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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斯莱德对于选择哪些人参加她家的月度聚会是很挑剔的，所以对那些证券分析家而言能得到她的邀请是件很荣耀的事。她是我伟大而忠诚的朋友，只有我一个人能得到她的垂青进入她的卧房——并不是出于盖伊·布赖顿那样的目的，而只是为了能让我更无拘无束地与她交谈几分钟，能让我与她的3只小猫嬉戏一会儿。
我和卡洛尔也同样非常喜欢猫。我对它们的喜好几近失去理智的程度，卡洛尔也不比我差多少。我们买了一只小暹罗猫，我们替它取了个名字叫雪赫拉泽德，简称雪莉。它长大后不仅相貌好看，而且行为乖巧，惹人喜爱——这是暹罗猫中难得的品质。我和卡洛尔不大有共同语言，但在喜欢猫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如果没有这只猫，我们婚后的第一年生活就不仅仅是一场失败，还有可能变成一场灾难。
雪莉所有的时间都是在曼哈顿的公寓里度过的，它似乎从未得过任何精神上或肉体上的疾病。当我们搬到“丘园旅社”后，它便有机会在旅社四周的花园里乱跑。这是一个可悲的错误。由于我们忽视了有关猫的一些知识，我们没有给它接种预防肠炎的疫苗——这种病对于街上的那些杂种猫而言算不了什么，但对于纯种猫却是致命的。就在它第一次去花园嬉戏后的几天里，雪莉开始出现一些症状。两天后，卡洛尔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我们心爱的动物死掉了！尽管兽医绞尽脑汁也无能为力。卡洛尔嚎啕大哭，声音响得我无法听清楚她究竟在说些什么。我也同样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但我必须行使起男子汉的职责去安慰她。我答应她再去买只暹罗猫，在任何方面都会与雪莉一模一样。但我的感觉是，我就像那位沉船后仍在为士兵鼓气的埃涅阿斯①一样：
“他的脸上充满了伪装的希望，他的内心深处却充满了忧伤。”
虽然我比许多人更不相信迷信，但我忍不住还是要把雪莉的去世当成我和卡洛尔未来生活的凶兆。新的暹罗猫在外表上与第一只几乎没有区别。我希望给它取个带有双关语的名字：欧——帕斯二世（O…Puss Two）②；与所有喜欢用双关语的人一样，我对自己的智慧颇为自负。但出于一种更美好的感情，我们给它取了与它前任同样的名字。我们在各方面都对它进行了细心照料，但它并不能像第一只令人难忘的雪莉那样给我们带来欢乐。或许这只猫还不够惹人喜欢；或许是我们对它的期盼太多了；或许它感觉到了我们对第一只雪莉的深深依恋之情，所以以行动来表示它的怨恨。（写到此处时，我所想的不仅仅是两只雪莉，想得更多的是我的两个牛顿。第一个牛顿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男孩，他在9岁生日前一个月离开了人世；一年后，我们生下了第二个牛顿来代表他的哥哥，但他最后给我和海兹尔带来的悲伤要多于快乐。）
①埃涅阿斯（Aeneas）：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战争英雄。译者
②这是英语“噢过去了”这句话的谐音。译者
与卡洛尔离婚后，我的大部分空余时间是与妈妈和兄弟们一起度过的。另外，我还和戴维·多德忙于为1940年版的《证券分析》（第一次修订版）作最后的润色。虽然这次修订中要改动的地方比10年后的那次修订要少许多，但也需要花不少工作更新书中的案例以跟上时代发展；此外，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mission）的诞生使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需要在书中加以具体反映。
当我的家庭内部困难重重时，国际形势也到了危急关头。希特勒的上台使我垂头丧气，张伯伦在慕尼黑的投降行径则使我目瞪口呆。在我参加的那个证券分析家月度聚会中，大家就这些问题展开了详细的讨论。1939年1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股票市场的反应完全不同于一战带来的恐慌。股票价格立即大幅上扬。在冲突的最初几个月里，战事寥寥无几，战争中丧命的人数也很少，于是美国公众便开始称之为“假战争”，并开始对有关报道感到厌倦。
