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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② 陈子龙：《安雅堂稿》＇56＇ （崇祯＇1628—1644 年＇；台北，1977 年重印），3，第968—971 页。
③ 《明通鉴》＇210＇，4，第2975 页，和《明史》＇41＇，246，第6380 页。
① 贺凯：《监察制度》＇262＇，第185—186 页；方从哲传见《明史》＇41＇，218，第5759—57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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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麻烦在经济上的影响是严重的。
1621年11月开始的成都之围以后半年，东南沿海出现一个新的威胁。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在东亚水域劫掠中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船舶已有20
年，对福建和广东的经济至关重要的海上贸易，不时受到严重的破坏。1622
年6月，一支有8只船的荷兰船队带了1000多人进攻葡萄牙殖民地澳门，企
图接管那个城市同日本、东南亚和欧洲的有利可图的贸易。荷兰人在经历一
场激烈的战斗并伤亡四分之一的人员之后被赶走，他们沿中国海岸向北驶
去，至7月初在台湾海峡的澎湖列岛登陆。②
在一个较大的岛上匆忙筑城后，荷兰人派了一个代表到厦门地区。要求
同中国进行直接贸易，并宣称要干扰和破坏中国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贸易。
中国人立即拒绝了这些要求和恫吓。1622年9月，福建巡抚派一名官员带信
去澎湖列岛，命令荷兰人拆除他们的小城堡，立即离开。荷兰人拒绝接受，
10月中旬，他们的船只开始攻击中国船只和沿海易受攻击的地点。他们暂时
得逞，但福建当局终于予以回击。1623年10月，一个带有谈判者通行证的
荷兰使者在厦门被俘，1624年，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迫使荷兰殖民者从澎湖
列岛撤退到台湾。他们留在台湾直到明亡，虽是一个麻烦，但不是严重威胁。
经济问题和民间的骚乱
天启朝的大部分时期，中国经济停滞不前或者下降。这种下降的一个原
因是新大陆的白银出口水平急剧下降，这个事实差不多同时影响到世界上其
① ②
他许多地方。在中国，这种下降可以归因于秘鲁白银生产的下降。 白银产
量的明显减少不仅影响到马尼拉，而且使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贸易下降，因
为正是白银把中国商人吸引到这些岛上来的。中国商人害怕同菲律宾贸易，
还因为南中国海有海盗的危险。中国同西班牙贸易的下降，对福建沿海地区
③
的经济活力有严重的影响，而这些地区与明帝国的其他许多地区有着广泛的
商业往来。
在1621至1627年间，明帝国的经济还受到其他因素的有害影响。杭州、
北京和其他主要城市的火灾，烧毁了成千上万的人家和商家。1622年，现今
甘肃省平凉地区的一次大地震，造成重大财物损失，据说死了12000多人。
1623年，这个时期从山东半岛南部入海的黄河，在南直隶北部冲垮堤坝，淹
没了徐州及其周围的大片土地。1624年8月，南直隶洪水泛滥成灾，徐州再
次受到特别沉重的打击。由于广泛的军事行动、不断增加的赋税、政府的非
必需品订货的减少，以及有些观察家所看到的官僚机构的极端腐化与低效
率，已经使经济和社会陷入了混乱，而这些灾害使混乱加剧了。它们引起一
连串单独的或结合在一起的农民起义、城市动乱、土匪和海盗袭击，以及军
② 韩■和叶向高传分别见《明史》＇41＇，240，第6231—6238、6243—6249 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
第483—485、1567—1570 页。
① 《明史》＇41＇，255，第6574 页。高攀龙、赵南星、刘宗周传分别见《明史》，243，第6297—6310、6311—6314
页和255，第6573—6592 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8—132、701—710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
＇271＇，第532—533 页。
② 周嘉谟传见《明史》＇41＇，241，第6257—6259 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63—265 页。
