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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她。当时我们分别是16岁、15岁和14岁。虽然我们非常认真又得体地讨论了这件事，但我不好意思承认，我们内心里都为将来经济上可以摆脱贫苦而欣喜万分。我们很快作出决定，并向母亲说：“母亲的幸福是我们首先的考虑。如果这次婚姻能减轻您的许多负担，使您得到满足，我们根本不想阻挠。相反，我们欢迎生活中这一重大的变化，并且努力热爱新父亲，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儿子。”
我们说完，母亲对着我们微笑。然后她以平静的语气对我们说她一直在考虑这件事，已决定不接受求婚。也许那位男士是挺合适的，但她不爱他，并且觉得永远不会爱他。没有爱情她决不结婚，不论结婚有多少好处。我们无话可说，吻了她一下就十分失望地走了出来。
母亲不肯再婚是因为爱情重于财富。然而她的人生观既不是浪漫的，也不是不切实际的，更不是特别理想主义的，她的价值观是资产阶级的追求舒适。金钱对她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不仅是为了获得生活必需品，而且更有趣的是，金钱是过奢侈豪华生活的关键，是在世界上出人头地的证明。她对儿子寄托很大的希望，在最苦的日子里，相信全家一定会时来运转。这个信念支持着她。
事实上，她比我们更有信心，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我快要中学毕业了；两个哥哥都已工作，每周最多可挣10美元。一家报纸的民意调查表明，一般工人如果以后每周能挣30美元，他就会十分满意了。母亲问我们觉得这种态度怎么样。我们一个接一个回答：每周30美元是相当丰厚的工资，不太容易挣到的，如能拿到这么多的钱，我们也就十分满足了。母亲看着我们，脸上的笑容带有轻蔑的神气。她说，如果我们的抱负真的像这样平庸，她就大失所望了。
母亲相当讲究享乐，喜欢精巧漂亮的东西，除非迫不得已，不愿意工作或全力以赴地工作。她常自豪地说，在娘家她是以“豌豆公主”的雅号出名的，因为她能在自己床上许多条褥垫下面找出一粒豌豆来，所以可以要求享受特权。但在丈夫去世后，她似乎一夜之间变得出人意外地吃苦耐劳、能屈能伸和善于应变。凡是该做的事她都肯做，甚至擦洗厨房的地板这种最累的活，她也不辞辛苦。她出门时没有钱打扮自己，对此她毫无一点怨言。
但是她也想出了把家务杂活交给儿子去做的办法。如果母亲睡得很迟，我们就得自己做早餐。她的习惯并不是养尊处优的高贵妇女所有的那种。天已经很亮——大约10点钟时——她才起床，到下午1点钟她又回房休息。起来后和回房前她要喝一杯茶。即使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茶里也总要放几滴奶油。我们小孩子不做午餐，但是要洗盘子、铺床和清扫地毯。我主要跑跑腿，就是说大多数时候是去买东西。
母亲设法保留了过去的一些小小的高档享受。她努力不要过分偏爱精致美味的食物，但是她无法抵制某些食欲。她不时地烤一炉可口的小饼干，因为加了黄油，所以又松又脆。这种饼干成本很高，她说服自己，对于吃惯粗食物的一般男孩来说吃小饼干太精致细巧了。所以她把饼干装在一个马口铁罐头里，罐头藏在大衣橱里许多女内衣当中。这个大衣橱曾跟随我家多次搬迁（放在汗水淋漓的搬运工背上搬迁的）。我强制自己一次偷吃一块小饼干，一周不超过两次。但是有一天，母亲走进卧房，发现我手里捧着饼干箱。我等待着一顿打骂。想不到她的责备是如此温和，使我感到更加羞愧，而且她很快退了出去。直到许多年后，当我回忆起这个情景时，我才明白当时母亲的内心一定比我更加痛苦。
我们对家里的黄油都很小心——母亲从来不许我们在面包上同时涂黄油和果酱——因为我们吃的都是价格昂贵的甜黄油。咸黄油对别人来说是够好的了，但却从不合母亲的口味。她的另一个奢侈享受是在浆果和其他菜肴上加红糖。她把红糖贮存在水晶容器内，为了满足她那苛求的口味，她总是在红糖里加上真正的黑香草豆。她还喜欢在面包奶酪上加细香葱，这些葱种在厨房窗台上的一个小盒里。
母亲的思想活跃，但是谈不上深刻。她使自己有兴趣值得一谈的话题显得十分重要，从而使她的谈话水平大大高于她的女友。年轻时，她受过很好的教育（对19世纪80年代华沙的一个姑娘来说，她受的教育是很好的），读过诗歌和优秀小说，能相当熟练地使用几种语言。但深思熟虑不是她的特长。随着岁月的流逝，她越来越不想看严肃的读物了。但她仍十分注重学习和研究。她的忠告——即使不是她自己的榜样——一直不断鼓舞和激励我积极开动脑筋。
