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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居注考》＇273＇，载《明代满蒙史研究》＇496＇，田村实造编（京都，1963 年），第587—6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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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的观点。因此，《明实录》的政治偏见一直受到同时代学者的严厉批评。 ⑥
但是，大学士在规划当前的政策上有许多紧迫的事情要做，只能偶尔过
问纂修工作。他们参加决定凡例的工作，但不得不把直接的监督任务留给副
总裁，后者没有多少别的任务，从而在纂修工作的监督中处于关键地位，因
为他们是纂修官的上级。崔纂的名字总是列在纂修官之后，他们的作用也许
仅限于纂修的组织和技术方面。他们对内容没有影响。除去嘉靖和万历两个
皇帝的实录 （均用了10年）外，纂修工作通常用3至5年。
实录不是为了刊行。在一朝的实录纂修完成后，将正本在一个精心规定
的仪式上呈给皇帝，仪式的规则最初是在1403年确定的，后来在1536年和
⑦ ⑧
1577年作了修改。实录和宝训在一个庄严的行列中从史馆送到奉天殿和华
盖殿。纂修班子的全体官员身着朝服跟在后面。然后，在皇帝面前和礼乐声
中，将实录和宝训置放于华盖殿。第二天，它们在另一个有皇帝参加的庄严
行列中被送到皇史宬，在皇帝面前封存。
这些记录不允许再拿出来。它们是供后代纂修正史的主要资料来源。一
两天后，设官宴邀请纂修领导班子成员参加，每人都得到赏赐，有时以升官
①
的形式出之。官宴上的菜肴和给予总裁、副总裁和纂修官等人的赏赐的数目
均有严格规定。②
副本留作参考，对它的使用听命于皇帝、大学士和史官。它置放在内阁。
为了保密，所有的草稿和初步的抄本均在太液池（紫禁城西边的一个人工湖）
③
东边的椒园内销毁。销毁时参加纂修工作的全体官员都必须在场。在纂修实
录时，认为适于刊行的皇帝诏令被选出来，按题分类，另编成册，这就是皇
帝的宝训。
实录原稿的保管是一件大事。1492年，大学士丘濬（1420—1495年）在
一篇长篇奏议中建议——就所知，是第一次——实录应有一套新抄本保存在
①
专门为保存实录而修建的建筑里。他的建议没有实行。在过了40多年以后，
⑥ 关于宋濂、魏观和詹同的传记及（或）介绍，分别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25—1231、698、43—44
页。
⑦ 《明实录·太祖实录》＇380＇，27，第412 页。
⑧ 《明实录·太祖实录》＇380＇，139，第2188 页。
① 见《大明会典》＇465＇，221，第7 — 9 叶。
② 奏议的日期是1575 年4 月7 日。李焯然新近发现＇见《焦竑之史学思想》＇321＇，《书目集刊》，15，4
（台北，1982 年），第42—43 页，注51＇，这篇奏议确是张四维（《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3—105
页）起草的，并收入他的《条麓堂集》＇38＇ （跋于1596 年；东京1975 年影印），8，第14—15 叶，和陈子
龙等编：《皇明经世文编》＇57＇ （1638 年；台北1964 年重印），373，第1 — 5 叶（见本章，《经世文》）。
由于这篇奏议只作了小的修改就以张居正的名义呈给皇帝，后来的作者包括今天的作者在内，就把他的作
者身分视为当然，并用他的文集《张文忠公全集》（晚明；重印，《国学基本丛书》，第309 卷，台北，
1968 年）的原文，4，第53—56 页。不十分全的原文，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35，第825—831
页；孙承泽：《春明梦余录》＇485＇，32，第25—29 叶。此外，吴晗的《读史劄记》＇594＇ （北京，1956 年；
1961 年重印），第165—166 页作了部分引证，今西的《明季三代起居注考》＇273＇第611—620 页引证了全
文，并附解释。《大明会典》＇465＇中的有关章节，见211，第7—8 叶（第2040 页）。
③ 间野潜龙：《明实录研究》＇370＇，重印，《明代文化史研究》，见《东洋史研究丛刊》，31 《东京，1971
年），第1—134 页。
