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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到了明代成为历史著述的榜样。突出的例子是《史记》和《汉书》的
纪传体之于正史；《资治通鉴》之于编年史；《通鉴纪事本末》之于记事史；
《通典》和《文献通考》之于政书。以上仅举了最重要的类型中的少数几种。
已故的吉川幸次郎教授论证，律诗无疑在唐代达到了发展的最高阶段，以后
再也不能企及。②
但是，在唐宋时代只有相当少的能读会写的人具有欣赏以至模仿大诗人
的能力，而在随后的时代，这种人的数目大大增加了。吉川幸次郎认为，更
广泛的社会阶层对过去文化成就的分享的增长，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他暗
示他的这个看法并不只限于诗歌方面。看来这也适用于历史著述；有独创性
的早期样范为愈来愈多的人所知，他们于是在自己的历史著述中也加以采
用。
在这里对我们所说的历史著述作些说明，也许是适宜的。它包括按中国
传统分类法中的史部所列入的著述：
① 拉尔夫·C。克罗采：《国姓爷与中国民族主义：历史，神话与英雄》＇130＇ （坎布里奇，1977 年）；唐纳
德·基恩：《国姓爷的战事：近松的木偶戏，其背景与影响》＇284＇ （伦敦，1951 年）。
① 谢国桢： 《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220＇，见《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221＇ （上海，1934 年），附录Ⅱ，
第290—328 页。
② 庄金德： 《郑氏军粮问题的研讨》＇112＇，《台湾文献》，12，1 （1961 年3 月），第55—66 页。方豪：
《由顺治八年福建武闱试题论郑氏抗清的主力》＇155＇，《大陆杂志》，22，6 （1961 年3 月），第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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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为本纪、志、表和列传的纪传体官修史书或正史
2。私人或半官方编写的与纪传体正史类似的别史
3。官修的和私人撰述的编年史
4。纪事本末体史书
5。大多限于一个时期或某件事情的杂史
6。皇帝和大臣的诏令奏议汇编
7。传记
8。职官志
9。政书
10。地理志，包括方志
对以上著述，还应加上子部中的一些类目：
1。大多分在兵家类的有关军事和边防的著述
2。分在杂家或小说类的政书
①
这种分类法在各种目录中不尽相同。有许多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列入
子部的书或整批的书，在其他目录中列入史部，奏议集在《四库全书总目》
中列入史部，而在别的地方列入集部。
除去这些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述之外，另有许多著作对历史研究可能很
重要。某一作者的文集可能包含对奏议的补充和作者的友人们的传记材料；
关于作者访问过的有趣的地方或作者参与过的事件的记述；有关历史或政治
问题的志、论、说；以及与友人和同事的往来书信。作者的文集中有时甚至
有短篇历史著作，而在任何书目或目录中均未提及。此外，有许多小说和剧
本应当看成是它们所产生的时代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原始资料。最后，明代
的诗歌也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应看成是历史研究的资料。②
明朝头100年的历史著述的特点，是政府编纂庞大的全集。进行这种汇
编是继续元代和更早朝代的传统。第一部这类作品是《元史》，编于洪武年
间，随即刊印。接着是永乐时期的主要汇编：朱熹和其他宋代学者注解的《四
书大全》和《五经大全》，以及理学著作集《性理大全》。与历史有关的是
《历代名臣奏议》，1416年编，自商周以迄宋元，和著名的《永乐大典》，
①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汇编工程。虽然它原有的12000册到18世纪仅存十
分之一 （现存更少），但它收录了有关宋、元和明初历史的一些佚文秘籍，
使其免于全部失传。含有元代驿站组织资料的《经世大典》（1331年）和其
他著作，使我们能够推想元代的驿站制度。①
① 石万寿：《论郑成功北伐以前的兵镇》＇471＇，《幼师学志》，11，2 （1973 年6 月），第10、18 页。
② 关于郑联和郑彩与郑芝龙的血缘关系，见郑喜文：《明郑史事五则》＇63＇，《台北文物》，10，1 （1961
年3 月），第81—84 页。
① 关于很受称许的“三征长江”的日期和情况很难确定。这里根据的是李学智的推论和考证，见他的《重
考李振华先生 〈明末海师三征长江考〉》＇322＇，《大陆杂志》，7，11 （1953 年12 月15 日），第7 — 8 页，
