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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威胁。15世纪50年代在内地省份出现了一连串的军事行动。在长期受
盗匪活动和地方非汉族居民动乱困扰的广东和广西，首先建立了一个由王翱
领导的统一的指挥机构，在此以前，王翱先巩固了东北边境的防御设施，后
来成了吏部尚书。1449和1450年，福建发生了大规模的起义，贵州也出现
了问题。从1450至1452年，对贵州和湖广省的瑶、苗少数民族必须进行镇
压，广东出现了严重的动荡，福建和浙江交界区不断发生农民骚乱。1453年，
福建和湖广又发生起义，1454年四川南部发生起义，1455年广东和浙江发生
起义。1456年，湖广的苗族是征剿的目标。
这种骚乱大部分限于南方的土著居住地区。它一方面是被剥夺生计的汉
族农民及矿工的起义，另一方面是少数民族的起义，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分。
20世纪的历史学家可能会把“平定”这些不安分的少数民族和反当局集团描
绘为“无情的镇压”，而从中央政府的观点看，这种“平定”却是巩固帝国
以及建立有秩序的行政和汉族人统治的一个必要行动。作为对那些认为 15
世纪50年代的叛乱是农村动乱大爆发的人的一个反驳，值得指出的是，尽管
景泰时期是一个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期，但有关华北和华中的人烟稠密地
区存在广泛的不满情绪的证据却很少。
1450年，山东发生饥荒。1452年，大雨和大洪水使河南的黄河和淮河流
域、北直隶、南直隶以及山东受灾，必须采取特别的措施救济江北。潮湿的
天气持续到1453和1454年，1453至1454年出现了异常的酷寒；山东、河
南、南直隶和浙江下了很大的雪，从而使灾情更加严重。淮河河口的海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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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封，淮河流域所受影响特别严重，数万人在这个地区冻死。1454年初，江
南出现了一场长达40余天的大雪，苏州和杭州有无数人因冻饿而死。往南甚
至远至湖南南部的衡州也不断下雪，许多牲畜被冻死。1455年，出现了大范
围的干旱，使南直隶、湖广、江西、河南、山东、山西和陕西受灾。下一年，
即1456年，又是一个反常的潮湿之年，夏秋两季阴雨连绵，使北直隶、山东、
河南、南直隶粮食歉收和受到巨大的损失，与此同时，长江流域、浙江和江
西遭受严重的旱灾。所有这些灾害不但有破坏性和造成死亡和苦难，而且使
国家因减少收入和拨出巨额救济款而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皇位继承问题和“夺门”
几乎不用怀疑，由继位引起的各种问题继续给朝廷投下了阴影。由于景
帝不愿就原来的皇帝的问题与蒙古人谈判和勉强地接受他的兄长返京，以及
在他兄长返京后他所采取的一连串的小动作 （如不让英宗过自己的生日，不
让接待瓦剌的使者或参加新年的庆典），本来就很难处理的局势就更趋于恶
化了。虽然皇帝成功地把原来的皇帝英宗排斥在一切公众事务之外，并逐步
地把他孤立起来，但是有些著名的官员 （其中主要的是长期任礼部尚书的胡
）在英宗返京之前和以后都公开地为他说话。同时，景帝接受皇位的条件
已经含蓄地规定，他的即位是暂时性的，因为英宗的长子（朱见深，未来的
宪宗）在景帝任监国的同时已公开地被定为皇太子，而且在景帝登上皇位以
后仍继续为皇太子。这就确保皇位的继承权最后将回到英宗的正统世系之
手。
但是景帝不但决心继续留在宝座上，而且要使自己的一系保持继承权。
1452年5月20日，皇帝采纳了指定新皇太子的奏议，而不顾他的大学士（提
升他们是为了要他们服从）和许多重要官员的反对。英宗之子被贬为沂王，
而景帝的独生子朱见济（1440？—1453年）则取而代之，被立为太子。同时，
新太子之母杭妃被立为皇后，以取代景帝的正妻汪后，后者在1450年已被立
为皇后。
这一赤裸裸地出于私利的行动对提高景帝的名望和威信毫无帮助；不论
他可能取得什么好处，当一年多以后新太子去世时这些好处也随之丧失。新
皇后也在1456年死去。再也没有皇子可以定为太子，所以景帝没有指定继承
人。当有些官员提出重立前太子朱见深时，他们被关押并受到残酷的对待，
有几人被鞭笞致死。
这些事件似乎使对皇帝的不满情绪转变成了直接的反抗。在缺乏坚强领
导的情况下，朝廷分裂成派系，取代他的密谋开始形成。不用说，密谋者的
动机并不是崇高的理想，也不是对皇帝行为的道德上的不安。自1452年以来
与于谦的关系不断恶化的石亨将军不但有野心，而且为人爱抓权，又贪得无
厌。他与于谦的纠纷从一开始既是他自己的贪污行为造成的，更是他的亲戚
