是，他并不与大批食客分手：
这些人都装扮成受人尊敬的预言家、成功的法术师、疯疯癫癫的和尚和另外
一些平凡的宗教领袖。这些人使他的事业在普通人民心目中具有一种天神相
助的味道。这种情况在他的文人顾问和士大夫的圈子中引起了问题，因为他
们宁肯与所有异端邪说更明确地决裂。由于他凭他的直觉处理了这种问题，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独立思考、他的意志力，以及他对群众心理的了
解是有比别人高明之处。
朱元璋最后同红巾军宋王朝的决裂时间要比他的学者…顾问们所建议的
时间晚得多。1363年，朱元璋专心致志于对他最强大的敌人陈友谅的即将到
来的最后战役作准备。2月份，他的另外一个方面的敌人张士诚派遣一支讨
伐部队来攻打安徽西部的安丰。此地是韩林儿和宋王朝出谋划策者刘福通的
大本营。这对作为北翼红巾军最后残余的忠实保护者朱元璋来说是加倍为难
的事情，因为那时他的战线是拉得太长了。不顾他的战略和治国论的主要学
者…顾问刘基 （1311—1375年）的严厉劝告，他还是派出一部分野战军并亲
自（由徐达去打头阵）带领前往救援韩林儿。根据大多数材料，刘福通被张
士诚的军队俘获和杀害。于是朱元璋不得不渡过南京以西的长江，把小明王
的宋朝廷迁往滁州：现在在军事上已无足轻重的红巾军朝廷能够在这里平平
安安地苟延日子了。
这次牵制性军事行动所冒的风险是很大的；他的敌人的错误在于没有更
好地利用它。可是，当朱元璋正在受到南翼红巾军的挑战时，这次牵制性战
役对保证朱元璋的军事领袖们的顺从来说可能是必要的。甚至他青年时期的
哥儿们也认为必须捍卫他们合法地位的源泉。朱元璋照旧奉宋国家龙凤年号
的正朔，一直到韩林儿在1367年1月过长江被淹死时为止，按照旧历这时是
前一年的腊月。但是，虽然朱元璋有此机会能够解除他长期和小明王及其已
消失的权利这些旧形式的联系，他仍然在一年以后才把他的王朝改名为“明”
① 陈学霖：《张中和他的预言：一位明初道士的传奇的传播》＇21＇，载《远东》，20，1 （1973 年），第65—102
页，以及《明太祖的兴起：明初官方历史编纂学中的事实与虚构》＇24＇，载《美国东方学会学报》，95，4
（1975 年），第679—7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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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这个字含有明教的意思，表明他没有彻底割断与教派教义的所有联系。
整个地说，我们看到了从对民间文化的亲近过渡到对伟大传统的亲近这
一转变过程中的多方面的困难，也看到了朱元璋通过有些曲折的羊肠小径从
此端走到彼端时所表现出来的机巧。叛乱分子中他的对手们没有一个能以同
样的机敏来处理这样复杂的问题。
《明史》卷一的《明太祖本纪第一》包括1368年以前的年代，大致描述
了14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在创建南京 （1356年改名应天）政府的过程
中所采取的步骤。他在那时就开始宣称天命已改，或许甚至改到了他的身上。
1356年有一条是这样写的：
秋七月己卯，诸将奉太祖为吴国公。置江南行中书省，自总省事，置僚佐。①
在这里，朱元璋，在他生前就用了“太祖”的庙号，这是中国历史编纂
学的泛常用语。其余说法则有严重失误。“行省”一词是用于元代省一级文
官政府的行政机构。引文中这一个行省是这一时期的新创造：“江南”泛指
长江下游地区，它不是元朝一个行省的名称。朱元璋的南京根据地只管辖长
江以北很小的地面，那时这是元朝河南行省的一部分，外加元朝江浙行省（包
括今长江以南的江苏，再加上今浙江和福建）的几个县。这个新的叛乱行省
被雄心勃勃地称为江南，它是北方红巾叛军在1356年到1359年之间所建五
个省中的一个；这五个行省是他们想控制在那些年代或者以安丰 （在今安
徽）、或者以开封为首都时向外扩展的领土。从那个叛乱的宋政府的观点来
看，朱元璋不过是他们在新近成立的南京地方行省的高级领袖之一；他最初
被任命为副元帅，后来被提升为行中书省左丞相。如果他是被命名为吴公，
就不会要诸将来推举他，而是由宋的叛军首都来任命，就像在五年以后，即
1361年实际发生的那样。①
总而言之，这个新的行省还不是一位早已清楚地预见到天命将归属于他
的未来皇帝所控制的独立的叛军基地。它此时仍然是后来被弄得名誉扫地的
