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歉隹炯茏隹狙蚺呕蚩居阒嗟牟穗龋钡�30年后她去世的那天仍在使用它。以后我的奖金每年都在增长，达到了一年数千美元，但我不相信那些数额丰厚的支票还会带给我像拆第一只红包时的那种激动心情。
从1915年开始，我不再去夜校教书，但是继续教了加文纳斯岛指挥官的儿子一段时间；另外还有一些成功程度不等的其他教学经历，如教库斯小姐标点符号的用法。这个姑娘的姐姐是《时尚》杂志（Vogue Magazine）的编辑，同她的接触使我误认为有机会开始从事文学生涯。她让我以文学或人文主义为主题写一篇文章，在杂志社论那一页上发表。我很认真地写了一篇，文章的题目大概叫《圣人与罪犯》，在文章中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坏人往往要比好人对书本（也可能是对人生）显示出更浓厚的兴趣。凭借着我引以为豪的博学多才，我引用了高乃依①《熙德》中的“高贵的罪犯”这一说法——我乐观地认为《时尚》杂志的所有读者都能毫无困难地理解我的隐喻。这篇文章发表了，我收到一张15美元支票的稿酬。我马上着手又写了两三篇类似的文章；但我的满腔希望却无情地破灭了，因为《时尚》宣称已找到一名文学编辑，以后由他负责写每月的社论。出于某些原因，我没有到其他杂志去尝试我的天赋。我放弃了我的文学生涯，直至多年以后我才又重新开始写剧本。
或许我放弃文学的一个原因是我已开始着手写另一类不同的文章。带着些许惶恐，我向《华尔街杂志》（The Magazine of WallStreet）投了一篇名叫《债券交易》的文章。这篇文章对所有上市债券作了透彻的分析，并提醒人们注意一些可比债券之间的悬殊价格。杂志的编辑巴纳德·鲍尔斯马上接受了这篇文章——我记得我拿到了25美元的稿费——他还要求我写更多的文章。从那时起，我就经常给《华尔街杂志》写文章，几乎成了它的专栏作家。我还认识了杂志的创始人，理查德·D·威科夫先生，以及他令人敬畏的妻子（也是杂志的出版者）加里·G·威科夫太太。她有一段传奇的经历。我相信，她肯定是从威科夫先生的秘书做起，然后逐渐变为他的妻子，事业上的助手，后来又接替他做了杂志的经理，直至成为杂志唯一的业主，这最后阶段的身份是他们婚姻破裂的结果。随着婚姻破裂而来的是许多法律上的纠葛以及相互间深刻的敌意。
在威科夫夫妇婚姻纠纷的整个过程中，我很轻松地与他们双方都保持着良好关系。回过头去想一想，我还是认为，我天生就是所有人的朋友，但成不了任何人的知己或挚友。我能成为（几乎是）所有人的好伙伴的原因，其实一点也不值得称道。我很少要求别人帮忙；对别人的要求我则很不愿意去拒绝，并且在任何交易或讨价还价中我要使自己觉得，也要让对方觉得，我付出的比得到的要多。这听起来有点像利他主义者的老生常谈，但事实上不论从哪个角度去考虑，这种金科玉律对我是非常有益的。首先，在我的生活中我只需要别人最低限度的帮助或好处。其次，我真心地喜欢帮助别人，至少我不会感到是受人利用。最后，对我来说很幸运的是，我从来不需要为了我所得到的东西，而跟别人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我很少对别人的行为感到道义上的愤慨，因为我敢肯定我几乎把所有的批判才能都对准了自己。另外，我还具有你能想像得到的最具选择性的记忆力，我选择的原则是把那些令人不快的事，特别是别人如何待我不好的事尽快忘掉。
①高乃依（eille，1606…1684）：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大师。《熙德》是他的传世之作，剧中描写了强烈的爱情与家族荣誉之间的矛盾。译者
认为我是和蔼可亲，还是懦弱无能，这全凭读者自己的评判。但有了这些性格，我能轻而易举地结交朋友，而极难与朋友断交。不管是经常在生意上与我闹矛盾的绅士，还是同我有过浪漫关系而后又终止了的女士，都是如此。出于某些原因，即使是对别人来说通常会导致绝交的原因，对我来说往往最多只是造成暂时性的疏远，不久友谊（如果不是爱情的话）又会重新开始。例如几天之前，我的妻子伊丝黛尔说起了关于我一个旧情人的一些事，并让我猜猜她说的是谁。为了找到一些线索，我天真地问道：“你说的那个女人是不是与我以朋友身份相处的？”伊丝黛尔大笑着回答道：“你倒说说看，你跟她们中的哪一位不是以朋友身份相处的？”
与人容易交友这一事实的反面则是我缺乏人们称之为“深度”而我则更愿意称之为“完全投入”的那些东西。我想我过于听从吉卜林①的那句忠告：“让所有人都对你很重要，但别让任何一个人对你过分重要。”自然，有些朋友对我要比其他朋友对我更亲近些，但从高中以来我没有一个真正的知己——一个能随时分享我所有思想的知己，一个他的敌人自然而然成为我的敌人的知己，一个他的朋友既是我半个朋友又是我半个对手的知己。我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使我不同意人类关系是排他性或是独占性的观点。正因为这样，即使我不是一个坏朋友，至少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挚友——并且必须承认，我基本上算不上一个称职的情人。
