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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审，但是官方史书中保存的报道不足以使人了解它们的内部结构，仅仅令
人感到它们是一支组织很好的军队。例如，据《新唐书》叙述，在早期，好
②
斗的王仙芝有“票帅” 10人以上，其中七人留下了姓名。然而，其中有几
个人是自行其是的大独立团伙的首领。例如，毕师铎虽然支持王仙芝，但他
③ 《资治通鉴》，卷251 第8129 页。
① “农民”一词准确地说是用来称呼在农村耕作以维持生计的大多数农村居民。根据这样广泛被接受的定
义，其他乡村居民不是农民，尽管他们是农业社会的组成部分。见西德尼·明茨：《关于农民定义的一点
意见》，《农民研究》（英文），1。1 （1973 年），第91—106 页和引用的文献。
② 例如， 《旧五代史》，卷133 第14 页 （钱镠）；《新五代史》，卷63 第783 页 （王建）；《九国志》
（《丛书集成》本，上海，1937 年），卷3 第39 页 （徐温）。
③ 《旧唐书》，卷182 第4712—4713 页（毕师铎）；钱镠传记见《旧五代史》，卷133 第14—20 页；《新
五代史》，卷67 第835—841 页。关于王建，见《新五代史》，卷63 第783 页；《太平广记》，卷224 第
1723—1724 页。关于徐温，见《九国志》，卷3 第39 页。关于锺传，见《太平广记》，卷192 第1441—
1442 页。
① 《旧五代史》，卷15 第4 页。
② 《新唐书》，卷225 下第64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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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己的追随者，这些有名有姓者中间的另一人是柳彦璋，他是877年活动
于江西的团伙。第三个人刘汉宏实际上参加了反对王仙芝的战斗，抢劫了王
的供应车辆，他是作为一支独立的盗匪行动的，再者，除了《新唐书》的报
道以外，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他是王仙芝的支持者，更不是他的“票帅”
之一。在一个冲突不断加剧的时代，盗匪团伙首领之间的关系的性质混乱是
不足为奇的。但是它足以使人认为，唐朝政府可能完全误解了盗匪集团这个
陌生的组织。
王仙芝领导的并不是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军事机器，而是个别盗匪或盗匪
集团的联盟，它们每一股人都有自己的首领，其成员由个人忠诚或共同利益
维系在一起。王仙芝自己的团伙联盟总数有3000人，由各有二三十人以上的
小团伙组成。一次百人之多的单独袭击如果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团伙干的便是
几个较小团伙的联合行动。王仙芝、尚君长和黄巢似乎都是这样有能耐的领
袖，他们能支配一批个别的团伙首领。这种高级的个人领袖作用和这种以个
人关系维系的联系，是中国盗匪或造反者联合的特征，直到20世纪仍然如
此。
加强这种个人纽带的一种方法是把首领的姓氏赠与他的追随者，这样首
领们便具有“家长”权。在黄巢控制下的八个首领共同使用相同的姓氏，互
称“兄弟”。没有证据说明他们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但很可能他们都是团
①
伙首领中的伙兄伙弟，乐于接受他的姓氏以及他的“家长”式的领导。这种
虚假的亲属关系通常被皇族经常使用，在艰难困苦的时代里农村社会中行之
更为普遍。唐代后期，赐姓之事在高级军事统帅和他们的部属之间也是很普
遍的，至于皇室与它的最亲密支持者之间，就更不必说了。②
冲突的早期阶段：王仙芝和黄巢
874年，僖宗即位整满一年之时，有迹象清楚表明，来自盗匪集团的威
胁变得不妙了。那一年年底，感化军 （改组的河南武宁军）报告说，盗匪活
动猖撅，它需要外来的援助。政府下令山东南部的几个军出兵支援。引起感
③
化军如此严重不安的盗匪可能是庞勋支持者的残余势力。山东的节度使们对
