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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其方式不是通过多少有利可图的屈服或称臣，就是采用粗暴的武力。蒙
古人与明朝建立关系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去征服世界，而完全是为了生存和巩
固脆弱的草原经济。
茶市和马市
中国人最重要的战略需要是为庞大的常备军取得充分供应的马匹。中国
本身产马很少，而且马的品种不佳。14世纪60年代后期元蒙军队被赶出中
国以后，明军对马匹的迫切而经常的需要最初是在中国西南的四川、云南和
贵州通过以各种专卖的商品——如茶、盐和纺织品——换取马匹来解决的。
但是对西南的依赖是短暂的，大约只维持到1387年，这时北方诸省——特别
是山西省——成了购买马匹的更重要的来源。政策的变化部分地是中国与草
原民族恢复贸易的结果，但因帝国首都在15世纪20年代从南方北迁到北京
而加快了。此外，在永乐时期对蒙古的几次征讨中，中国的军队经过几次胜
利的战斗后，并且由于夺取了边境的牧马场地，能够增加其战马的数量。
但是，这些都是非固定的收获。北方边境的固定和正规的马匹收购主要
通过专卖的茶与马匹的易货贸易进行，而且政府的明确的政策是把这项茶马
贸易置于它的严格的控制之下。易货贸易不是在蒙古边境而是在陕西西北（今
之甘肃）的西宁、河州和洮州进行，那里设有专门的茶马贸易司。易货贸易
每三年进行一次，规模很大。官方的贸易定额规定，在每个茶马市场，100
万斤 （150万磅）茶将换得1。4万匹马。大部分的马由青海地区的游牧部落
饲养，它们的酋长被授予金牌形式的纹章。纹章的一半由朝廷保存，相配的
一半由各该部落长持有，以表示他们有进行这项贸易的资格。
1449的土木事变（见下文）使这项官方的边境贸易中断了一段时期。它
在天顺年间（1457—1464年）以后才恢复。在此间歇期间，马匹通过与其他
国家——朝鲜、日本甚至琉球群岛——的易货贸易取得。与朝鲜的规模较小
的官方马匹交易在这个世纪的初期已在进行，而在1407至1427年的20年
中，朝鲜已提供了1。8万匹马。1450年以后，这项贸易重新恢复，提供了两
千多匹马；朝鲜的纳贡使团每匹马收5匹丝绸，再加上数量不定的白银和薄
纱。琉球政府偶尔也以马换取丝绸、瓷器和铁器。
1470年以后，边境的马匹交易得以恢复，但它日益落入私商之手。新的
茶区已在汉中 （陕西南部）发展起来，这个地区的产品由私商在直接交易中
开价收购。到1500年，约60％的茶马易货贸易由私商进行。这种状况容许
在整个16世纪继续下去，这说明马匹交易在保持中国军队成为一支打击力量
方面的重要性。解决缺乏马匹的一个长期办法是最后在中国农业经济中发展
一种新的养马制度。
军事形势
根据 15世纪初期中国对外关系的总格局及由这些对外关系产生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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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5世纪30和40年代的防御政策，特别是在关键的北方边境地带，显
然是远远不够完善的。洪武帝和永乐帝征讨蒙古人的几次战役取得的巨大胜
利使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筋疲力尽和不愿在国境外进行干涉主义的行动，也许
最为危险的是，使国家对已取得的成就产生很不现实的自满情绪。在永乐帝
死去之前，政府已开始把边境的守卫部队集中在新的首都北京的周围，似乎
军事领导层对未来的危险已有某种预感。永乐帝死后，边将和内阁的大学士
都就边防的缺陷提出过警告，但他们的抗议被置之不理。1435年和1438年，
对边防作了小的变动——关闭一个战略要隘和加强警卫哨所。但在其他方面
一切听之任之，继续不予改变，直至1449年。
不但缺乏任何新的战略思想，而且明初期建立的军事建制自永乐帝统治
时期起已经严重地缩减。地方军队的卫所兵制到1438年已经丧失了原来的约
250万兵力的一半，125万士兵已经脱离世袭的行伍而没有得到补充。同时，
旨在供养军队的边境一带的整个屯田制度已经任其变质。粮食被私人售出，
土地被侵吞或出售。军官往往变成土地主，他们的士兵则沦为农场的劳工。
这使地方供养军队建制的整个制度陷于混乱，需要把大批粮食从内地省份运
到边境，从而给经济带来严重的影响。到15世纪中期，这个制度既不能充分
提供军队所需的人力，也不能充分提供军队的后勤支援及部队的训练和军事
技能。
但是，不应把永乐帝统治以后的这种总的退化看成王朝开始全面衰落的