在威科夫夫妇离婚之后，我一边为威科夫先生的投资提供服务，一边又为威科夫太太的杂志写文章。为前者，我每月要写一篇关于“特殊情况”或交易事宜的建议。威科夫太太曾两次试图说服我离开公司到她那里去上班。在拒绝第一次邀请时，我并没有很多的思想斗争。而第二次邀请时，她提供给我的是《华尔街杂志》主编这一职务，丰厚的薪水、外加比例很高的利润分红。我被这些诱人的条件强烈吸引，但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的一番话使我放弃了到杂志社去的念头。我想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许诺让我成为公司的年轻合伙人，这许诺于1920年兑现了。
我与威科夫夫妇之间的交往对我哥哥维克多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至1920年，维克多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找到工作。尽管他天生就是个优秀的推销商，但他所在的公司似乎总是以破产倒闭而告终。我问威科夫太太能不能给他安排个工作。她先试用了他，让他向各个经纪人公司兜售她的杂志在上面做广告的某种计算器。在这个并没有多大前途的任务中，他干得相当出色，因此正式进了广告部。在那里，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久他就取代前任，做了广告部经理，那个人反而成了他的助手。在20年代的大牛市中，《华尔街杂志》的发行量翻了好几番，维克多凭着他的勤奋和智慧，使广告收入迅速膨胀，广告部的盈利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数目，这也为他自己嫌了一笔可观的收入。唉，随后麻烦来了！我想大概那时威科夫太太对我的弟弟产生了爱意，或是想让他同她妹妹结婚（或许两者都有可能）。但维克多在有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爱情经历之后，对一位漂亮可爱、名叫西尔维亚·古德曼的18岁少女产生了纯真的感情。他马上与她结了婚，那是在1928年。事实表明，威科夫太太决不会原谅他这个十恶不赦的罪行。于是，他离开了杂志社，尽管那职位报酬不菲，并且适合他。随后他进入了投资银行业。他是在时机最不成熟的时候跳了槽，这使他从事一种完全不适合他的职业，而他那足智多谋的销售天赋也就毫无用武之地了。维克多几乎花了20年才回到正路上，这期间充满了令人沮丧和心碎的事。在他最后10年所从事的工作中，他的工资几乎还不如他在20年代所赚的多，但他得到的是同样的挑战与安全感。
①吉卜林（Kipling，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其作品描写英国殖民地生活，宣扬帝国主义殖民政策，鼓吹种族主义思想。主要作品有儿童读物《吉姆》、《丛林故事》，长篇小说《消失的光芒》，诗歌《军营歌谣》、《如果》等。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者
我的收入来源包括类似套利这种操作所赚的利润，以及在塔辛帐户上的利润提成。在1918年年末那次股市大暴跌之前，我自认为在经济上非常成功，并且享受到了没钱绝不可能享受到的那些乐趣。早在1915年，我就和表弟洛合买了一辆汽车。那是辆新型的福特A型轿车。这是继畅销全国、无可比拟的M型汽车之后，福特公司推出的又一型号的新车。在买车后的头几个月里，经常有人围在车子旁边，对它那漂亮新颖的形状赞不绝口——而对它年轻的驾驶者却没有一点崇敬之意。洛有着工程师的脑袋，为了准备让我们行使汽车主人的职责，他买回了一套汽车指导手册，里面讲解引擎、传动系统等部件的机械原理，还买了一个可拆卸的纸板模型。不久我们就成了汽车专家，甚至还对油门进行了一番研究。（真的，那时期的汽车跟火车头一样，需要用手动油门来加速，而不是用踏板来控制。）
在1915年的纽约学开车，跟今天可完全不一样。福特公司对那些买车的人提供免费教学。于是我来到销售办公室（大概是在百老汇50多号吧），付了395美金后开回一辆锃亮的新旅游车。我在华尔街上的驾驶课程从此开始了。首先，我必须学会如何发动汽车，这对于初学者而言并非是件易事。然后，推销员教我如何单独或同时使用三个踏板（离合器、刹车和紧急刹车），四个档位，方向标附近的加速和减速器以及手动油门。我还必须随时准备揿响小喇叭——挤按喇叭后面的那个橡皮小球。在第一堂课上，每当我停车时，他总是不耐烦地说：“把你的脚从踏板上拿开。”（大概说了六次吧！）然后我又开始新的尝试。这些练习都是在华尔街上来回进行的，路程大约10个街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