和7，12 （1953 年12 月30 日），第21—27 页，附有《文献丛编》的补充证明，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
馆编 （北平，1930－1937 年；台北1964 年重印），Ⅰ，第426—428 页。
① 石万寿：《论郑成功北伐以前的兵镇》＇471＇，第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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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汇编以其宏大的规模著称于世，它们反映出的永乐气派多于学术上
②
的成就。在永乐朝以后，有一些对明朝历史十分重要的作品继续了庞大的官
修汇编的传统，如1456年和1461年的官修地理学，1503年和1587年的《大
明会典》，和1530年的《大明集礼》。所有后来这些作品都是在司礼监的监
督下刻印的。刻板保存在司礼监为此而设的称为经厂的仓库。因此，属于司
③
礼监刻印的书称为经厂本。经厂本是大开本，字体大，纸质洁白厚实，印刷
考究。它们为清朝的“殿本”和不少朝鲜本中文书提供了样板。
明代在历史著述上最突出的进步，是对历史资料采取批判的态度。明朝
的前半期，朱熹的理学派在思想中占统治地位。这一派对历史著述的影响是，
它教人按照朱熹的《通鉴纲目》所传述的那样去接受传统及其价值，而不鼓
励对历史记载的确实性与可靠性提出问题。
在16世纪中叶以前，历史作者通常不去对各种历史文献和来源可疑的记
事甚至流言加以甄别。他们更不愿过问官方档案的可靠性。这种态度在正式
著作、杂著和历史注释中都很明显。像刻于 1459—1566年间的郑晓 （1499
—1566年）的《吾学编》（2。1。1）或刻于1574年的薛应旂（生于1500年）
的《宪章录》（ 2。 3。 1）就仍然按这种方式编纂，即部分基于官方文献资
①
料，部分基于传闻或可靠性不同的记述。例如，《吾学编》第十一章论述建
文皇帝的死，作者写道，据说建文皇帝在他的南京宫殿中被烧死，但又把他
逃往四川、云南和广西，以及他后来再度出现的故事当成可能的事实加以补
①
充。在这类著作里，有时在官方档案中找不到的有价值的信息可能混杂在无
法证实的故事传说中。
到16世纪初，历史学家在他们的著述中开始逐渐采用陈白沙和稍后的王
守仁的新方法，他们愈来愈多地知道了文献资料和故事传说的根本区别，同
时他们也认识到文献资料未必总是提供真实的信息，而各种故事传说也可能
包含一些真实性。向新方法过渡的最早的代表之一是祝允明 （1461—1527
年），他是一位反对朱熹学派的非正统思想家。他的各种杂记集（如4。5。8）
把有价值的信息与无法证实的传说结合在一起；但他1499年刊行的苏州杰出
人物的传记集《苏材小纂》（3。5。1），基于墓志、履历和其他的文献资料，
被看成是可信的著作而受到赏识。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 《祝子罪知录》中，
他对历史人物提出的见解往往与传统的看法大相径庭。据说他的著作对于李
①
贽的《藏书》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但明代历史著述的这个新趋向，在王世贞（1526—1590年）这样的作家
② 郑成功手下获得爵位和文武官职的人的详尽名单，见赖永祥：《明郑藩下官爵表》＇303＇，《台湾研究》，
1 （1956 年），第79—101 页，和2 （1957 年），第47—78 页。
③ 关于郑成功接受永历帝一系列爵位的日期，主要资料说法不一。对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见朱希祖：《郑
延平王受明官爵考》＇96＇，第87—112 页。
① 关于这一点和下面提到的见解，见廖汉臣；《延平王北伐考评》＇341＇，《台湾文献》，15，2 （1964 年6
月），第47—74 页。
① 关于张名振的死期，廖汉臣的有所根据的猜测＇见他的《鲁王抗清与二张之武功》＇340＇，《台湾文献》，
11，1 （1960 年3 月），第102 页＇，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的《明清史料》＇118＇ （北平，1930 年）
第一编第4 卷第576 叶有明确的证实，即在1 月12 日至25 日之间的某个时候。
① 李振华：《张苍水传》＇312＇ （台北，1967 年）；石源道博：《张煌言之江南江北经略》＇275＇，《台湾风
物》，5，11—12 （1955 年），第7—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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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作中才有了充分的表现，他也来自苏州地区。不像明代早期的作家，王
世贞有机会接近实录，他1590年刊行的《弇山堂别集》（ 2。 2。 6）和1614
年刊行的《弇州史料》（ 2。 2。8）中发表的各种历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