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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投降，所以就封他为原官。
在收复洛阳后不久，朝廷实际上停止了主动的军事行动。它的资源暂时
耗尽。朝廷的政治家们认识到，叛乱者此时虽被牵制在河北，但仍十分强大，
不能一举消灭。总之，普遍的期望是：最坏的逆境已经结束，唐皇室已被保
存下来，现在可以进行必要的重建工作了。758年颁布的大赦令宽恕了除少
①
数有名首领以外的所有叛军。这是有意识地愈合国内分裂的企图，但它也为
促使叛军内部倒戈以削弱敌人力量的战术目的服务。
在758年的大部分时期内，政府表现的有限的军事主动性令人费解 （除
① 见戴何都：《安禄山史》，第290—295 页及其参考材料。
① 关于这一政策的坚持和重申，见《册府元龟》，卷87 第13、14 和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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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它自身继续虚弱这一理由外）。秋季发动的新进攻把叛乱者赶出黄河，但
安庆绪率领的叛军主力部队成功地撤至壁垒森严的相州大本营以确保自身安
全。政府军采用一种极为谨慎的战略，不在乎取得对河北其他地区的控制，
而只把该城围困起来。围城持续了整个冬季；到759年春，围城者和困守者
同样筋疲力尽。同时，朝廷对北方的叛将史思明的不适当的处理（可能是史
思明军事上的老对头李光弼的过错）又促使他背离朝廷。他再次叛乱，率军
南下。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他袭扰围困相州安庆绪的政府军，最后在阴历
三月与他们进行对阵战。虽然据说他与政府军的力量对比不到一比十，但他
的军队仍把所谓“九节度使”的勤王军彻底击溃，迫使他们一路撤至洛阳。
史思明于是进而消灭安庆绪及其支持者，为自己取得了叛乱的大燕朝的皇
①
位。在当时，惊慌失措的朝臣把占压倒优势的政府军的惨败归咎于缺乏一个
受权的最高统帅以指挥和协调几支军队的将领的行动，虽然这不能完全解释
这次战败，但是在以后的几十年内，因各个节度使在联合作战中各自为战而
引起灾难性后果之事，则是不乏其例的。
这样，刚在一年多以前似乎几乎完蛋的叛乱又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它的
结束遥遥无期。759年秋洛阳和汴州陷落，政府命运进一步恶化。从此以后，
时而一方主动出击，时而另一方主动进攻，但双方都未取得任何明显的胜利。
长时期的对峙一直持续到761年初期。也许就在这一叛乱阶段，出现了对现
存政治和社会秩序最有害的后果。虽然朝廷幸亏没有其他危险的僭号者出
现，但它本身却不能恢复元气。汴渠源头几个关键地区的丧失和汴渠本身的
失修，排除了从长江各地取得大量收入和运输军事物资的可能。因此，朝廷
能取得收入和支援的地区依然是十分有限的，面对这些地区，政府不得不采
②
取越来越严厉的措施。由于旷日持久的战争，叛乱者盘踞的河北地区一定非
常困窘；但自756年以来已没有大的战斗，此时它可能已从最初叛乱造成的
困境中恢复过来，并且又变得比较富饶了。
从长期看，具有同样严重后果的是，对地方的控制越来越多地从中央当
局手中丧失。这些年的记载充满了哗变和小叛乱之事，它们几乎都出于个人
的野心和对抗，而不是为了宏图伟业。政府一再因这类与主要叛乱活动或叛
乱政权毫无关系的动乱而分散精力和受到牵制而不能实现它的主要目标。759
年晚期，接着又在760年初期，在汉水流域和长江中游爆发了相当规模的叛
乱。760年后期，长江下游又有一次大起事，761年和762年的四川也有起事，
但这远远不是所有的动乱。地方权力斗争、暗杀和公开蔑视秩序的事例甚至
更多。
这类目无法纪的行为常常使人难以分清敌友。例如，长江下游地区诸城
市遭受的唯一一次严重战祸发生在760至761年冬季镇压刘展叛乱的时期。
前来镇压叛乱者的政府军在扬州和楚州这两个富饶无比的商业城市胡作非
①
为，大肆掠夺和杀戮而不受惩处。数千名外国商人被杀。762年，由征苛刻
的税的企图引起的民众起义也遍及长江下游地区。袁晁领导的叛军据说总数
即近20万，他们蹂躏了浙江的大部分，直到763年阴历四月才最后被镇压下
① 戴何都：《安禄山史》，第307—321 页。
② 吴章铨：《唐代农民问题研究》（台北，1963 年），第94—101 页；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剑
桥，1970 年），第34—35 页。
