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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增加了北方和西北方边疆狭窄地带不稳定的状态。所以这个地区的地方
性混乱状态在明末的整个社会中虽然谈不上是典型的，但它竟会滋生两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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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动股匪而使17世纪30年代中国其余地方大受其害，就不足为奇了。其
中一支被称为李自成“叛乱”，它肆意劫掠华北地方，并且很幸运地乘机敲
开了北京的大门。它在1644年正式地结束了明王朝。
以上这些对于明史读者是很显而易见的几种趋势。也很显然的是，本卷
书内包含详赡的内容细节，它们足以重新展现明史的许多方面。
在1368年和1644年之间有16名在位的皇帝，还有一些是在南方远处
直到1662年为止抗拒满人的可能继位做皇帝的人：他们组成了不同类型的人
物的画廊，而这些人的生平都需要更多的材料予以重新描述。在西方语言中
还没有他们任何人的一种完美的传记。虽然中国的皇帝们在中国历史编纂学
中属于最忌讳的题材，但还可以做许多工作来弥补这种缺陷。但是，除了那
些皇帝本人以外 （也包括数不清的皇家宗室），还有极丰富的文献材料写到
各种不同的生活、地点和行为。有浩如烟海的明代人的著作——诗歌和文艺
作品、各种严肃的学术著作、宗教的和哲学的研究、戏剧和故事以及消闲作
品、官员们关于政府工作的奏折，以及明代历史学家开始对历史进行整理的
著作。学者们只能知道这浩如烟海的著作的一小部分的东西，因为在这些著
作中，明代任何时侯存在的印刷书籍要多于世界上其他地方存在的同期印刷
书籍的总和。明史的许多大的方面在20世纪尚未得到实质性的研究，虽然在
本世纪相关的材料因为复制印刷品、考古学和档案材料而增加了很多。
在今天这个世纪，明史还没有在中国、日本或西方受到广泛的研究。一
大批灿然可观的历史材料已由傅吾康在本卷书的第 12章很出色地胪列了出
来，它们现在正吸引着新一代的学者的注意力，而且学术界也开始认识到明
代这几百年的历史在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大范围内是多么重要。本书作者和编
者在编写这一卷时有相当的自信，认为它在学术上有一定的推进之功；而且
更加相信，明史研究领域将会很快地大大超过本书的成果。我确信，这些作
者中的许多人将有助于使本书及早地退出现役，因为他们为了取代本书，还
在继续前进。我向他们现今取得的成就致意，并预期他们的成果早日问世，
后来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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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朝诸帝
姓名 年号 庙号
朱元璋 洪武 （1368—1398） 太祖
朱允炆 建文 （1399—1402） 惠帝，惠宗
朱棣 永乐（1403—1424） 太宗，成祖
朱高炽 洪熙 （1425） 仁宗
朱瞻基 宣德（1426—1435） 宣宗
朱祁镇 正统 （1436—1449） 英宗
朱祁钰 景泰 （1450—1456） 代宗，景帝
朱祁镇 天顺（1456—1464） 英宗
朱见深 成化 （1465—1487） 宪宗
朱祐樘 弘治（1488—1505） 孝宗
朱厚照 正德 （1506—1521） 武宗
朱厚熜 嘉靖 （1522—1566） 世宗
朱载垕 隆庆（1567—1572） 穆宗
朱翊钧 万历 （1573—1620） 神宗
朱常洛 泰昌 （1620） 光宗
朱由校 天启（1621—1627） 熹宗
朱由检 崇祯（1628—1644） 懿宗，思宗，怀宗，庄烈帝
南明
朱由崧 弘光（1644。6—1645。6） 安宗
朱聿键 隆武（1645。8—1646。10）绍宗
朱常淓 潞简王监国 （1645。6）
朱由榔 永历（1646。12—1662。1）
朱聿■ 绍武 （1646。12）
朱以海 鲁监国 （1645。8—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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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度量衡制
Ⅰ 长度 1尺 =10寸
=12。3英寸 （近似值）
1步 （双步伐） =5尺
1丈 =10尺
1里 =1/3英里
Ⅱ 重量 1两 =1。3盎司
1斤 =16两
=1。3磅 （近似值）
Ⅲ 容积 1升 =0。99夸脱（近似值）
1斗 =10升
1石／担* =10斗
=99夸脱
=3。1蒲式耳
Ⅳ 面积 1亩 =0。14英亩
1顷 =100亩
注：本书各章有时提到的中国度量衡所依据的材料，其出入令人无所适从，而且它们取自标准
单位各不相同的地区。它们并不是贯穿于明朝始终和全国性的标准，所以只能视作近似的
数据。
*石/担应该是容积单位。但是它经常被用作相当于100斤的重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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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辑序
20多年前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当然计划从中国历史最早的时
期开始。但是，出版这套丛书是在多年以前提出的，在此期间，由于在 20
世纪20年代开始并从70年代早期以来不断增强势头的大量考古发现，我们
关于中国史前史和公元前一千年间的大部分年代的知识都已发生变化。这种
源源不断的新资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历史的看法，而且还没有对这种新
证据和传统书面记载得出任何普遍认可的综合。尽管一再试图筹划并出版概
括叙述我们对早期中国的认识现状的一卷或几卷，但到目前为止已经证明不
可能这样做。对所有这些新发现从事有希望具有持久价值的综合，很可能还
要10年才能证明是切实可行的。因此，我们勉强从最早的两个帝国政权，即
秦和汉的政权的建立开始《剑桥中国史》的叙述。我们知道，这留下至少一
千年有记载的历史要在别处、别的时间予以处理。我们同样知道这样的事实，
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事件和发展为我们将要叙述的中国社会及其思想和制度
奠定了基础。秦和汉的制度、文学和艺术的发展状况、社会形态以及思想和
信仰的体系牢牢扎根于过去，对更早的历史没有相当认识，是不能通晓的。
既然现代的世界越来越相互地联系在一起，历史地认识它已经变得更加必
要，历史学家的工作也已变得更加复杂。在原始资料激增和知识增加时，论
据和理论也相互影响。尽管单单总结已知的东西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工
作，但认识的事实基础对于历史的思考却越来越重要。
从本世纪初起，剑桥史书已在英语世界中为多卷的丛书树立了一种模
式，其所包含的各章由专家在每卷编辑的指导下撰写。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
《剑桥近代史》，在1902至1912年间以16卷本问世。接着出版了《剑桥古
代史》、 《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和关于印度、波兰以及英
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现在已为12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剑
桥欧洲经济史》也即将完成。其他剑桥史包括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史、
伊朗史、犹太教史、非洲史、日本史和拉丁美洲史。
就中国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任何
一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都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作为整体的欧洲文明史略
少分歧交错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极为详尽、广泛，中国有关历史的学术许
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达而精深的。但直到最近几十年之前，西方的中国
研究尽管有欧洲中国学家重要的开创工作，其进展却几乎没有超过少数史学
典籍的翻译和主要王朝及其制度的概略的历史。
近来，西方学者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丰富的有关历史的传统学
术，不但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了解，而且还大大地
促进了我们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认识。此外，当前一代西方的中国
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正在迅速发展的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
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有关历史的学术的新观点、新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新近
的研究成果。新近的有关历史的事件，在使许多较旧的看法成为疑问的同时，
又突出了一些新问题。在这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剧烈
变革正在不断增强势头。
1966年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
部规范的有价值的著作：由于当时的知识状况，定为6卷。从那时起，公认
的研究成果的涌现、新方法的应用以及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展，已经进一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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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为以下的事实所表明：《剑桥中国史》现在已
经变为计划出15卷，但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