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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初封建诸王制度》＇240＇，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2 （1961 年），第119—137 页；
重印于他的《明清史研究丛稿》＇242＇ （台北，1977 年），第31—56 页。
① 吴晗：《朱元璋传》＇58＇，第246—247 页；《明实录·太祖实录》＇480＇，74，第1379—1380 页；泰勒：
《明太祖与勋贵》＇505＇，第62—63 页。
② 内藤乾吉：《大明令解说》＇403＇，重印于他的《中国法制史考证》（东京，1963 年），第91 页；《明
史》＇41＇，93，第2280—2281 页。
① 《明实录·太祖实录》＇380＇，第1534—1535 页。
② 内藤乾吉：《大明令解说》＇403＇，第98 页；《明实录·太祖实录》＇380＇，第431—4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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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自初版；128条称为“续款”，可能是对初期条款的补充；36条称为令，
原先已合并在律中；余31条是新增加部分。1376年又做了一次修订，把全
部条文压缩为446条。1383年和1389年又修改两次，最后一版共460条，
于1397年颁行。③
洪武帝的文化成就给人印象最深刻之一是他自己注疏了《道德经》，他
④
花了10天的功夫写成，其时在1375年1月5日至15日。正像他在此书的
序中所说，他曾经在以前读过《道德经》，但他很难掌握它的全部意义。他
竭力搜求注疏和关于此书的专门名家，但这些都未能使他感到满意。最后，
他花了一段时间深入细致地研习了它的文字，形成了他自己的关于该书意义
的结论。他指出，他很关心重刑的效验。它能不能防止人民犯罪呢？他亲眼
目睹许许多多证据表明，它不能防止人们犯罪，因为严刑重罚没有使他得到
他所希望取得的任何无可置疑的权威。《道德经》说：“民不畏死，奈何以
①
死惧之？”这句话深深打动了皇帝，因为它触及了他的统治方法的根子。在
他统治的开始年代，他处死过许多的人。因此他说道：“当是时，天下初定，
民顽吏弊。虽朝有十人弃市，暮有百人而仍为之。”②
也许皇帝已真正感到胆战心寒，因为大批地处以极刑之举并没有阻止他
所认为的胡作非为。1376年他处死了数以百计的人，因为这些人为了简化申
报手续而犯下预先在财政文件上盖印的罪行。这个案件被称为“空印案”。
地方官员一直用的是一种方便的老办法，使用盖有钤印的空白的申报表册来
上报运送给南京的岁入；在南京则在扣除了运送途中的折耗之后登录实际总
数。这样就会消除财政申报中不符合实际的差额，因为地方官员不能预先知
道运送的损失究竟会有多大。但是，皇帝对这种办法极为敌视。它的部分原
因是，他非常不喜欢蒙古元朝时代已经出现的官僚们的舞弊行为。他严厉地
对付带有这种意味的行为。使用空印会给贪污大开方便之门。他不仅严厉禁
止使用空印，他甚至把所有在空印表册上有了姓名的官员一律处死。有些材
料说，在空印案中有数以百计的官员被处死。③
皇帝本人对于粗暴地对待空印案中的官员一事请求批评。由于日月星辰
发生异样的凶兆，按照传统办法，他在1376年10月22日下诏求官员们直言
③ 1389 年版本据说保存在朝鲜的1395 年版《大明律直解》＇286＇中，高土褧和金祇编（1395 年；重印本，
汉城，1936 年和1964 年）。实际上这个文本包含442 条，而1389 年版应为460 条。1397 年版也与此数相
同。《直解》在朝鲜文本中是用中朝官体书法——吏读——写的。此种文本于1936 年由朝鲜总督府中枢院
在汉城重印。它的现代版本是1964 年在汉城由法制处出版。在这一版中，吏读字体的《直解》也被翻译成
了现代朝鲜文。
④ 《国榷》＇498＇，5，第513 页；明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387＇，徐九皋编（1535 年；重印本，台北，
1965 年；重印本，京都，1973 年），15，第1 — 2页。关于对皇帝御注的详细研究，见柳存仁：《道藏本
三圣注道德经会笺》＇352＇，载《和风堂读书记》（香港，1977 年），1，第59—224 页。又见小郎洛瓦：
《三教合一论与明太祖的思想》＇307＇，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43，1 （1983 年6 月），第97—139 页。
① 陈荣捷译：《道德经（据说是老子所作），第74 章》，载陈荣捷译编：《中国哲学资料》（普林斯顿，
1963 年），第173 页。
② 明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387＇，15，第1 页。
