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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之间的一个屈辱的插曲。不管怎么说，德宗在确有把握地赢得战争以前却
挑起了冲突，这显然是他的一个严重错误，他没有能够解决早在8世纪50
年代后期就已很清楚的一系列基本战略问题，例如，东北叛乱分子之所以有
力是因为他们凭借供应和指挥调动的较短内线来作战，而中央政府则靠长安
和东南之间的漫长而易受攻击的生命线作战。很显然，对最近在南方爆发的
淮西的敌对行动完全没有给予考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旦唐德宗放弃了
他的讨伐运动将军的身份而接受了帝国统治权分裂的事实 （不管接受这一事
实是多么痛苦），他证明能非常熟练地从一个高度复杂的、分权的政治局面
中掌握好分寸，从而为自己捞取最大限度的好处。
① 见松井秀一：《卢龙藩镇考》，载《史学杂志》，68 （195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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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廷的发展（786—805年）
甚至在8世纪80年代战争的最严峻阶段，即在车驾出幸奉天之前，唐朝
廷已经被政治纷争弄得四分五裂了，卢杞及其同伙的财政措施非常不得人
心，而他们对付政乱所使用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也引起人们对他们的强烈
①
不满；这些问题都在正史和官方文献中有所反映。几十名官员鼓起勇气揭发
他们，卢杞终于在奉天被撤职。德宗被迫要找一个能马上解决其燃眉之急的
问题的人，而不问其人的官阶和年岁如何。如上所述，他召见年轻的翰林学
士陆贽来指导他的流亡政府的事务和整理混乱的财政。宰相们和正式的官署
都屈居陆贽的影响之下。
同样地，唐朝的政府军在战争中的表现也确实不好。这支军队不但远远
没有在唐王朝最悲惨的日子中支撑危局，反而内部出了很多叛逆。虽然也出
现了几个优秀的将领，但忠君部队的整个记录却无任何可夸耀之处。783年
后期朝廷受长安居民暴动的威胁，这时到了最悲惨的时刻。德宗绝望地把在
京的神策军召来驰援，但事实上神策军的许多官兵都早已在战争中被杀，当
时统率神策军的官僚却以商人和店员充数来填满名额，这些人一见到真正的
警报便四散逃匿。紧急集合在德宗身边的唯一部队只是由两名宦官——窦文
场 （约801年死）和霍仙鸣 （798年死）率领的一小股军队。虽然德宗最后
被大部队援救脱了危险，但他仍对两名宦官感激万分，甚至像他父亲在 764
年对鱼朝恩的赏赐那样，在786年对他们大加恩赏，让他们分别监管新成立
②
的左、右厢神策军。可是，这时宦官在神策军中的影响就永远延续下去了。
陆贽的任命和两名宦官的身负重任，标志着8世纪后期开始了一个最重
要的政治发展——所谓内廷的势力的增长。 （当然，外廷是正式的文武职官
体系。）翰林学士和宦官不仅名义上准许接近各种禁内机关，他们还紧紧地
同皇权的行使挂上了钩。至少在最初时刻，内廷被皇帝本人所直接和紧紧地
掌握着，他把内廷作为他的私人所属官制，内廷不论在平时或在战时都有用。
它是一个使用方便的机制，在制定和执行皇帝的政策时，通过它便能绕过日
常官僚程序上的拖沓之病，同时，它也是获得秘密情报和谋划的来源。
我们也必须毫不迟疑地承认，内廷并不是一个有共同利害关系和紧密结
合的集团。在许多方面，宦官和翰林学士的世界观和社会威望都截然相反。
他们在内廷彼此争权夺势倒反而是很自然的现象。人们也可以不时地讨论，
分清内廷和外廷有什么用处。特别是翰林学士，他们对外廷的官僚集团有政
治和感情上的瓜葛。宦官虽然是个遗世独立的阶层，但也从阴暗中脱颖而出，
使外廷能感到他们的存在。另外在整个晚唐的历史时期，内廷所起的影响不
是经常性的，也不一定是持续扩大的。有的皇帝，例如德宗和9世纪中期的
宣宗，便广泛使用翰林学士，而其他皇帝却不是这样。总的说来，随着时间
的流逝宦官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但是他们的政治势力是在以下两个不同的时
期达到了真正的高峰：一为9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一为9世纪的最后
25年。我们将要在下面对此详加申论。
可是，尽管有了上面那些保留条件，但在分析晚唐宫廷政治的时候，内
廷仍然是个很有用的概念。第一，正式的和常规的官僚们视皇帝的私人秘书
① 例如 《新唐书》，卷52 第1352—1353 页。
② 《文献通考》，卷151 第13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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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宦官为异己团体，他们在宰相大臣同皇帝之间插上了一杠子，因此认为他
