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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军。消息直到1405年3月才传至南京，于是朝廷下达命令准备边防，
但命令把此事看成是部落的劫掠。对中国人来说幸运的是，他们的西北前哨
从未受到考验，因为帖木儿已在2月18日死于兀答剌儿，入侵已被取消。帖
木儿之死引起了一场继位的斗争。在一开始，年轻的孙子哈里苏丹在 1405
年3月18日在撒马儿罕夺得王位。他释放了傅安和使团中的幸存者，他们被
护送返回中国，并于1407年7月25日抵达南京。另一名被拘留的使者已在
此以前的某个时候回到中国。
永乐帝派了一名使者与哈里的使者一起到撒马儿罕去吊唁帖木儿之死，
但在使团抵达撒马儿罕时，哈里已被几个敌对的亲王废黜而被帖木儿的四子
沙合鲁取代。他将从1407年统治到1447年，并证明是一个与帖木儿迥然不
同的统治者。他是一个开明的君主和高尚的文化赞助者。在他统治的大部分
时期中，他被卷进统治帖木儿帝国西部的帖木儿诸子经常发生的阋墙之争
中。结果，他迁都哈烈，让他的儿子兀鲁黑伯格任撒马儿罕总督。帖木儿帝
国向东扩张的一切威胁已经消失。
1408和1409年，沙合鲁派使者去南京，1409和1410年，傅安等人带了
中国朝廷的礼品又往哈烈。1410年3月，哈烈又一个使团来到，而回派到哈
烈的几名中国使者又带去了一封皇帝的信，信中声称与沙合鲁是君臣关系，
沙合鲁复信的措词同样傲慢，他劝皇帝信奉伊斯兰教，并拒绝中国的宗主权。
但这一意外事故并没有中断使团的往来，并且引人兴趣的是，尽管两位统治
者有分歧，他们的信件都强调商业的需要，明统治者于1416年7月又送去的
一封信的内容也是如此。
带来沙合鲁措词尖刻的复信的使者们由明帝主要的外事专家陈诚（死于
1457年）、李贤和宦官李达护送回国，他们还护送这一年早些时候来到中国
的中亚使者回各自的国家。这个使团的出使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于 1414
年2月3日离开中国，随带了送给各地统治者的丰厚的精美纺织品礼物，并
于10月后期抵达哈烈。从哈密和土鲁番到撒马儿罕和哈烈，使团访问了17
国。回国后，陈诚和李贤随即呈上了他们行程的记述，其中详述了有关他们
访问地的地形、物产和风俗。这些文献提供了15世纪关于中亚和亚洲内陆情
况的可利用的最详细的材料，并使明朝廷取得了关于西域的新情报来源。①
1416年7月，陈诚又被派遣与另一名宦官护送失剌思、撒马儿罕和哈烈
③ 见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87—188 页。德雷尔估算明初部队实际兵力的根据分别是记载在《明
实录》的《太祖实录》＇380＇ （1418 年；1961—1966 年台北再版），223，第3270 页和张廷玉等人编的《明
史》＇41＇ （1736 年；1972 年北京再版），90，第2193 页中的1392 年和1393 年的军队总人数数字。见吴晗：
《朱元璋传》＇587＇，第79、81 页。吴晗在《明代的军兵》＇593＇第101 页估计军队总人数在1393 年以后约
为120 万，在永乐年间约为280 万。但是王毓铨在《明代的军屯》＇558＇第51 页中则说以上洪武统治时期的
数字有点保守。
① 见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91 页。关于北平省的人口，见《明史》＇41＇，40，第884—885 页。
关于迁移到北京的情况，见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148—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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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者回国，同时带了送给沙合鲁及其子兀鲁黑伯格的丰厚的礼物。这个使
团在1418年1月回国。同年10月，明帝又派宦官李达出使哈烈，李达带了
皇帝私人的信函，以及例行的珍贵礼物。根据现存的波斯文材料，此信对沙
合鲁以政治上平等的人相待，称他是一个开明的和有洞察力的统治者，并放
弃了明帝是沙合鲁的宗主的姿态。沙合鲁欣喜之余，回派了来自中亚的最精
心安排的使团，使团于1420年12月14日抵达北京。①
使团受到隆重的接待，不过它在京城履行了纳贡制度下应该履行的对中
国皇帝致敬的一切正常仪式。在与帖木儿帝国统治者通信时不论皇帝作了什
么让步，但在中国朝廷上，君臣关系的门面则是不能妥协的。使团留在北京
几乎达6个月。它受到皇帝的几次接见，并参加了宣布北京为新明都的仪式。
