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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度使制的模式。第一个内地节度使是在叛乱爆发后不久时为河南道任命的。
由于节度使结构早就适用于战斗中的主动灵活的指挥而不同于归朝廷节制的
臃肿的军事组织，它在其他地区推行的理由就不难想象了。但是，节度使制
从一开始就有意使之在高度独立的情况下发挥作用，而且基本上体现了一种
军事分权体制。在一些重要方面，它是与严密的中央控制的原则不相容的。
虽然在一开始，它在帝国内地的扩大使用单纯是一种军事上的权宜之计，但
这一制度被准许长期有效，并为地方在以后的两个世纪提供了全面的行政和
军事的基础。
河北勤王军的行动是对叛乱者的一大打击。这些起事从755年末到756
年后期几乎持续了一年，它们使安禄山停止西进，并且本来完全可以在早期
把叛乱镇压下去。安禄山通过河北已迅速推进，很少系统地采取牢牢控制该
道的措施。他显然相信，他留在幽州 （今北京）和留在平卢镇境内的满洲边
境的守军能控制这一区域；此外，他有充分理由对及早取得胜利抱有信心。
但是在他通过河北后一个月稍过，河北勤王运动风起云涌并且迅速从东面的
德州 （在今河南的德州＇原文如此——译者＇）和西面的镇州（正定）向外蔓
延。有的地方，起事由一些安禄山认为不必予以替换的刺史领导，而另一些
地方，领导起事的则是把安任命的刺史杀掉或赶走的较低级的官员和地方领
袖。河北多一半的州起来反对叛乱者；虽然它们之间很少协调行动 （它们各
自的兵力也很弱），但它们的确保持了密切联系，这样就有助于发展运动。
勤王者的目标不仅是不让叛乱者控制他们本人的州县，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切
断安禄山在洛阳的主力军和幽州叛乱基地之间的联系。他们当然知道，如果
没有中央政府军的援助，不论时间长短，他们抵御叛军的可能性实际上是不
① 《旧唐书》，卷9 第230 页；《资治通鉴》，卷217 第69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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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 ①
勤王运动的运气变化很大。756年初期，随着叛乱者第一次软弱无力的
镇压活动的失败，大量正规军从安禄山在河南和北方的军队中抽调出来，迅
速重新占领许多地方。但是李光弼和郭子仪率领的正规政府军从河东 （今山
西）经太行山几个关隘抵达河北，从而又激起了新的起事浪潮。接着在春初，
②
平卢的一些部队出人意外地倒向政府，叛军的地位又趋恶化。这就迫使河北
的叛军后备军驻守幽州。勤王军在击退叛军的同时，于756年中期已经控制
了横跨河北直至沿海的地带，完全收复这一区域的可能似乎出现。但是朝廷
的大部分人却不能敏锐地看到更大的战略可能性，反而全神贯注于通往京师
的各要道的形势，因为政府军正在潼关与叛军主力相持不下。最强大的政府
军在那里不与叛军交锋。政治考虑支配着这些朝廷大臣的观点。他们担心，
如果政府经过连续几个月的努力而显然不能彻底粉碎叛乱，就会大大地动摇
人民的信心。还存在朝廷官员和潼关统军将领之间的严重战略分歧，从中人
们同样可以看出在文官和武将之间、朝廷和边将之间的那些首先导致叛乱的
对立和不同利益。
结果，以杨国忠——他对安禄山的敌意无疑促使叛乱爆发——为首代表
朝廷文官利益的一方占了上风。756年阴历六月，朝廷下令，命军队全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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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这在政治上是权宜之计，但在军事上是草率从事的莽撞行动。结果政府
一方大败：参加进攻的18万官军大部分遭到伏击，被分割和消灭。政府因缺
乏完整的后备军，不能在叛军和京师之间的地带再进行防御。不到几天，玄
宗及其朝廷出逃，长安被叛乱者占领。玄宗前往四川避难，在一个经常加以
戏剧化的插曲中，杨国忠与他的堂妹杨贵妃在途中被不满的部队所杀。同时，
皇太子，即未来的肃宗，撤往西北的灵武，以期在那里集结支援力量。
在许多人看来，老皇帝的领导此时威信扫地，所以皇太子在下一个月的
僭位掌权普遍被人接受。在肃宗流亡朝廷召集的部队中，有在河北作战的部
队；征召的行动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促使河北勤王军抵抗的崩溃。勤王运动
的活动中心一一丧失，这样就实际上结束了唐朝在那里的权力。东北边缘平
卢的勤王守军被孤立，最后在762年，他们通过海路撤至山东。潼关的一场
灾难性的战斗必须被视为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它使叛乱者时来运转，使王
