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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402年末，即紧接在永乐帝登极之后，而成于1403年7月。这些编订者
们曾在建文朝供职，工作时间又匆匆忙忙，因此这一版不得永乐帝之心而在
后来销毁了。1411年末，皇帝下令再改一次。它成于1418年6月，这就是
流传至今的明太祖的实录的文本。
这次修订大加删汰、歪曲和伪造了实录原文，把永乐帝既说成是王朝开
创之君的爱子，又说成是一位合法的帝位继承人。第一次修改的目的或许在
于根除与这些说法相反的材料，而且要提供有利于永乐皇帝的历史说法。最
后的修订本则对这种比较粗糙的说法做了修饰，对事件的叙述比较首尾一
贯，使之能传到后世。有几位现代历史学者详细指出了那些宫廷史家怎样改
变了重要的史实，怎样在第二次修改中窜入假材料。这些歪曲包括下面一些
说法：即永乐帝是马后所生；洪武帝原本想封燕王为太子；开国皇帝在1398
年曾劝告燕王要他像古代的周公曾经辅佐周王那样做建文帝的摄政；以及洪
②
武帝在弥留之际曾想绕过他的孙子而属意于燕王。明太祖还被形容为天纵之
圣的领袖，有神奇的力量，命中注定要君临天下；燕王也有这同样的秉赋，
联系到他的非凡的军事领导才能来说，更足以表明他是继承他父亲的最恰当
的人选。另一方面，编造出来的一些情节说明，被废黜的建文帝及其子嗣是
皇室中最不受欢迎的成员，他们没有得到洪武帝的信任。这种说法就把在逐
鹿帝位的斗争中的胜利者和失败者做了最鲜明不过的对比。①
正统意识形态的形成
和关心他的合法地位一样，皇帝也很关心他有一个儒家君主的形象。他
早年在翰林学士顾问手下所受的儒家经典教育也使他对这种身份很敏感。像
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74—175 页。
① 关于其中某些人的传记，见《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54、627、641、665 和1535 页。
② 详细情况见杜乃济： 《明代内阁制度》＇517＇ （台北，1967 年），第20、24、44、49、54、64 页；吴缉
华：《明仁宣时内阁制度之变与宦官僭越相权之祸》＇576＇，载《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Ⅰ，第181—188
页。又见格里姆：《从明初到1506 年的明代内阁》＇194＇，载《远东》，1 （1954 年），第139—177 页，
以及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21 （1958 年），第8—10 页。
①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中他的传记条目，第556—5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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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那样，他在1404年把程朱的儒家经典的注疏传统规定为科举的正统的标
准程式，承认学者们早就给予这个学派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加强这一个正统学派一直是他倾全力关注的事情。皇帝为了确保他的圣
君形象，他在1409年发布了一篇训谕式短文，即 《圣学心法》。这篇文章是
皇帝自己写的，翰林学士顾问们给了某些帮助，它把这种正统传统界说为“正
统的”宋儒首先加以阐明的“心学”，并且给他的臣民和后嗣定下了伦常日
②
用的规范。此文在形式和风格上都借鉴了宋代的两种性质相似的书：即范祖
禹（1041—1098年）的《帝学》和真德秀（1178—1235年）的《大学衍义》。
这两种著作都收有为帝王讲学作准备的材料，它们成了使帝王作圣君的指
南。特别是后一种书被广泛地认为是阐发“心学”的优秀作品，是理想政府
的基础；明太祖对它极为重视。
这两种著作明确地表达了朱熹所定下的正统学说，在元代被视为为人君
上的指南；现在正在致力于把这种意识形态定为帝王权力和文官政府的正统
的基础，所以它们很有用。
永乐帝在编写他的这篇作品时，广泛地引用了早期儒家经典中的文字和
宋儒的哲学著作，其中有些话直接抄自范祖禹和真德秀。他仿照宋人的办法，
也对许多段落附上自己的评论以便进一步阐明“心学”。虽然它主要强调为
君之道，但是他的教育也旨在使所有臣民受到教益。它的第一部分是讨论一
个君主应该以身作则的道德品质和原则：这就是言行一致的原则；克制私欲；
敬天法祖；正心诚意。第二部分讨论的是教育皇帝的问题，并且强调了上述