③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75 页；檀上宽：《明王朝成立期之轨迹——围绕洪武朝之疑狱事件与京师
问题》＇132＇，载《东洋史研究》，37，3 （1978 年12 月），第12—13 页；《国榷》＇498＇，6，第542 页。
吴晗在他的《朱元璋传》＇587＇中（第256—257 页）把“空印案”的日期错误地定在133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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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切谏。叶伯巨的上书是最详细和最具毁灭性的。叶伯巨当时在山西平遥（太
原西南）供职。当皇帝读了叶伯巨的批评以后，他盛怒之下下令用枷锁把叶
伯区解到南京。叶伯巨不久便饿死在狱中。他的批评讨论了明朝统治的三个
大问题：分封血亲诸王及其掌管兵权的问题；皇帝信赖严刑重罚的问题；以
及皇帝建立统治的制度过于匆忙的问题。
叶伯巨说，过分热心地分封诸王可能为将来某一亲王僭位创造条件。他
剀切地预言燕王终将有争位之举（见第4章）。关于第二点叶伯巨指出，当
时的文人认为他们最大的幸运就是没有被召去给皇帝供职。他说，他们之所
以那样想，是因为他们确知他们会因自己的努力而被罚作苦役或受答杖之
苦。叶伯巨含蓄地援引空印案为例，他批评皇帝过分地和不近人情地强调单
纯的官僚集团的诚实而牺牲了效率，同时他责备皇帝没有能够劝说官员们更
加努力地提高公众的道德和风尚。
对空印案展开最详尽批评的是另一位学者郑士利，他也是响应皇帝号召
②
直言极谏而呈上奏章的。他也引起了皇帝的勃然大怒，因而被判处苦役。郑
士利争辩说，皇帝对使用空印表册所发的脾气是不讲道理的。这种表册之所
以被使用，是因为不用这个办法，对边远县份来说，要申报准确数字得花上
一年时间。他还指出，原来并没有反对空印办法的法律，所以皇帝利用有追
溯效力的法律来惩办人民是不公正的。但是，他的任何论据都没有受到皇帝
重视——总之，皇帝对任何不忠的表现都是极其敏感的。
1376—1377年，在行政和礼仪方面作了许多重要的改进。其中最重要的
改变是建立了12个省一级政府，用它们取代了元代的行中书省。这种新的省
一级行政被称为承宣布政司；它与1357年创立的都指挥使司相平行。①
1376年，两年一度分别举行的郊祀天、地之礼在施行了九年之后，皇帝
感到需要加以简化。他坚持说，分别祭祀天和地是不合乎自然的，正如把祖
母和祖父分开祭祀一样的不合人情。所以他命令官员们给他找出合祀的历史
根据，他同时又要求另造一特殊享殿用于新的“大祀”。第一次这样的祭祀
举行于1377年阴历十一月，后来它每年在阴历正月举行。1377年和1378年
这种祭祀必须行之于奉天殿，因为新起的大祀殿尚未完工。②
皇帝也改了祭祀社稷神灵的许多细节。他有一般常人的想法，不愿淋雨；
1368年他询问官员，如果天气恶劣时在户外进行祭祀，造一个建筑物来保护
他是否可行和正确。1369年他建起了望祭殿，当他主持社稷坛的祭祀时他就
可以在这里暂避了。但是，他在1377年又再作了改动：他得出结论认为，像
分开祭祀天和地那样，分开祭祀社和稷也是完全不合情理的。有一名学者马
上建议在皇城的午门外建一个合祀之坛。这位学者还建议，社稷坛的祭祀本
来属于第二等祭祀，可以提高它的等级为大祀。他进一步提出，合祀的神灵
③
（这里指勾龙和周弃）的位置应该由已故的皇考来顶替。
① 他的传记见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72—1576 页；《明史》＇41＇，139，第3990—3996 页。
②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75—1576 页，以及《明史》＇41＇中的本传，139，第3996—3997 页。
① 见杨联陞：《明代的地方行政》＇608＇，载《明代政府研究的七篇论文》，＇263＇，贺凯编（纽约和伦敦，
1969 年），第1—21 页；贺凯：《明王朝的起源及其制度的演变》＇267＇，载《密歇根中国研究论文集》，
34 （安阿伯，1978 年），第38—39 页。
② 《明会要》＇364＇，1，第87 页；《明通鉴》＇210＇，1，第180 页。
③ 《明会要》＇364＇，1，第87—89 页以下；《明通鉴》＇210＇，1，第1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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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皇帝的祖先们也在皇帝的祭典中被抬到了重要的地位。皇帝
的父亲早已配享了天地。1369年，皇帝的父亲已配享天于方丘；1370年又使
他配享于圜丘。这些步骤把皇族抬到了空前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