③ 孙慎行传见《明史》＇41＇，243，第6306—6310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679—6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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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中的兵变，所有这些使政府竭尽全力以维持法律和秩序。
有白莲教徒参加的最严重的起义发生在1622年。在万历朝，受白莲教教
义影响的小团体在中国北方很活跃。当局通过拘捕受怀疑的领袖和不时进行
镇压控制他们。1621年，为躲避满洲人的推进，难民从辽东涌入北直隶和山
东，跟着发生的骚动使剩下的白莲教领袖有了他们盼望已久的机会。这时正
当经济的衰退已经使大运河上的商业活动减少，给依靠运河为生的人造成困
难。 1622年6月，一次较大的白莲教起义在山东西南靠近运河的地方爆发，
领导者是一个名叫徐鸿儒的人。①
徐鸿儒的军队得到从中国北方其他部分来的新兵的帮助，取得了最初的
成功。7月，他在山东的兖州占领了两座县城，8月，他在山东和南直隶交界
附近封锁了大运河，俘获50多只运皇粮的船。由于他的封锁同时切断了对北
京和对北部及东北部边疆军队的供应，政府迅速地行动起来对付这种局势。
这一努力起初遇到不利条件，因为通常驻在这个地带的军队有许多已被调往
别处。但是，政府军队逐渐取得主动，1622年11月下旬，他们从造反者手
中夺回最后几座城市。
徐鸿儒在战役的最后阶段被俘，他和他的十几个亲信随后在北京被处
死。徐鸿儒起义在其最高潮时，影响及于山东、北直隶、南直隶和至少其他
②
五省的部分地区。自从将近一世纪前的宁王叛乱以来，这可说是对国家安全
最严重的一次内部威胁。因此，朝廷有充分理由赏赐那些把徐鸿儒缉拿归案
的人。
东林的溃灭
然而，就在分发这些赏赐的时候，朝中东林集团与其对手的紧张关系有
增无减，对这一事态，东林集团要负相当大的责任。1623年初，东林领袖赵
南星新任左都御史，他利用六年一次的京察算旧帐。许多过去反对过东林集
团的人被黜，有的甚至被削籍，从此失去做官的资格。同年晚些时候，赵南
星作为吏部尚书，继续他的整顿。他立即开始从全国特别是从北京的政府中
根除他和他的许多朋友认为是难以容忍的腐败。无论赵南星的观点有多正
确，他的刚严使他很快就同宫中的太监和京师其他一些满有理由希望维持现
状的人发生冲突。
③
虽然有不少东林党人及其同情者在北京身居高位，但他们的权力经常受
到挑战。1622年，有几个著名的东林人物离去或被罢官，1623年2月，顾秉
④
谦 （1595年进士）和魏广微 （1604年进士）被任命为首辅。这两个人都和
魏忠贤有密切联系，后来传说他们的任命确实是这个太监谋划的。东林集团
对这个任命当然严重怀疑。
其他一些事件表明，东林的权力已经变得多么有限。1623年初，40多个
中官被派往东北边疆视察边情。东林英雄、辽东最高统帅孙承宗，认为这种
① 熊廷弼传见《明史》＇41＇，259，第6691—6706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08 页。
② 关于这次交战，见本书第9 章，《满族的挑战》。
③ 袁应泰传见 《明史》＇41＇，259，第6689—6691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957 页。
④ 格特劳德·罗思： 《满汉关系，1618—1639 年》＇439＇，见乔纳森·D。斯彭斯和约翰·E。威尔斯编：《从
明至清：17 世纪中国的征服、地域和连续性》＇476＇ （纽黑文和伦敦，1979 年），第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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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察可能影响他的军队的实力和士气，并担心开一个讨厌的先例。他向皇帝
①
上疏，用强烈的语言陈述他的疑惧。其他的东林人物也同样直言不讳地反对
中官干涉军事事务。然而，由于魏忠贤在宫中影响的增长，他们的警告照例
被置之不理。例如，尽管东林企图阻止，但从1622年春起，太监在紫禁城内
进行军事训练。②
太监同朝中各派之间的小冲突，贯穿1623年始终，但争夺最高权力的真
正斗争开始于1624年。2月，魏忠贤被任命为东厂提督，这是一个由太监管
③
理的安全机构，负责肃清叛逆，并只对皇帝负责。这个职位给魏忠贤以司法
和惩罚的权力，他用这种权力打击他的敌人，这被看成是晚明政治史上的一
个重要转折点。
尽管东林党人不断地间接批评魏忠贤，但直到1624年7月15日左副都
御史杨涟才上疏公开攻击他。杨涟的奏疏从形式到内容都是1624年上半年在
北京举行的东林秘密会议的产物。他还同左光斗和缪昌期 （1562—1626年）
①
讨论过他的意图，他们帮助他起草。不过，在北京的东林集团的有些成员不
支持在那时直接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