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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会成为鸟尽弓藏的人物。可是，朝廷错就错在误认为，叛乱已经在事实
① 达迪斯：《征服者和儒生：元朝末年中国政治变化的面面观》＇134＇ （纽约，1973 年），特别是第05—105、
119—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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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被平息了。脱脱被罢官以后，元朝甚至不再能控制自己的军队，更不用说
去控制余烬复燃的叛乱运动了。到了1355年年底，以自治性质的军事权力为
基础的地区性割据变成了当时中国流行的形式。
1357年末张士诚向元政府的投诚（见第1章）及投诚的直接后果稳定了
他本人的地位。他控制了苏州、杭州和长江以南其他六个人烟稠密的府城；
他的权力已扩展到江北，甚至远到山东。根据1393年的人口调查，他原来的
领土已注籍的约10300000人。他从元朝接受了很高的荣勋，并答应每年向京
师运糟粮110000担。糟粮北运时是用方国珍的船队，直到1363年为止都是
如此，因为张士诚这时跟元政府脱离了关系，而自号吴王。 （“吴”字在这
里姑且用来指称他的政权；这个政权在1357年以后像一个富裕的地区政权那
样行事。）张士德是张家已经拥有的这种想象力的源泉，他死之后，张士诚
在苏州生活得像一个快乐的王子，不再花大力气去争衡天下。毕竟那时很少
有人相信中国会重新统一。他的另一个弟弟张士信成了吴军的统帅（浙江行
省左丞相）；另外三位将军——李伯升、吕珍和徐义则统领着主要的野战部
队，被称为吴的“爪牙”。尽管张士诚如此不积极进取，吴国治下的人民却
给了它以很大的军事潜力。吴在政治上也是强大的。张士诚之跟白莲教显然
没有联系以及他之投降了元朝，再加上元王朝在它濒临灭亡阶段之大力提倡
儒家，这就使得吴成为中国南方士绅阶层的优先选择。
由于帝国的大部分不是在公开的叛乱之下，就是在张士诚这样的地区性
割据者——他们截留地方税收来养自己的兵——的控制之下，元大都只能依
赖南方用船运来的漕粮。与在元代漕运体系运输最高的几年从南方运来的漕
粮相比，这个数目是很小的，但由于14世纪50年代的政治的——因而引起
财政的——分裂，这些粮食还是异常重要的。元朝廷对于漕运的依赖增加了
方国珍地位的重要性。方国珍在1356年长久地控制了浙江沿海的三个府，这
里在1393年拥有总人口250万。每一个府城都由他家里的弟侄所统治，而沿
海的领土则为继续称霸海上的方国珍的舰队提供基地和新兵。元朝给方国珍
的爵位最后升为衢国公和浙江行省左丞。可是，方国珍所以能长期在沿海和
水师的势力范围内任职（1348—1368年），实际上是靠中国地方割据的均势
与大运河的条件，并不是靠他自己的力量。这在浙江士绅的眼睛中是很清楚
的，他们看到他屡叛而屡次爵位高升，这显然是朝廷没有原则的证明。
脱脱的去职也使得长江中游的天完领导集团公开亮了相。到了这时，主
要领袖是一个名叫倪文俊的人：他继续承认徐寿辉为傀儡皇帝。1355年，湖
北许多地方从元军手下收复，汉阳成了天完政权的首都。到1357年，整个湖
南和湖北都被天完所控制。就在那一年，一位名叫明玉珍的领袖率舰队经长
江峡谷征服了四川。明玉珍名义上仍效忠徐寿辉，直到徐寿辉死于1360年时
为止，但是事实上，这是独立的夏国的开始；这个国家统治四川，于 1371
年被明王朝征服。天完领土的扩张使得以邹普胜为首的原来天完的一班人马
不满意倪文俊把持一切的地位。为了确保他的地位的安全，倪文俊企图发动
政变去抓徐寿辉。但是，倪文俊争权失败了，从汉阳逃走。他在黄州被他的
一个信任的部下陈友谅所袭击和刺杀。
陈友谅出身于沔阳的渔家，是活着的五兄弟之一。他粗通文墨，参加叛
乱以后曾隶倪文俊为簿掾；这是他的进身之阶，即当他取得倪文俊的信任之
后能够升任部队的指挥官的阶梯。他作为指挥官是很勇敢的，但容易冲动，
不受管束，而且很残暴。他现在接过了倪文俊所留下的军队，最后得到徐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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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的承认，而以江西的九江做他的根据地。从1357年到1359年，陈友谅集
中攻打像处于明玉珍那样自治状态下的江西。与此同时，徐寿辉则在汉阳的
邹普胜的保护之下进行统治。
陈友谅在1358年攻取了安庆和南昌，其后江西北部和中部诸州府城池或