和食客们的这类行为引起的。京师卫戍部队的都督张是石亨的助手。宦官
将军曹吉祥也有类似的野心，他自认为是一个新的王振，在以后的年代中证
明是一个极为腐化和不值得信赖的人。他的周围也是一些贪污腐化的亲戚和
助手。徐有贞从没有忘记他在土木之变以后所受的冷落；他野心勃勃，希望
利用朝廷的不安气氛，试图取得最高的权力。还有都御史杨善，他曾把被监
禁的英宗带回，却从没有得到应得的封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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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机会在 1457年初期来临了，当时皇帝得了重病。他不能上朝听
政，新年的庆贺被取消。以兴安为首的宦官们试图掩盖皇帝病情的严重性，
但消息泄露而让密谋者知道了。密谋者既掌握了石亨、张和曹吉祥控制的
军事机器，又得到了徐有贞、杨善控制的都察院的支持，于是集合了约400
名禁军，赶到北京南城原来的皇帝的居住地，让惊讶的英宗坐上轿子进入皇
宫，他们在这里“夺门”，让他登上皇位，并召集了高级官员。在官员们平
静下来以后，新登基的皇帝就上朝了。
这次“夺门”行动将成为明代历史上的一次典型的政变，将被认为是另
一次严重地违背礼仪的事件。当然，“夺门”行动远比1449年景帝的登基更
为严重地违背礼仪。那次登基取决于土木灾难后危急的军事危机，而 1457
年统治者的变动是一次纯粹的政变。立景帝为帝，使处于混乱和极度危险的
国家趋于稳定，而1457年的政变则是一次引起大量牟取私利和追求官职的政
治机会主义的行动。数千文武官员从提升中获益，其中的主要人物将在下一
代皇帝时期形成统治小集团。
与此同时，原来的景帝被贬为郕王，死于1457年3月14日，按照某些
记载的说法，他被宫中的一名太监勒死。政权的接管在一开始被得意地称为
“夺门”，不出几年又重新称为“复辟”，即真正合法的世系恢复了皇位继
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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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宗的第二次统治：天顺时期，1457—1464年
很少统治时期的事件能像天顺 （顺从天命）时期的事件那样使人对其年
号产生如此彻底的误解。在发动了一场精心策划和迅速完成的政变以后，第
一件要办的事情就是算旧帐。报复和仇恨似乎是新政体的主要动机。在前一
皇帝统治时期已有牢固根基的领导集团遭到彻底而残酷的清洗。中国历史学
家有充分理由赞美为明朝救世主的于谦被指控为严重叛逆，这一指控体现了
其政敌的仇恨和恐惧心理，这些人甚至要他受凌迟处死之苦。但是，皇帝最
后减轻了对他的判决；他与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王文及四名大太监 （王诚、王
瑾、张永和舒良）一起在2月16日被公开斩首。资深的大学士陈循、刑部尚
书俞士悦、工部尚书江渊、大学士萧鎡和商辂及其他人被削夺官职，有的人
被判去戍边。户部尚书张凤和其他大臣被调任无实权的职务，或者像礼部尚
书胡、兵部尚书石璞、剩下的最后一名大学士高穀及大太监兴安在不久以
后那样被迫退隐。曾经反对另立皇太子和在景帝朝廷作为元老留任的王直最
后获准退隐。唯一留任的大臣是吏部尚书王翱。
即使在那个时候，人们对于谦和王文之死的那种赤裸裸的不公正现象普
遍地惊讶不已：整个中国也承认他们为先烈。只过了九年，于谦追封了原来
的官衔，并取消了对他的一切不实之词。几个世纪以后，参加进士考试的士
子要到北京东部为纪念他而建立的祠庙中祈求于谦在天之灵给予他们能否中
举的某种征兆。
重建另一个“新政体”
经过对高级官员这样广泛的清洗以后，政变导致了职务的大量提升和变
动。政变的主要策划者徐有贞被任命为首席大学士，兼任兵部尚书，同时封
为武功伯；为首的将军石亨被封为忠国公。他的臭名昭著的腐化的侄子石彪
被封为侯；宦官将军曹吉祥被提升为司礼监提督太监，这样就成了宦官集团
的首脑和北京京师卫戍部队的总指挥。他的养子曹钦被封为伯爵，几个侄子
都担任了高级军事指挥。其他的政变参与者也得到预期的封赏。御史杨善被
任命为礼部尚书；王冀被封为世袭食邑的侯，并在退隐前短时期地任兵部尚
书；张也得到封邑。除了这些有名的人物外，一批次要的合作者和追随者
也要求并得到了爵位或职位，其滥封的程度甚至引起了朝廷和整个官场的普
遍不满。
反作用很快来临。徐有贞不久就到处伸手。政变后只有四个月，即在1457
年6月28日，他因被控“滥用权力”而被捕，最后由于他的同谋（主要的是
曹吉祥）的阴谋，他被发配外地。三年以后，在1459年11月，个人的骄奢
淫逸已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