迹象。它不如说是一种古老的中国传统造成的结果，这种传统的根子是国家
的农业结构；也不如说是特殊类型的军队——农民军队——造成的结果，它
们的士兵更多地被视为徭役劳动者而不是当作职业士兵，更多地被视为征募
兵而不是当作志愿兵，而且在这种军队中甚至包括被判去服兵役的罪犯。这
样的士兵从全国各地轮流调往北方边境，在条件很差的环境中生活，以致丧
失了战斗意志。一有机会，他们宁愿开小差而返回故乡，或者逃往南方各省
去寻找新的生活，甚至到中国官府势力所不能及的蒙古人定居地去避难。他
们的军官也一样；他们十分热衷于贪污应付给那些开小差或潜逃的士兵的饷
银和口粮，从中大饱私囊。整个军事体系产生于对待军队的一种主要的官僚
主义态度。因此，15世纪中期的形势不是产生于王朝的衰落，而是产生于中
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经济状况中的根深蒂固的思想和实践。
快到永乐统治期末年时，当时华北的实际防御设施已经形成。几次深入
蒙古的征讨虽然取得胜利，却不是决定性的，蒙古军队没有被消灭。因此，
中国撤去长城一线之北的守军并把防御体系集中在北京周围是有充分的理由
的。必须记住，当时的边境本身只是以一系列自永乐时代起已经熄灭的烽火
台作为标志，仅仅由中国的骑兵巡逻。在15世纪70年以前没有长城；保卫
北京的唯一坚固地建造的城墙是北京城本身的砖面墙，它有九个要塞化的城
门，在1445年刚竣工。
北京北部的防御体系是以山西北部的两大卫戍城市宣府和大同为基础。
宣府是主要的卫戍中心，驻有9万名士兵。大约3。5万这样的士兵承担实际
的防御任务，5。5万士兵则在训练之中。这些士兵中有2。5万为骑兵，宣府
的守卫有充分供应的火器：除了约9万支轻型手操纵火箭外，各配备了3000
件重臼炮、轻型的手雷和信号炮。宣府基本上是一个挡住从西北向北京进逼
的固定的要塞。大同的自然防御设施远不如宣府的设施可靠。它的军队以骑
兵较强。它的指挥集团包括两名游击将军。它的兵力中有3。5万匹马，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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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匹马留在城内。大同一直是山西边境的一个危险地点，在一个生产力极
低的区域维持这样一支军队的后勤费用是很高的。为要塞提供足够粮食和为
如此众多的战马提供饲料，意味着源源不断的供应车辆要进入这一人烟稀少
的区域。这个防御三角形的第三条边是北京本身，它的附近驻守着约16万名
士兵。再往南，中国东北其他地方（山东、北直隶和河南）的守军则作为后
备部队。
第一条防线是一连串的边境卫所，根据设想，这些卫所应该在主要卫戍
部队大本营之一派出打击力量以前牵制敌人和推迟他们的前进。在洪武时
期，长城一线以外的东胜、万全、广宁和大宁的驻守地，作为一条防御的外
线和对收集情报来说，都是极有价值的。但是，这些边境哨所已被撤回。例
如，多伦的边境指挥部到15世纪40年代已被撤至今之张家口附近的独石口。
边境的缓冲区被放弃。外沿的东段和中段的总指挥部宣府离京师只有100英
里。整个防御体系缺乏纵深，而实际的边境守卫哨所事实上兵员远不足额，
战斗力比宣府指挥部或北京想象的要弱得多（其原因已如上述）。整个战略
依靠的是在敌人进攻时所作的迅速而有力的反击，这个方案在有效率的指挥
结构和有能力的领导下也许是可行的，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条件，则充满了危
险性。
1446年当真的进攻发生时，这些必要条件都没有具备。
土木之灾
前面谈过也先已经重新统一蒙古各旗和在沿满洲到哈密的整个中国边境
区建立其权威的过程。明朝廷没有对他采取有力的措施，并且肯定低估了他
在蒙古人中的权威和他的军事力量，而仍把东蒙古的脱脱不花汗当作真正的
统治者。1448年，明朝廷接纳了一个瓦剌纳贡使团，当它试图索取过高的款
项以偿付他带来的马匹时，被王振所拒。根据某些记载，有些通译为突出这
种侮辱，曾未经官方批准而提出建议：也先可以把其子入赘明朝的皇室。当
也先试图为王朝通婚进行一次谈判时，对上述的非官方建议毫不知情的朝廷
断然加以拒绝。
不管这些报道的真实性如何，也先在1449年7月大举入侵中国。他兵分
三路发动进攻：脱脱不花率兀良哈各旗进入辽东袭击；他的部将知院阿剌围
攻宣府；他本人向大同进军。他的军队在大同东北的阳和击溃了供应很差和
领导无能的中国军队，并且直逼大同。这时朝廷采取了一个反常和完全荒谬
的决定。年仅22岁的皇帝在王振鼓动下要亲自率军与也先的部队交战。也许
是西南的胜利和在福建镇压叛乱者成功的捷报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