但是在1940年的五六月份，德国发动了强大的闪电战，在极短的时间内法国宣告沦陷，接着便是英军在敦刻尔克大撤退——虽然这次撤退可称得上是个奇迹，但终究是令人沮丧的。到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真正被眼前发生的一切所震撼。我变得惶恐不安，萎靡不振（我很少经历这种状态），不能像以前那样专心致志地处理家里的事务。这种精神上的忧郁促使我去寻求一些非常规的治疗方法。其中有一种方法听起来让人觉得很幼稚。我又重新开始溜旱冰，这种运动我在童年结束后就很少再玩过。当我在不停地转圈时，当我的身体在有节奏地运动时，当我听着那柔和的音乐时，甚至当我听到那几百只转动的轮子所发出的低沉的声音时，我得到一种奇怪的安慰感。每次刚开始滑的时候，我的大脑中充满了对世界局势的悲观失望和对卡洛尔的深深怨恨，但最后我总会发现自己完全沉浸于滑冰之中，于是我便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灵魂上的安宁。
在与卡洛尔离婚后，由于法国沦陷，我的祖国英国又面临亡国的危险，我的心还是不能平静下来。为了使自己不去想这些事，除溜旱冰外，我又参加了另一项娱乐活动。我开始去布鲁克林的艾贝茨体育场观看“逃避兵役者”棒球队的比赛（当时这些运动员被称为“游手好闲者”）。为了使自己能完全融入那里的气氛，我全神贯注地坐在露天看台上，四周全是赤膊露臂的球迷。他们一会儿得意洋洋，一会儿垂头丧气；一会儿欢呼雀跃，一会儿又嘘声大作；他们经历着从希望到绝望，然后又从绝望转回希望这样的大悲大喜——似乎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财富以及他们神圣的荣誉都取决于每一次击球的结果。我并不认为他们的狂热行为很傻、很令人反感，相反我让自己融入到这种幼稚的闹剧中以使自己疲惫的心理得到休憩康复。我不能说在一次次比赛失败后，我的行为与真正的“逃避兵役者”球迷一样；但在艾贝茨体育场的露天看台上度过的那六七个下午使我这一生都成为这些“游手好闲者”的球迷。当我搬家到洛杉矶时，他们好像跟着我似的把赛场也搬到了洛杉矶。这一下“游手好闲者”变成了“天使”。当我在欧洲定居下来以后，我还是他们忠实的球迷。今年，当库法克斯队取得1966赛季最后一场比赛的胜利时，我为他们欢呼雀跃；当他们在世界杯赛中连输4次时，我同样为他们感到伤心难过。
第十五章 我的剧作家生涯
在紧张的专职工作期间，我总能找到时间和精力写一出一幕三场的剧本。在这些剧本中，你可看出在两个不同阶段我的思想差异。
一个奇特的因素促使我动笔写第一个剧本。1930年，当我在贝雷斯福德公寓里寻找旧报纸时，在书架上发现了一只硬纸盒。我随手打开，发现了一个与我们结交多年的已婚艺术家写给我妻子的许多信。即使删去一些无疑非常露骨的勾引的话，有些信仍旧相当诱人犯罪。那时我和海兹尔的关系已相当紧张。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爱情不断衰退，最终我们相互疏远，在1927年秋天她撇开我独自去欧洲旅行这件事就是明显的证明。到1938年我们才好不容易离了婚。
出于谨慎，我只保留了两封信，而后来发生的事情证实了谨慎是必要的。我没有告诉海兹尔我看过这些信。奇怪的是，尽管此后35年中我们有过各种接触，但直到今天，我仍未对她提起过这件事。但这件事给了我创作灵感，不久我就开始积极地写戏了。（心理分析家会不会把这称之为经历创伤后的一次升华作用？）
因为剧本中以一对夫妻为主角，他们结婚已有20周年，所以我给该剧起名为《瓷婚纪念》。男女主人公是很出色的一对（又一次升华作用）。丈夫是个卓有建树的律师，妻子热心于多种工作，是个美丽的女人。后来出现了一个法国艺术家，多年前女主人公曾与之相爱过。女主人公解释说，她的丈夫太任性、太讲逻辑性，不肯对她敞开心怀（这里有一点点自我剖析）
。但随着她与艺术家的爱情不断成熟，爱变成了友谊，浪漫史也结束了。然而，妻子保留了艺术家热情洋溢的来信；她把它们存放在邮局的私人信箱里。但无意中信到了她丈夫桌子上的文件夹里，剧本就由这件事发生后两天开始。丈夫是否发现并读过这些信成了一个大疑团。剧本中说他从未提起这件事，但妻子认为按其本性，他就是知道了也不会说什么。剧本以在她心头的悬念仍未解决而结束——谜团留待观众去解开。当然，次要人物主要是18岁的女儿和她的未婚夫，对于后者律师在性方面给予了非常反传统的建议。我把其年轻的未婚夫描绘成理想化了的年轻时的作者。他会使用拉丁文双关语，背诵自己写的两首爱情诗。丈夫当然就是10年后的我，妻子则有海兹尔的许多性格和经历。我把打印好的草稿给海兹尔看，她还给我时说她很喜欢这出戏，对题材未加评论，也没有一种在我已发现她的秘密后吃惊或愧疚的表情。唉，这个女人啊！
那时我们有一个叫西尔维亚·戈登的朋友，她是《戏剧杂志》（Theatre Magazine）的编辑，制作人约翰·戈登的妹妹。她很喜欢这个剧本，认为大卫·贝拉斯科可能会上演该剧。我就把剧本寄给了大卫·贝拉斯科，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在他的戏院面谈。可惜我对那次会面记得不多。《蝴蝶夫人》的作者穿着有名的半教士服装；我确信他是彬彬有礼地与我交谈的。当然他拒绝上演这出戏。
以后仅有一家有名的戏剧代理人公司——杨和鲁布萨曼公司接受了该剧本。不过，还有一次差点成功。约翰·霍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