们严重地威胁着自己的权势。第二，又是相反地，从各种情况可以得知，德
宗和宪宗（805—820年在位）在很多时候和很多方面都不完全信任那些高级
官员。从皇帝的眼光看，内廷里的这两部分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好处，即可以
信得过。最后，晚唐内廷的发展是一个例子，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制度史中皇
权这一级反复出现的现象，即皇帝个人要设立一套班子，以推进政府的工作。
过了一个时期，这些班子僵化后被并入职官体制之中，另外又被代之以更新
①
的办事班子。唐代中央政府的三省的演化基本上便反映了这种过程，从明清
两代的内阁和军机处也可看到这个过程。
正如我们所料，晚唐的内廷从一开始也引起了争论。德宗时代，特别是
朝臣们对宦官的强烈仇恨在某种程度上竟然转到了皇帝本人身上；这个题目
被后世历史学家所利用，并且大大地加以夸大。因为德宗准许内廷在朝廷政
治中占有一个位置，所以他始终未被人原谅。
毫不奇怪，从个人偏见出发的对德宗的许多批评已经使人产生误解。传
统的史籍把他描绘成一个暴君——刚愎自用，言行不检，文过饰非和贪得无
②
厌；但这又与同样广为流传的关于他为人既轻信又柔弱的说法不符。也有人
说他在8世纪90年代表现出对事情无动于衷，因为他准许宦官们和闹分裂的
节度使们可以自行其是（又是夸张的说法），这又与关于他在779和781年
之间励精图治 （他为此曾备受赞扬）的记载大有出入。我的意见则反乎此种
论点，认为德宗的政策和行为事实上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内在连贯性。首先，
他志在振兴中央政府的权力，这在他身上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把这样的宏图
大志和古代某些“中兴”皇帝的任务来做一个正常的比较，那么，他自视甚
高的这种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也会使满朝文武、言官们等等一切人
都相形见绌。确实，德宗在战争中壮志未酬的抑郁心情使他更加倚仗自己的
才智，给人一个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即的印象。但是，这是因为他主要关
心的是要尽量保留中央政府所剩下的权力。这个任务很不轻松，需要他跟各
藩镇作些必要的妥协。虽然他在长安朝廷内仍要坚持他的权力，按他认为是
适当的方式指导中央政府的事务。大约在786年和794年之间，他给政府机
构几次机会，以证明它们对他是有用处的。我们下面将要论述其事迹的四位
杰出的宰相提供了几个个例研究，它们足以证明皇帝认为官僚阶层不能适应
他的目标的需要。应该记住，德宗对外廷希望的最后破灭和内廷权力的迅速
增加都发生在德宗在位的最后10年间。
官僚集团的失势 （786—794年）
战后的第一任宰相是崔造（737—787年），他是博陵名门崔氏的成员。
这个家族因与最高水准的传统中国文化有联系而著名，而崔造本人在安禄山
之乱时期就以论证政府理想的哲学理论闻名于世。由于后来与刘晏有牵扯，
他在杨炎的报复行动中被打了下去，从而在江南的信州流放了几年，在8世
纪80年代的战争中，他举兵约2000人勤王，因此受到皇帝的注意而被召回
朝廷。不久他即比其他年长资深的同僚优先被擢升为宰相。因为正如史书所
① 孙国栋：《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载《新亚学报》，3。1 （1957 年），第17—121 页。
② 例如，在范祖禹的 《唐鉴》卷12—16 中，这种描述到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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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德宗把他的理想主义的直言当做能经纬政府事务的才能。
崔造与几位同心同德的同僚企图把中央职官的权力重新确立并加强起
①
来，这事约进行了一年之久。崔造羁留在东南的时期，曾亲闻目睹诸财务使
滥用权力和贪污腐化的放纵行为。他劝告皇帝统统罢掉前30年所设的一切特
置专使，把他们的全部权力收回给长安的正式官署户部。属地方一级的诸使
节的职能则收归观察使（这种“使”是他愿意保留的）和刺史。地方官获准
拥有按地方需要来分配资金的相当大的自由。按照他的保守观点，崔造是想
抑制财务专家及其政治追随者日益扩张的权力。
崔造最重要的建议涉及首都宰辅们的行政责任的实质。要理解这一点，
得做点背景介绍才行。唐朝初年，太宗曾设置一个非正式的顾问集团，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