① 《新唐书》，卷144 第4720 页；《资治通鉴》，卷222 第7101—71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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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在中央政府的眼中，比这些叛乱甚至更加严重的现象是地方将领日益不
请示京师就擅自行动的倾向。这些地方当局从朝廷往往已得不到指导和真正
的帮助，而只能自己临时设法满足地方的需要，例如在财政方面就是这样。
但在其他方面，它们干脆对朝廷的指令置之不理。总之，由于战争艰难地进
行而冲突又无结束的迹象，对王朝政权的一种信任危机显然发展了，它转而
又妨碍政府作出粉碎叛乱的决定性的努力。
叛乱者当然一定继续希望帝国权力全面崩溃。至少，史思明的将领们期
待达成一项妥协的解决办法，容许他们保持自己的地位和地方的权力范围。
但无论如何，消耗战既拖垮了中央政府，也拖垮了叛乱者。可能为了寻求新
的供应来源，史思明在761年初期又对勤王军的领地发起进攻。事实上，是
叛乱者而不是政府军差一点有了决定性的突破。761年4月在洛阳附近的又
一次大战中，他们击溃了政府军，并且威胁要沿黄河向西发动另一次进攻。
①
但史思明不久被其部下所杀。这对叛乱者来说是一个大灾难。他的死亡使发
动新攻势的前景趋于破灭，并且也使叛乱长期所抱的胜利希望烟消云散。如
同安庆绪，我们的史料对史朝义也不注意，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叛乱者在他
的领导下有一段时期依然是强大的。直到进入762年相当长一段时期，境况
才不利于他，并且又像安庆绪那样，他最后被他的一些高级军事将领的背叛
所解决。现在正在为第四个首领效劳的这些人发现，保全个人性命的要求优
先于效忠的要求。
762年阴历三月新帝代宗在长安登基，但他的继位对冲突的进程没有什
么直接的影响。可是他登基后随即颁布大赦，以重申肃宗的宽大政策，这对
②
结束叛乱起了直接的作用。叛乱的结束是突然来临的。可以确定战争最后阶
段的日期从762年的初期或中期开始，但不论在那一年的初期力量对比可能
发生了何种变化，政府的大捷和大量失地的收复都只是秋季攻势的结果。阴
历九月，派往回纥可汗的使者发现，史朝义已在试图说服回纥人进行反唐的
干预。唐帝就派曾以女儿嫁给可汗为妻的仆固怀恩前往回纥朝廷；仆固在那
里说服可汗参加对史朝义的协同进攻。对朝廷来说，再次向回纥寻求军事援
助的行动肯定是它经过六年连续的战争和内乱后在虚弱和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采取的一个措施。①
决战以阴历十一月叛乱者在洛阳城外的惨败告终。洛阳又被收复，然后
同样遭到勤王军和回纥人的蹂躏和掠夺。史朝义在这次战斗中人马大量丧失
使他处于严重的劣势。这次战败对他主要的战地将领的影响同样是重要的，
因为尽管叛乱者在河北仍拥有重兵，但这时将领们相信他们的事业已经失
败。他们一一背叛史朝义而向皇帝投顺。史朝义接连败北，最后被赶往河北
的北面。当763年初期他抵达安禄山原来在范阳的根据地时，守将把他摒于
城门之外。他被迫逃入契丹和奚族之间的边境，根据一个记载，他终于自尽
而死。随着他的死亡，叛乱结束。
叛乱是在没有任何最后的和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结束的，这种方式反映
① 见戴何都：《安禄山史》，第335—345 页，以及他的参考材料。
② 《册府元龟》，卷88 第1 页；《唐大诏令集》，卷8 第9 页。
① 关于回纥插手叛乱的情况，见C。麦克勒斯：《唐史记载中的回纥帝国》（堪培拉，1972 年），第17—25、
55—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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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63年河北建立的新权力结构方面。肃宗和代宗几年来都积极地鼓励叛军
首领们自动投降。在叛乱后的处理中，叛乱的全部责任由安、史家族及其直
接支持者承担。所有其他的叛乱者都准许为唐王朝效力，许多叛乱头目被批
②
准在原辖地任官。朝廷不但愿意赦罪和保证安全，而且还确保叛乱将领的权
力和官阶，其原因有二：它几乎不惜一切代价地急于结束敌对行动；它预料
一旦和平和现状得以确立，就能够控制以前的叛乱将领。这一政策在唐王朝
第一个十年进行得很顺利。但在这时这种政策的实施结果就不像预料的那
样。当然，主要叛乱将领的倒戈最后促使叛乱迅速瓦解。但河北——中国人
口最多和最富饶的道之一——这时一分为四，并且落到了被代宗朝廷任命为
节度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