① 这是指内阁东诰敕房和西制敕房，两房指派中书舍人（贺凯：《明王朝政府组织》＇265＇，第31 页，注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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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才同意大学士张孚敬（1475—1539年）的一个类似的建议，下令抄写以
②
前诸帝的实录。像任命纂修班子那样任命了一个专门的班子负责抄写工作，
也有监修、总裁等。同时，下令修建一座专门保存实录的建筑，正如丘濬原
来所建议的那样。这座建筑于1534至1536年间建成，命名为皇史宬，通常
将它译为帝国历史档案馆。
两年后抄写工作完成。新抄本在一个正式仪式上呈给皇帝，第二天当着
①
皇帝的面在新的档案馆里封存。这座建筑在清代为同样的目的服务，并在
②
19世纪初彻底翻修。这座建筑真是名副其实的“石室金匮”。它的厚墙是
用坚固的砖头砌的，墙上只有很少的小窗口，原稿放在100多只金属箱子里。
在20世纪30和40年代，这座建筑仍在那里，保持着它原来的样子。它座落
在皇宫东南，南池子南段路东。③
纂修正史——官修史书的最终产品，是史官的另一个任务。元朝的正史
④
是设在南京一座佛寺里的一个史馆纂修的。 1594年，开始了纂修到这年为
止的明朝正史的工作。像修实录那样，任命了一个班子，以王锡爵 （1534—
1610年）和其他大学士为总裁，另外一些高官——大多数是翰林院以外的—
①
—为副总裁，和19个纂修官，多数是翰林院的修撰、编修或检讨。但1597
年宫中失火，烧毁了所有的草稿和资料，这项工作就搁置起来，显然再也没
②
有恢复。 由于那时没有进行修实录的工作，实录的纂修未受到火灾的影响。
见沈德符：《两殿两房中书》，载《野获编》＇468＇ （1619 年；北京重印，1959、1980 年），9，第247—
248 页；山本隆义：《明代内阁制度的建立与发展》＇599＇，《东方学》，21 （1961 年），第87—103 页，
特别是第95 页。
② 见司马迁：《史记》＇477＇ （约纪元前90 年；北京重印，1959 年），130，第8 叶；巴顿·沃森译：《中
国伟大史家的记录：译自司马迁的》＇559＇ （纽约，1961 年），第50 页。
① 东阁也许指内阁的建筑，左右房也许指诰敕房和制敕房（见前，注46 ）。但这个推测不能证实。
② 杨联陞：《中国官修史书的结构》＇609＇，见W。G。 比斯利和E。G。普利布兰克编：《中国和日本的史家》（伦
敦，1961 年），第45 页。
③ 沈德符： 《野获编》＇468＇ （1619 年；1869 年重印），8，第25—26 叶。
④ 见令西：《明季三代起居注考》＇273＇，第597—615 页；陶元珍：《万历起居注》＇502＇，《文史杂志》，
4，7 — 8 （重庆，1944 年），第54—56 页。
① 关于纂修“日历”的唯一详细的记述，是黄佐写于1560 至1566 年间的《翰林记》＇258＇ （6。2。7），第13
章：《修日历宝训》（重印，《丛书集成简编》，台北，1965—1966 年），第159—160 页。《明实录·太
祖实录》＇380＇，仅第1507 页提及纂修的敕命，日期是洪武6 年九月四日（1373 年9 月20 日），和第1573
页提及完成的敕命，日期是洪武7 年五日一日 （1374 年6 月11 日）。又见宋濂：《大明日历序》＇489＇，
载 《明文在》，薛熙编（1889 年；台北重印，1968 年），第353—354 页。
② 《大明会典》＇465＇，221，第3 — 4 叶（第29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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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历史或作为历史资料的明代政府出版物
③
明朝官修史书最重要的产品是《明实录》。本来，实录是准备秘密保存
于宫中而不是打算出版的。然而，有几种私人抄本保存下来，现在可以得到
其中两种抄本的影印本。对所有的明史研究者，它们都是最重要的资料。①
只在有了一种与新版二十四史相类似的新的校点本后，才可能对这种资料作
出更充分的评价。
在明朝的16个皇帝中，现存13个皇帝的官修实录。建文帝和景泰帝的
实录，分别包括在《太宗（成祖）实录》和《英宗实录》中。由于明朝的灭
亡，没有为最后一个皇帝修实录。包括在印出的实录中的所谓《崇祯实录》
是私人纂修的。没有必要在这里对13部实录一一加以讨论，因为这个工作在
②
别处已经做了。按照涉及的时间，篇幅的变化在8至596卷之间。它们总共
将近3000卷，分为500册 （1940年版本），或133册 （1963年版本）。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