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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节度使等武人的帮助。在8世纪60年代，鱼朝恩在长安正西的永久性基地
监督建立了神策军，使皇帝能召之即来。正和我们所预料的一样，宦官权势
大到如此地步，当然从一开始便引起朝臣们的嫉忌和疑惧。鱼朝恩的作为果
然不出他们的所料，他夸耀自己新近获得的财富，而且插足政府的神圣领域
（例如判国子监事），被百官视之为荒唐不经之举。代宗有时也对鱼朝恩的
行为表示不安，所以经过复杂的阴谋而于770年将他处死。他的同伙或者被
杀，或者被驱散。一名官员被任命来统率神策军，直到783年又起战乱时，
宦官才重新负起了军事之责。
财政专家
安禄山之乱引起的唐帝国混乱的经济生活，需要代宗朝廷给予迫切的注
意。政府的储备全被战争开支和官吏侵吞所耗竭。战斗弄得中国北部许多地
方残破不堪，促使农民成群流徙，特别在河南更是如此；交通运输系统弄得
②
非常紧张；而河北的沦陷又使中央政府丧失了最大的税收来源。从 8世纪
50年代后期起，一个新兴的财政官员集团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和其他相关的问
题。虽然他们的工作不完全成功，但是他们想方设法不让不景气的经济形势
变成灾难，不仅如此，他们还对政治有相当大的影响。
为了了解这些财政官员，我们必须对历史情况作一小小的回顾。唐帝国
诸特点的变化开始发生于7世纪后期和8世纪初期。在玄宗时代，这个大而
复杂的国家在政府开支和官僚体制方面已经有了巨大的增长，另外，在土地
所有制形式方面也不断有所改变，而这种变化反过来又是和中国各地方的社
会和经济大混乱相联系的。初唐政府比较简单的制度结构已不够用了，不仅
仅在财政方面是这样。不言而喻，玄宗没有沿着更加合理的路线改进他的总
的行政系统。相反，政府只是努力根据具体情况，通过任命专“使”，一个
①
个地处理它最紧迫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这种专“使”在晚唐十分重要，但他
③ 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第53—70 页。
① 《唐会要》，卷72 第1294 页；小畑龙雄：《神策军的成立》，载《东洋史研究》，18。2 （1959 年），
第35—56 页。
② 崔瑞德：《晚唐的地方自治和中央财政》，载《大亚细亚》（新版），11。2 （1965 年），第211—232 页。
① 《唐会要》，卷77—79 ；《国史补》（上海，1956—1957 年版），下，第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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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是正式官制的一部分，虽然他们挂名领干薪——为了官阶和薪水的缘故
通常都入御史台。不像一般的官员，他们的权限在法律上都被限制得很死，
但御史们获准可以打破传统的部门界限，以便对政府的活动能在职能上予以
协调。他们有权雇用文书和会计。他们特别适于解决涉及朝廷和地方双方的
问题，因为这种问题对于皇帝的顾问们来说是太专门了，而且也为一般行政
官员权力所不及。初期御史中最著名的人物是那些登记流民、征收和运输土
②
地税以及搞边境防御 （原来的十节度使）的人们。
安史之乱时期，土地税收之损失给朝廷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困难。在正确
地推行旧的租庸调制度中所必需的人口登记和土地分配办法，已显得过时和
无用。758年提出的一个方案要强迫实行食盐专卖，作为土地税的部分代替。
新设的盐铁使监管食盐的专卖。 （应该注意，这里包括“铁”字不过是仿照
汉代前例而言，在唐代并非实有其事。）中央政府在各地方设署管理食盐专
卖，领有执照的生产者必须把盐统统卖给专卖官署；专卖官署把食盐加上巨
额税收转卖给商人，商人便把这些费用转嫁给消费者。由于帝国政权控制了
所有主要的盐产地，又由于盐是生活必需品而肯定有最小限度的市场，因此，
建立有效的垄断是可能的。在食盐专卖创立后的短短几年中，它便提供了帝
国现金收入总数的半数以上，从而大大地补充了直接土地税收入的不足。
对于财政官员来说，盐铁使署是应付政治紧急情况的工具。随着越来越
多的经济职能纳入盐铁使署，它们的官员的财权和官职的划分也都经过推敲
和斟酌。765年以后政府设立了两个财政区：其一 （技术上称为盐铁使署）
设于扬州，负责华中和长江中游的财政；其一 （属户部的度支）设在长安，
①
负责中国北部和四川的财政。重要的是，经过了第一个世代之后，搞这些工