者被攻陷，或者承认他的统治。被派入侵福建的一支部队被陈友定所打败；
后者继续争取独霸福建。他想侵入浙江，也以失败告终。到了1359年年中，
陈友谅囊括了除江西极南端之外的所有地方，以及湖北东部和安徽的安庆地
区。朱元璋和陈友定的领士阻断了他东进之路，但如果向西面发展又可能在
天完“帝国”内部公开爆发内战。可是，像后来证明的那样，1360年直至1365
年的长江大冲突已在安庆埋下了种子。
安徽中部长江北岸的巢湖的渔村，也在叛乱的初期打过仗。他们的领袖
赵普胜 （人称双刀赵）在这些起事之前就已经是一个秘密会社的领袖，而且
他还认识彭莹玉 （见第1章）。可是，由于元帝国在开始瓦解，一个叫左君
弼的地方军事人物控制了庐州，压迫巢湖的渔民，并诱使他们迁居。有些人
就加入了朱元璋的队伍，他们的船只使得朱元璋在 1355年渡过了长江。可
是，大多数人跟随赵普胜，并向上游航行去参加了陈友谅的部队和南方红巾
军的叛乱。夺取了安庆之后，陈友谅让赵普胜在这里指挥。后来在1358年晚
些时候，赵普胜夺取了安徽西南位于长江南岸的池州，企图由此纵横驰骋于
安徽南部。这和朱元璋的扩张计划发生了冲突，因此朱元璋派了他最善战的
将领徐达来攻打赵普胜。徐达于1359年重新占领了池州。
在陈友谅和朱元璋之间的无人地带被这两个军人完全瓜分了：他们现在
拥有共同的边界。朱元璋现在仍然盯着下游；他最初对付张士诚取得了巨大
的胜利，以致他还希望征服长江三角洲这一整个人口稠密的地区。陈友谅也
眼睛望着下游，望着安徽。他想向这个方向发展，但是他不再信任赵普胜了。
1359年9月，陈友谅鼓帆而下到了安庆，当双刀赵在他的旗舰上开会的时候，
陈友谅叫他手下的人杀害了他。巢湖的士兵们闷闷不乐地接受了他们首领被
害的事实，被合并到陈友谅的部队之中。
正当此时，由于天完的大部分领土被陈友谅所控制，其他复杂化的发展
就停了下来。南昌陷落之后，徐寿辉曾想迁都南昌。陈友谅设法搪塞他。陈
友谅和徐寿辉的动机不见于史料；有人猜想，陈友谅想保持他的行动自由，
徐寿辉则是对湖北南部的邹普胜及其支持者有所抱怨。无论如何，徐寿辉是
在1359年末出人意外地把汉阳留给了他的卫士和随从，往下游航行而去。陈
友谅在九江接待了他，但是在他进了城门以后却把他的卫队拦在城外。徐寿
辉被拘禁了起来；陈友谅自称汉王，并胁迫湖南和湖北的其他天完领袖承认
他的权力，尽管四川的明玉珍仍置身事外。到了1359年，陈友谅已经控制或
者正力图控制的地盘，人口在1363年已逾1400万；他的政权 （汉）因此在
潜力上比朱元璋 （明）或者张士诚（吴）都大。可是，陈友谅在巩固地方政
权方面比别人要落后一年或两年，而且他的权力是许多地方军官将领单纯地
出于恐惧而勉强地承认的。陈友谅需要不断取得新胜利来使人保持敬畏之
心，但这又使他很难把他的广大领土统一于一个号令之下。①
中国北方的红巾军，1355—1359年
① 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355—1435 年》＇146＇ （斯坦福，1982 年），第25—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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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脱罢官以后元朝军队的瓦解，使得华北平原上的红巾军又重新活动起
来。1355年，刘福通在毫州拥韩林儿为复辟的宋朝的皇帝。这个叛乱运动受
分崩离析的元朝军事制度中力量还强大的各部分的冲击差不多有两年之久。
从实际权力来说，刘福通仍然是红巾军的主要领袖；在1356年1月，由于元
军的压力他被迫把宋都向西南迁移了100英里，迁到了安丰（今寿县附近）。
到了1357年，元军已无坚强的保卫者可言，因为脱脱的组织已经崩溃，其后
14世纪60年代有势力的北方割据者尚需要时间加强他们的地位。在这个间
歇期间，红巾军驰骋于华北。刘福通带领他的主力军围困了开封，而其他红
巾军则攻占了山东，并侵入了陕西和山西。一支人马北上到元朝京城，焚烧
了上都的夏宫，后来又侵入满洲。开封本城在1358年中期陷落，红巾军在开
封城内做了一年的宋王朝中兴的美梦。
红巾军之所以取得这些引人注目的胜利，是由于有一段时期的军事真
空，又由于元朝故意不修复城垣。红巾军表明他们没有能力建立可以立足的
地方的或地区性的政权；这种政权应该在他们的华北平原诸城市以整修了的
城垣来加强防御力量，像在华南所出现的情况那样。北方的红巾军过于长久
地保持其流寇思想，不大想维护纪律，或建立治安和一个稳定的行政制度。
他们特别具有反儒教的宗教根源，这是一个障碍，但可以用维护秩序的公开
承诺来克服；朱元璋自己的经历证明了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