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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或他的两个幸存的弟弟的下落,有些人出于这个理由,主张推迟新君主的选
择。但更多的人感到及时拥立一个君主对于团结全国是迫切需要的。到5月
22日,当留都南京职位最高的在职官员第一次聚集拢来商讨这一问题时,几
个从河南和山东的封地逃出来的明朝藩王已经到了淮河地区。其中最重要的
③
是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
严格从继承顺序考虑,在崇祯皇帝自己的几个儿子之后,显然就是福王,
然后是另外三个藩王,他们这时还不知在南京附近的什么地方,潞王是第五
位。但潞王得到一些有影响的人的支持,一则因他在品格和智力上被认为优
于福王,再则因许多“鲠直”派官员担心福王成为国君后对他们不利,甚至
带来灾难。这种担心的缘由要往上推三朝。万历皇帝曾想越过他的第一个儿
子,指定福王的父亲为皇太子。这个意图许多年受到激烈反对,最后为东林
④
的拥护者所挫败,导致一系列派别斗争与不和,直到崇祯朝仍未停止。因此,
福王一旦做了皇帝,他可能因为这个缘故而向“清流”报复。史可法由于知
道福王名声不好,更容易受到那些心怀疑虑的东林党人的影响。
不过,绝大多数官员担心越过世系选择君主的潜在含糊性,大多数意见
赞成福王。凤阳总督马士英看出这一点,开始了一个大胆的政治花招。他一
方面赶忙把福王弄到南京郊区,一方面在镇守江北的将领中进行支持福王的
活动,将来新朝廷的安全要依靠他们。史可法看到这种压力,当福王在6月
初到达长江边时,他放弃了他的保留意见 (如果找到皇太子将出现分裂),
而接受了马士英的既成事实。
1644年6月5日,福王以藩王仪制进入南京,第二天,他暂时即监国位,
② 邓斯坦: 《晚明的时疫》'149',第12 页。
③ 例如,见李文治:《晚明民变》'334',第123 页;和居密:《明清棉纺织业与农村社会经济的变化》'563',
《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7,2 (1974 年12 月),第525 页。
④ 见前地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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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照1449年景泰皇帝的先例。6月7日,他搬进皇宫,俨然就是一国之君了。
作为监国或事实上的摄政,他在七天内正式任命了六部和内阁等文武百官,
以图重振这奄奄一息的留都。
从15世纪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起,南京作为南方的京城已名存实亡。这
里有与中央的大多数部门相似的部门,不过这些职位人员较少,也没有声望,
被看作是过渡性的,经常空缺。对王朝来说,南京主要有两个功能:首先是
作为一个军事基地,保卫和管辖富饶的江南地区,特别是长江和大运河运输
网;其次是作为最重要的行省南直隶实际上的省城,南直隶以产品或因转运
而供养北直隶。因此,明末南京最重要的官员是南京的户部尚书和安全上的
“三执政”——兵部尚书(他通常又是参赞机务)、五军都督(通常是一个
太监)和操江提督。①
除去充实南京原有各部门的许多空缺外,这个新政权还必须重建北京的
几乎全部政府机构,包括京城警卫系统;改变赋税和运输的流向;调整行政
范围;重建或修复旧皇宫中的宫殿和住所。所有这些都是在相当大的混乱中
开始的,缺乏胜任的或有经验的人手。但是,在明朝原来的国都复兴明朝,
这里不仅有开国者而且有建文帝的陵墓,在心理上是一个不小的鼓舞。在万
历朝,建文皇帝重新成为开国者合法的继承人,作为正统的象征和抵抗北方
不道德的残暴势力的象征,他在南方恢复了声望。②
最初的高级官员选择,在大多数旁观者看来,似乎是既适当又公平的;
尽管有少数几个知名人物拒绝参加,或勉强参加,或被迫参加,但许多有着
鲠直名声的人接受了重要职位;例如,史可法、高宏图和姜曰广都当了大学
士。此外,明显出于对稳定的关心,大家认为监国福王有尽早择吉即帝位的
必要。为他的登基草拟了25条施政纲领,以争取官僚、贵族和百姓的广泛支
持。它们包括招纳贤士,审慎地任用被造反者驱逐或因党派斗争而离职的人,
宽大处理那些曾“身陷”造反者手中的官员,反对随便征税,减少晚明加派
的捐税,豁免特别困苦地区的赋税。尽管有这些充满希望的初步措施,仍然
很快就出现了分歧,首先是文职与武职人员之间的冲突。
早期的问题与后果
起初,作为报酬,马士英得到作为兵部尚书和大学士的有名无实的职位,