母亲的牌瘾很大。她总是为赢钱而打牌，但是下注从不高得变成真正的赌博。幼年时母亲向我们传授了玩韦斯特、皮诺克尔以及其他牌戏的奥秘。母亲很喜欢和我们一起打牌，并在打牌时教我们计算牌点的方法。她常说打牌是她唯一能够比我们做得好的事情，同时她从自己的牌技高人一筹中获得了真正的快乐。她喜欢引用一位著名的法国人——大概是拉罗什富科①吧——对一位不打牌的人所说的话：“孤独的老年就要来到，你怎么办呢，我的朋友！”这句话对我的母亲特别适用（她只有靠打牌消磨时光），要和妇女们闲谈几分钟她都忍受不了。
母亲放手让我们去面对男青年活动中的风险。不管体育运动有多大危险性，她从不建议我们不要参加。我们常常身上带着乌青块和内伤回到家里。尽管恰如其分地表示同情，她不止一次地说腿上划破的伤口会自己愈合，而撕坏了的裤子则需要修补或花钱，这种话使我们惊讶不已。
她也努力培养我们的勇气。在我们开办客栈的日子里，母亲睡在地下室的一个房间里，我和她合睡一张很大的双人床。（我和她睡觉和醒来的时间完全不同，所以我不记得有什么隐私问题或因这种安排而造成的拘谨。）有一个晚上——也许晚上两三点钟——她把我从酣睡中叫醒，说她听到屋子里有不寻常的响声，说不定是窃贼闯进来了。接着，她以一种平淡呆板的声调宣称我们得到屋里各处走走看看，因为她有心事，一直没睡着过。她点亮了汽油灯，我们两个开始巡查房间。如果我们果真发现了窃贼，我一点不知道怎么办。我怕得要死，但是我不好意思在母亲面前流露出害怕的神情。结果没有发现什么贼，我们就回房去睡觉了。
①拉罗什富科（LaRochefoucauld，1613—1680），法国伦理学家，著有《箴言录》5卷。——译者
母亲很高兴与儿子住在一起，但她很不喜欢与别人一起住。她觉得与其弟莫里斯一家合住的几年太令人讨厌了。莫里斯舅舅聪明过人，但是脾气坏，专横。他的第一个妻子伊娃舅妈温柔、仁慈、无能，动辄受到他的责备和尖锐的讽刺，却毫无怨言。牌桌上许多次舅舅训斥舅妈打牌打得愚蠢时，我们正好在场。她努力说明自己做得对，但他更加凶狠地抨击她，弄得她失声痛哭。然后母亲会站到伊娃的一边保护她，姐姐和弟弟之间的争论继续不断，语言突然从英语改为波兰语，这样我们小孩就听不懂了。（数年后，萨杜的戏剧《桑吉夫人》中的一场对话使我回想起这一切，在剧中拿破仑和他的姐妹大吵时，突然从法语改用科西嘉意大利语。在莫里斯舅舅身上有许多拿破仑的特征——如身材矮小，明显的大腹便便等。）母亲及其儿子都住在弟弟家里，忍受着他的凌人盛气，但她敢于站到弟媳妇的一边，显示出相当大的勇气。1917年，我结婚后的经济状况决定了母亲与我和我的妻子住在一起。鉴于常见的原因，这种安排的结果很不好。一年后，条件有了可能，她才拥有自己的公寓，独自居住，直到26年后去世为止。她不接受我们的建议：与她的许多老朋友中的一个合住一套房间。在这些朋友中不乏寡妇，可以从中挑选一个作伴。当然，我们关心的是母亲年事日高，可能遭到意外事故或生病。母亲的身体是“脆弱”的，中年时患过心脏病和胃病。医生嘱咐她严格控制饮食，她几乎完全不予理会，说什么以放弃大多数使生活变得有价值的东西为代价来延长生命是毫无意义的。尽管明显地忽视自己的健康，但她从来没有生过真正严重的疾病。那些年她都独立生活，只有几天由于身体不舒服才需要别人的帮助。
母亲的独立性、勇气和很深的牌瘾都是她逝世的部分原因。1944年10月的一个晚上，她在西端大道一个朋友的家里玩皮诺克尔牌。半夜过后，她独自回家，路上碰到了一个窃贼，抢夺她的手提包。在医院里，她告诉我们，她不肯交出这只包。窃贼狠狠地打她，把包强抢过去，逃之夭夭。她的头骨破裂，第二天就死了。皮夹子里大约只有3美元。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母亲总是担心强盗对她的儿子行凶。当她在报纸上看到有人在拦劫中被杀害的新闻时，她要我们许诺，如果遭到拦劫一定不能抵抗，而应立即悉数交出。当然她知道这么办也是她应遵循的唯一明智的方针。然而当她真的面对抢夺她财物的罪犯时，竟拒不顺从——即使身边只有3美元。她是出于本能地进行抵抗，正如一生中她曾抵制过不正义和不公平一样。从当时的环境来看，母亲的死是不幸的，但是我想在她的心目中不是一个悲剧。她个人害怕的一件事决不是突然死亡，而是病魔缠身或年老无助。这种难以忍受的折磨，她总算逃过了。我相信，为了她自己，同时归根结蒂是为了亲人，母亲宁可选择暴死，也不愿长年累月遭受痛苦。
第三章 在公立学校
我的性格是在父亲死后3年中形成的。1903年到1906年我住在西116街244号，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