的德行和通过学习、实践和自我约束去培养这些德行的义务。皇帝要他的臣
民们敬畏和顺从上天，同时他也强调个人自觉的重要作用；这表明他虽然明
白宣布要恢复祖宗的传统，但他也不认为自己应受它们的限制。
皇帝在此文的第三部分中强调皇帝极端需要有智慧的进言、正确的教导
和忠直不偏的劝告。虽然皇帝很重视大臣们无私的和诚实的谏诤，并且强调
需要他们有正直的性格，但他又绝对清楚地指出了君主的无可质疑的权力和
他为此目的而培养自己心理素质的重要性。最后，他在关于为臣之道的这一
部分中着重指出了忠诚的意义，并强调说：人臣若不能与君上一心一德，就
不能为之服务——即他应该对君上全心全意，敞开胸怀而无所隐讳。永乐皇
帝不坚持盲目的忠诚，强调君臣之间应该互相交换意见，以使每一件事都能
得到自由的讨论。
这篇著作生动地显示了永乐帝为自己所树立的圣君形象，显示了他所设
想的君臣之间尽可能有的鱼水深情——这种深情是以具有共同的伦理认识和
共同的目标为基础，又是通过“心学”的体验而获致的。它不仅说明了皇帝
关于为君之道的看法，也给他的臣民和后代指出了指导性的原则。这篇著作
大大地提高了皇帝作为圣哲之君的形象，同时又阐明了渊源于宋儒学说的主
要传统——它被宣布为明王朝的正统学说——的帝王思想体系。
1414年末，皇帝命令一批翰林学士汇编朱熹和朱子学派其他宋代大师所
写关于《四书》《五经》的注疏，并且摘编他们关于人性问题的哲学论述。
这些汇编著作在1415年10月完成并呈报朝廷，用《五经四书大全》和《性
理大全》为书名，在1417年4月予以颁行。这个做法正式承认它们是熟悉儒
家学说的法定的捷径。
②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66、15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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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订这些著作的背后有几种原因。首先是需要有一种标准的《五经》、
《四书》注疏本，以便在学校和科举中使用。虽然朱熹对于经籍的注释长期
以来被视为在这种课题上的定论，但他的注释有不同的版本，学生必须知道
哪一种版本被规定在正式场合使用。就《四书》来说，朱熹认为《大学》是
对儒家学说的基本的综合；它变成了在帝国学校课程中使用的首要的课本。
可是，也还有其他同样重要的理由来编订这些著作，特别是编订《性理
大全》。皇帝认为，宋代哲学家做出了新贡献，他倾向于把他们的著作本身
也看作是经典著作。因此，他在给编订者的指示中强调宋代大师们的“发明”，
并且要求把他们的观点融合进经书和注疏中去。皇帝用这种办法含蓄地承
认，正统传统并不是固定在遥远的古代而停步不前，它给后来的扩充、甚至
于革新留下了活动的余地。
他个人对这项计划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认为《大全》已囊括了所有真正
的学识，从而使他义不容辞地把这些真正的学识普及到平民百姓中去，正像
古代圣哲之君过去做过的那样。也可以这样说，通过指导帝国的学生用集中
精力来学习钦定精选的经书和新儒学学识的方法以准备科举考试，他能够运
用一种巧妙的思想控制方式，以保证学生符合他的标准。这种办法产生了压
制自由研讨和限制有创造性的及广泛的学术活动的后果，因为要在科场得
意，这一切已经没有必要了。③
皇帝还支持汇编几种经书和文献的大部头集子，这一方面使他获得了作
为经书遗产和学者精英阶层的庇护人的美誉，一方面又为文官和宗室提供了
指针和伦理标准。他的一个庞大无比的文献计划是要总括无遗地收进一切现
存的经典文献。1402年9月，皇帝任名翰林学士解缙和其他一些人负责这项
工作；他们在1403年12月便完工了。皇帝给这部完成的总集命名为《文献
大成》，但是他并不满意它所包揽的范围，因此又下令大规模地予以修改。
这项计划于是交由姚广孝和解缙承担：有2169名学者从翰林院和国子监抽调
出来担任此书的编修。
这项工作全部完成于1407年12月，它被称为《永乐大典》。它包括22277
①
卷，仅目录就达60卷。 此书从未公开印行，仅在皇家图书馆保存了几部手
稿，至今只存留700卷。但是从这些剩下的卷数来看，就可以意识到它的范
围之广泛、材料之丰富和用于搜集与准备的时间与工夫。它包括的材料有下
列各种门类，即经籍；历史；典章制度；礼仪；法典；军事；哲学；佛教；
道教；天文；算学；地理；医药；动物；植物；文学；长篇和短篇小说以及
戏剧。这部著作还收了整个元代的类书 《经世大典》。这部巨著不是没有它
的政治实惠的；但是，这部类书汇编对于中国的文献文化来说，其重要性是
不可估量的。经典著作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