秘密教派叛乱运动——朱元璋就是从它这里接受他的身份和权力的——的一
部分。可是，朱元璋清清楚楚地是那里正在兴起的人物，一旦他像在 1358
年中那样清除了他名义上的顶头上司，即他往日的恩师郭子兴的诸子和女
婿，宋叛乱政权就逐渐承认了他的地区性领导地位和默认了他的主动行动。
当宋政权的傀儡皇室小明王和北方红巾军的组织者刘福通一起在1359年末
被察罕帖木儿赶出开封并逃回安丰时，北方红巾军叛乱的权力马上衰落了下
来，而且它的所有行省都得依靠自己的资源各顾各了。除了朱元璋的江南以
外，没有一个行省熬过了1362年。逐渐地，朱元璋在事实上取得了多数传统
史料过早地认为属于他的地位。
当朱元璋在14世纪50年代逐渐地变成了南京舞台上的主人翁时，尽管
我们对这一历史记载有各种怀疑，但仍应该得出结论说，他是地区性叛乱领
袖中的佼佼者，因为他很认真地在想方设法建立一个日益完善的政府。每当
他访问他迅速前进的军队所占领的新地区时，他经常和社区领袖及乡村父老
们讲话以消除疑虑，派代表叫他们恢复和平生活和生计，同时他作为贫农的
儿子能懂得他们的需要，所以允诺要实现一个仁慈的政府。1358年3月，他
① 罗梅因·泰勒译：《明太祖本纪》＇503＇ （旧金山，1975 年），第38 页。
① 虽然学者们在继续争论这一点，1361 年是个准确无误的时间，潘柽章已在《国史考异》＇414＇ （1，5）中
予以指出，这一点尚未被人废弃，又可参照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484＇，第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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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从前元朝最能干的官员之一、破南京后即投降过来的康茂才去他认为应
该升格的江南行中书省中的一个机构任职；这个官署就是都水营田司。朱元
璋在任命时嘱咐康茂才道：
比因兵乱，堤防颓圮，民废耕耨，故设营田使以修筑堤防，专掌水利。今军务实殷，用度
为急，理财之道，莫先于农事。今当春耕，水旱不时，伤害农亩。故命尔此职，分巡各处，俾
高无患干，卑不病潦，务在蓄泄得宜。大抵设官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饰馆舍，迎送
奔走，所至纷扰，无益于民而反害之，则非付任之意。①
很显然，朱元璋的看法是很实际的：他认为：用“仁慈”的眼光看待农
民的疾苦就有助于重新安置无家可归的和难于统治的人民，可以让他们从事
生产活动，同时就能保证他的政府有粮食和赋税来支援军队。这种利他主义
不是犬儒式的；它符合生活的事实。是否这种贫苦老百姓式的对底层社会抱
有的机敏的理解才使得他这样做，或者是否这些言行表明他新召聘的儒家顾
问们的传统的伦理和治国论已很得势——这确是个争论之点：像这样的事情
这里是没有根本性的冲突的。无论如何，他在14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实
行的政治团结表明，他在使文官政府的广泛发挥功能以适应他的事业方面比
他的对手们要高明多了。还可以再举几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1360年他新设
了几个官署来开征酒税和醋税，并改进食盐专卖的经营管理，虽然他这时并
没有控制地处更东边的重要产盐地区。1361年他开始铸造铜钱，而到了1363
年他的铸钱据说已达每年3800万枚。接着又马上实行了新的茶叶分配专卖制
度。1362年设立关卡以征收过境商品的传统税。
由于朱元璋的优秀将领们攻克了南京之东、南和西南诸方面邻近地带，
江南行省——事实上是14世纪50年代末他的整个政府——的范围扩大了。
当浙江北部大片地段在1358年和1359年落入他的部队之手时，他在婺州（今
金华）设置了“股肱郡”，此地离南京东南200余英里，距元朝的大据点杭
州——最近被张士诚所攻占——不足100英里。朱元璋旅行到了这个地区，
并且花了1359年上半年时间研究它的问题，同时指示——而非领导——进一
步开展战役，扩充地盘。他积极地征聘——人们也可说是讨好——许多杰出
的学者，这里在当时因人才济济而出名。他礼贤下士，宴请他们来他的大本
营，向他们询问怎样获致儒家著作的引导等严肃的问题，同时严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