作的官员都成了财政专家。他们的这种任务大大不同于唐代初年那些非专业
化的行政官员的类型。在安史之乱以后的时期，他们发展了原来的专业水平
和自负心理，被准许可以从正式职官之外选用下属员司，因此在行政系统内
引进了一种进入政府官署的新途径，它一直存在到北宋时代。②
当这些财政专家扩大活动范围，甚至包括像制定初级预算和经管财产税
等复杂的任务时，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些障碍。其中有些困难，像无法
稳定货币等，是当时经济理论尚未充分发展的结果，因而成为直至唐朝灭亡
①
为止的祸患。其他困难是政治方面的。例如，在安史之乱时期，为了确保安
全，大量政府收入曾放入皇帝个人金库，而不是放在国库内；这种办法到战
争结束以后还在沿用。但是，皇帝库藏（内库）的收入和支出的管理权却落
②
到了皇帝私人仆从宦官的手里。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财政专家们不可能从
根本上放手完全管理帝国的经济事务。他们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冒着被他们
的政敌指控为腐化的危险而与宦官合作。受经济犯罪——例如贪污盗窃、纳
② 砺波护： 《唐的律令体制与宇文融的括户》，载《东方学》（京都），41 （1970 年），第203—288 页；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制度》，第2 版 （坎布里奇，1970 年），第107—109 页。
①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制度》，第109—120 页。
② 郝若贝：《中国北宋时期的财政专门知识、考核和经济政策的形成》，载《亚洲研究杂志》，30。2 （1917
年），第281—314 页。
① 郝若贝： 《唐代至北宋时期中国的古典货币理论与经济政策》，载《日本国际东方学家会议纪要》，13
（1968 年），第70—80 页。
② 室永芳三：《唐末内库的存在形态》，载《史渊》，101 （1969 年），第93—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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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招权，高利盘剥，甚至违反节约法令而铺张浪费——的牵连而招致的声名
狼藉，在唐代是十分严重的。因此，财政官员特别容易受到绝大多数朝臣的
攻击，因为后者对财政官员和对宦官的兴起都感到震惊。
政治人物
756年杨国忠死后直到元载（777年死）于762年拜相以前，朝廷没有出
现值得一提的人物。不像安史之乱以前数十年中的许多显赫人物那样，元载
并非出身于名门。他原本姓景，后来改用北魏 （拓跋）皇室之姓氏——元—
—以表示宠异，同时也更易为社会所接受。元载进入仕途的经历也非比寻常：
他最初是在唐玄宗时代考上了道教经典的特科考试。由于旧政体下资深的政
治人物都在安史之乱中垮了台，像元载这样的青年人自然有了迅速晋升的机
会。他在8世纪60年代初年的转运使任上有突出的表现，而且又由于他和李
辅国的关系而受到代宗的注意。为了加强他当了宰相后的地位，元载娶了王
缙 （700—781年）之姐妹为妻，王缙不仅富有，而且系出望族；元载后来把
他引为同事。
尽管元载的野心很暴露，但他给了皇帝很深刻的印象。他有敏于断事的
个性和善于利用别人能力的秉赋。他曾庇护优秀的财政官员第五琦 （约710
—780年）和刘晏 （715？—780年），在代宗面前推崇他们的新办法，而且
可以肯定地说，他曾经就他们两人之间的权限问题进行调解。元载还以新的
眼光来看待西北的防务问题。在经过吐蕃人屡次攻击之后，他在773年提出
建议说：每岁盛夏之时，吐蕃人逐牧青海，去塞甚远，中国应夺取城垣紧固
的原州城，因为这里是陕西西部极易防守的前沿阵地，也是敌军经过群山入
侵路上的要冲。他这个大胆的计划确有独到之处，但被那时的将军们所否决，
他们说它是空想军人的纸上谈兵之策。元载的另一个建议是把京城从长安东
迁到河中 （今山西南部），因为在这里更易防守吐蕃人，而且对通过汴渠的
漕运更加方便，但又不像传统的陪都洛阳那样地暴露。虽然这两条建议都未
被采择，但是它们说明元载有分析能力，比一般官僚更有眼光。这种说法当
然不可能核实，因为元载只有少许著作尚存留于世，但是他的计划的要点却
在8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一再被人重新提出，可见他是一位有远见的战略
家和政治家。
与此同时，元载也想建立一个同李林甫和杨国忠一样的强人政制。他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