朝几乎崩溃，并使战争无限期地延长下去。
但是从长期看，关键的因素证明是全国大部分地区继续留恋唐统治皇
室。这种忠诚在下一年中受到严重的考验，当时肃宗的朝廷遭受一系列严重
的失败，只有一些小的胜利稍稍有所弥补。一切努力都集中于收复长安这一
唯一的目标。756年秋，然后又在757年春，勤王军对占领长安的叛军发动
进攻，但都被击退，损失惨重。在南方，叛军穿过秦岭，直趋汉水边的襄阳，
虽然他们朝东南向淮河的推进在宋州（今商丘）被持续到757年秋的英勇的
抵抗所阻。②
① 关于勤王起事的最完整的记载，见彼得森：《帝国的分离部分：中唐和晚唐的东北》，第1 章 （在撰写
中）；又见谷川道雄：《关于安史之乱的性质》，载《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丛》， 8 （1954 年），第
86—91 页。
② 日野开三郎之文（载《史渊》，91 〔1963 年〕，第3—17 页）仔细地追溯了平卢军的历史。
① 戴何都：《安禄山史》，第241—255 页；吕思勉：《隋唐五代史》（北京，1959 年），卷1 第217—218
页 （他与其他历史学家不同，不去谴责杨国忠，而把攻击的决定全部归咎于玄宗军事上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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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南，动乱也出现了。在潼关败后面临政权可能垮台的情况下，玄宗
已把帝国的几大地区交由诸王子控制，极力企图依靠皇族的忠诚来维系王
朝。他的一个儿子李璘例外地已至长江中游镇守，在757年初期举兵叛乱。
也许他预期自已会成功地领导唐朝中兴，所以溯江而下夺取富饶的长江下游
地区；但他被迅速打败和杀死。同时在边境，外邻开始利用中国的内乱来侵
吞当时仍由唐朝控制的地方。主要的受益者为吐蕃和南诏；前者侵入陇右（甘
肃），限制了唐朝与中亚的交往，后者在四川进行蚕食。但是甚至在极南方
（包括安南），非汉族部落也起来叛乱，迫使中国当局撤离。
虽然朝廷虚弱无能，但暂时占有军事优势并控制河北、黄河、远至长安
的大部分渭水流域和大部分河南（中国最最富饶和人口众多的区域）的叛乱
者却没有另立取代唐朝的稳定的政体。虽然由于材料很少，人们不可能估量
他们的政策，但显然他们取得的支持很少，并一直被视为是些粗鲁的边境军
人而已，除了进行军事征服外，根本无权统治。也许安禄山在一开始未能取
得全面胜利的事实足以使他的希望趋于破灭；斗争一旦拖延下去，王朝就能
够利用剩余的巨大力量和支持，其中大部分是无形的。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了
唐朝至755年的统治的成功。但叛乱者的眼光短浅的政治头脑一定也起了作
用。另一个因素是叛乱者领导内部的离心离德，随着安禄山在757年初的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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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分裂达到了最严重的程度。其子安庆绪继承指挥可能恢复了洛阳大本营
的和谐，但此事却疏远了在河北继续带兵的安禄山一代的将领，其中最著名
的是史思明。事实证明，当时河北和洛阳两派已经公开化了的争吵几乎是致
命的。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叛乱者在洛阳建都后，始终只对长安表示一种
消极的兴趣，即不让唐朝得到它而已。除了他们的东北渊源外，他们是否也
认识到渭水流域越来越不适宜充当政治中心？
随着757年秋政府军发动的进攻取得胜利，事态似乎发生了决定性的转
变。转变始于英勇善战的回纥雇佣军率先大举进攻以后在阴历九月收复长
安，这是他们在叛乱期间两次证明是决定性贡献中的第一次。经过了一系列
的胜利，进攻在阴历十月收复洛阳时结束。叛军不得不放弃邻近地区（其中
包括他们最近已经占上风的河南南部和东部），退到黄河以北。叛军大本营
被迫撤回河北西南的相州 （安阳）。政府肯定作了有成效的军事努力，但它
的成功主要是由于河北的叛军不能为其西面的军队提供足够的支持。这些失
败以及两京的丧失在当时公开地把叛乱者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阵营：相州的安
庆绪和幽州的史思明。到758年初期，叛乱者的前途显得如此渺茫，以致史
思明本人宣布向皇帝投诚。朝廷由于不能最后消灭他，不得不满足于他名义
上的投降，所以就封他为原官。
在收复洛阳后不久，朝廷实际上停止了主动的军事行动。它的资源暂时
耗尽。朝廷的政治家们认识到，叛乱者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