但实际上他仍是凤阳总督。因为是他使福王成了皇帝,所以他感到现在他不
能被排除在国家的最高议事机构之外。他很快领着一支军队来到南京,催促
① 叶绍袁:《启祯记闻录》'615',见乐天居士编:《痛史》(顺治〔1644—1662〕初年;上海,1911 年重
印),第3 卷,ⅩⅤⅢ,2,第10 叶。关于这个时期中国东南的这个地区和其他地区的社会动乱,见傅衣
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81' (北京,1961 年),第92—124 页;以及他的《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
'182' (上海,1957 年),第94—95 页;森正夫:《明清时代之土地制度》'397',见岩波正典编:《岩波
世界历史讲座》 (东京,1971 年),第12 卷,第7 章,第235—245 页;和马克·埃尔文:《中国过去的
模式》'151' (斯坦福,1973 年),第245—247 页。
② 到明史的这个时期,一个名为复社的东林附属组织深深地卷入了朝政中的勾心斗角。为了方便起见,在
以后发生的事情中,东林一词将用于这个组织的成员。有一篇用英文写的文章,倾向于夸大复社在晚明政
治史上的重要性,见威廉·S。阿特韦尔:《从教育到政治:复社》'2',载《新儒学的演变》'138',狄百瑞
编 (纽约和伦敦,1875 年),第333—367 页。又见登纳林:《嘉定义士》'142',处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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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国福王赶快登基,并事实上胁迫朝廷委派他到南京任兵部尚书和大学士。6
月19日福王正式成为弘光皇帝时,马士英随侍左右。第二天,由于几个受马
士英影响的有权势的将领的建议,史可法要求解除他在朝中的职务,去长江
以北督师。他不久就在扬州设立了行辕。这一事态发展不仅震动了官场,而
且在南京引起了反对的舆论,认为像史可法这样一位能干和得人心的大臣应
当留在皇帝身边,而马士英作为一个在将领中闻名的军事战略家,应当到战
场上去。但史可法没有鼓励这种抗议活动,这也许是因为他希望避免同马士
英的冲突,以维护这时内阁中脆弱的团结。
初期调整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把当时在南直隶北部到处乱窜并造成破坏
的各支军队编为四镇。各镇的领兵将领和防区如下:(1)高杰占据南直隶北
部的黄淮地区,负责河南北部的战事;(2)刘良佐占据淮河以南的南直隶中
西部地区,负责河南中部和南部的战事;(3)黄得功占据长江以北的南直隶
中部地区,负责支援在他北面的高杰和刘良佐;(4)刘泽清占据淮安州,负
责南直隶东北和山东南部的战事。每镇的士兵,要靠耕种被遗弃的或瘠薄的
土地来取得粮食;武器、装备和其他物资则靠每个防区在本区征收的税款来
购买。此外,每镇定员30000人,每个士兵每年由中央政府发给饷银20两。
史可法和他的30000人的军队集中在扬州和徐州之间,作为他们的督师。
除此之外,来归顺弘光皇帝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后来者,即湖广的左良玉
和他的50000多散漫杂乱的军队,他将作为第五镇的统兵将领。在安庆和镇
江各部署了一支军队,它们之间有几处驻扎着江防军,以保卫长江,它们中
间的南京则另有一支60000人的应急军队。此外,还加强了操江提督在南京
对岸浦口的军队。九江和凤阳的两个总督以及在安庆…芜湖、怀安…扬州和河
南东部三地的巡抚,将部分地得到中央政府配给的支援。
这样一个军事部署的总开支预计要700多万两——就是说,至少超出南
京户部当年预计的收入100多万两。而预计的收入还得用于薪俸、建设和朝
廷的礼仪开支。由于豁免了遭受土匪劫掠地区的赋税;地方赋税被挪用来增
③
加军事设施;失去了福建和两广大部分地区的赋税,南京只能指望南直隶南
部和浙江的赋税收入,而这些地区到晚明时在粮食上已不能自给自足和从地
区间的贸易获取财富。此外,当年严重干旱。即使军队的数量不急速增加,
即使有最好的财政官员和军需官员,供应也将不足,何况弘光皇帝两者都没
有。
为了获得军队的忠诚(这是它非常缺乏的),朝廷用两种办法讨好他们。
一是允许军队在各自的防区内有获取食物的完全自由,甚至可以自己任命管
理人员,一是对带兵的将领滥予加官进爵,不是为了赏功而是为了激励他们
的军事才能。这种政策导致严重的冲突。文官看不惯武将的贪婪和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