波斯使者之一吉亚斯丁·纳加什对使团作了详细的、即使偶尔也有谬误的记
载，它至今犹存。
陈诚未在场目赌这一盛典，因为在1420年7月，他又被派率一使团前往
中亚。但人们对这最后一次出使西域的情况了解得很少。
因此，我们看到永乐帝大力培植了与中亚各国的关系，也许甚至大力促
进了与它们的贸易。在他统治时期，朝廷接待了撒马儿罕和哈烈的 20个使
团、32个中亚绿洲国家的使团、13个土鲁番的使团和44个哈密的使团。这
些使团都需要丰厚的礼物和贸易。它们给朝廷带来了诸如贵金属、玉、马、
骆驼、羊、狮和豹；它们得到的赏赐是精美的丝绸和其他织品、白银以及纸
①
钞（它们可以此购买中国货物）及其他贵重物品。从双方的通信中可以明显
地看出，维护商业关系是这些交流的最主要的动机。中国的政府和皇帝因急
于促进贸易，愿意对冒牌的“纳贡使团”故作不知，甚至放弃了天朝大国的
姿态。对中亚各国来说，它们愿意通过纳贡制度的各种形式前来北京，以便
保持它们的贸易特权。
西藏
早在1207年，成吉思汗的使者已经到过西藏，蒙古人与西藏发展了一种
关系，即西藏人接受蒙古的保护和承认其宗主权，同时给蒙古的统治者们提
供精神指导。西藏的喇嘛在元朝的朝廷中一直很有影响。在忽必烈统治下，
蒙古人与萨迦派教团的领袖们谈判，并承认后者为西藏13省的帝师。他们的
地位受到一个敌对教团止贡派的挑战，后者得到了伊朗的伊尔罕蒙古人的支
持。止贡派在1290年才被彻底击败。同时另一个西藏宗教教团噶玛派在元朝
宫廷继续拥有强烈的宗教影响。元代诸帝试图把西藏置于一个集权的政府之
下，但是实权仍掌握在提供世袭的教 （族）长的寺院和贵族门第手中。
内部的权力斗争继续进行。随着蒙古力量的衰落，萨迦派的势力也随之
变弱。主要的反对力量来自绛曲坚赞，此人原为萨迦派僧人，又是雅鲁的地
方领主。从1332年起经过许多征战后，这个僧人逐渐控制了西藏。1351年
元朝承认他为帝师以取代萨迦派的大教长。绛曲坚赞不仅仅是另一个宗教教
长；他的目的是要重建唐代的前吐蕃王国，重新树立西藏人的民族主义和消
灭蒙古宗主权的一切痕迹。他和他的继承者们（即帕木主巴诸王）试图维持
① 关于黎澄制造火器的作用，见张秀民：《明代交趾人在中国之贡献》＇31＇，第70—75 页；埃米尔·加斯
巴登：《关于安南人传记的两篇文章》＇185＇，第111—113 页。
① 关于永乐年间北方的边防，见田村实造：《明代的北边防卫体制》＇497＇，第78—85 页；吴缉华：《明成
祖向北方的发展与南北转运的建立》＇575＇，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03＇，I，第162—1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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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君临全西藏之王的思想，并且在15世纪80年代之前一直是西藏主要的
世俗力量。②
在明朝掌握政权时，西藏寺院教团之间的宗教对立常常导致公开的战
争；宗教和政治权威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裂。还不清楚南京对这种事态的了
解程度。据说明代的开国皇帝急于想阻止唐代与吐蕃人发生的那种纠纷的再
现。但他并不去与帕木主巴诸王建立联系，而是与控制较近的康区和东南藏
的噶玛派大住持们接触。皇帝派一使者前往，要元代时任官职的人来南京，
以便重新授职，第一个使团于1372至1373年间的冬季抵达。当时教团的教
长为黑帽教派的乳必多吉四世活佛（1340—1483年），他在1359至1363年
曾在元朝朝廷。他从未应皇帝的邀请去南京，但派使者前往，直到他死前不
久为止。①
他的继承者得银协巴（中国人称哈立麻，1384—1415年）以善行法术著
称于世，永乐帝在为燕王时已闻其名。新帝在1403年登基时，派了一个由以
后多次被用作外交官的宦官侯显和著名印度僧人班的达的弟子智光 （他在南
京已深受开国皇帝的礼遇）率领的使团去西藏。使团邀请得银协巴去南京。
得银协巴在一开始派出一个纳贡使团后，在 1407年4月亲自去明廷，受到隆
重的接待。他应请求为皇帝死去的双亲举行宗教仪式，据记载他施展了许多
魔法，如使许多神祇显形，制造鹤、狮、花雨、甘露的幻象等等，时间长达
22天。他和他的随行人员受到重赏，取得了响亮的官衔，并前往山西省重要
的中国佛教中心，在那里又举行了仪式，然后返回西藏。他在以后至少与明
朝廷交换了三次礼品。②
他的继承者通哇顿丹（1416—1453年）到15世纪40年代末一直派来使
团。明朝朝廷显然不知道得银协巴之死，所以认为这些使团都是他派出的。
1446年以后，与噶玛派诸教长的关系破裂。根据西藏的史料，得银协巴在他
逗留南京期间曾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