于派军队去感化军并不热心，因为他们也同样面临爆发的盗匪活动和地方骚
乱。动乱立即扩大了：875年阴历五、六月间，不但在农村，而且在天平（山
东西部）的州城都出现了真正的危险，至少半个世纪以来，天平的辖区一直
是盗匪活动的一个中心。由王仙芝和尚君长领导的盗匪在875年阴历五月攻
打濮州和曹州；黄巢带了几千人立即响应。盗匪与天平军的首府郓州保持相
当的距离，但郓州的盗匪团伙却参加了他们的队伍。政府的最初反应与往常
一样。盗匪的攻打被认为是地方性的问题，应有地方军队处理。天平的节度
使薛崇带着军队进击盗匪，但被打败。
① 堀敏一也对血缘关系的确实性表示疑义，见 《唐末诸叛乱之性质》，载《东洋文化》，7 （1951 年），
第83 页。
② 见矢野主税：《关于唐代假子制的发展》，载《西日本史学》，6 （1951 年），第86—97 页；栗原益男：
《唐五代假父子结合的性质》，载《史学杂志》，62。6 （1953 年），第514—543 页；《关于唐末五代假父
子结合的姓名与年龄》，载《东洋学报》，38。4 （1956 年），第430—457 页。
③ 关于这种见解见《资治通鉴》，卷252 第81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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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在875年逐步升级。开始对帝国的统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王
仙芝现在采用了大将军的称号，并发布檄文分送邻近各地，指责政府政策不
公平，行政贪污腐败，这一檄文所宣布的目的类似于868年庞勋发布的“露
布”，后者在叛乱地区的乡村和寨堡中传播，曾获得巨大成功。看来王仙芝
发出号召的意图主要是想得到其他盗匪团伙的支持而不是争取人民大众。875
年后期他拒绝接受兵变中的士兵参加他的队伍，可能是认为他们的支持既无
必要，又有危险性。当庞勋占领彭城之后，绅士们很快前来支持，但王仙芝
则没有他们的支持，黄巢在很久以后他占领长安前也没有这种支持。少数定
居的地方精英人物可能断绝与自己地区的关系而支持盗匪领袖，后者袭击一
个又一个地区，既没有占领疆土，也没有在政治上巩固自己的明显愿望。他
们期待的是一个稳定的新政权的出现。
这一年以后的一些日子形势迅速恶化。黄河水灾以及随之而来的破坏性
的蝗灾大大增加了农民的困苦，造成了饥荒，并把更多的农民推向绝境而使
之沦为盗匪。
在875年下半年，盗匪的袭击已蔓延到十余州的广大地区，往南远及淮
河。这些盗匪中的大多数都在主要首领王仙芝和黄巢之外独立活动，他们组
成了数百人到上千人的集团进行袭击。政府试图以优势的兵力作出反应，命
令河南和淮南地区五镇的节度使和监军使追捕盗匪，尽快地使受影响的地区
安定下来。但是这证明是无效的，875年阴历十二月，平卢节度使、神策将
军宋威极力主张建立一个指挥中心，协调该地区攻打盗匪的全部兵力。政府
接受这一建议，并从禁军中增派三千士兵和五百骑兵作为支援部队。宋威虽
然年老有病，仍被指派为统帅。他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军人，曾指挥过中国军
队抗击南诏，前不久在镇压庞勋叛乱中起了重要作用。
除了为现在的军队建立一个指挥中心之外，政府还采取了进一步的措
施。876年阴历正月，福建、江西和湖南的所有刺史和观察使受命训练士卒，
①
帝国境内所有村庄“各置弓刀鼓板以备群盗”。在中国的南方，这是政府在
该地区兵力不足的证据，同时也显示出盗匪已成了普遍的危险。这是唐代首
次由中央政府正式建立以地方自卫为目的的民兵组织。这一措施与政府通常
不让农
业人口保持武器的政策相反，表明朝廷已觉察到危机是何等的严重。随着法
律、秩序和正常的社会控制在地方上的解体，地方一级必须采取行动了。
可是，政府仍然决定发动一场由宋威指挥的决定性的歼灭战去击溃盗匪
的军队。876年，盗匪向东移动，进入沿海地区，攻击沂州州城。那年阴历
七月，在沂州一场大战以后，宋威上报说，盗匪已被消灭，王仙芝已被杀死。
宋威因表面上的胜利而得意洋洋，便遣散了他麾下的各地军队，自己回到了
平卢。朝廷为之狂喜，大臣们献上了贺词。但不过几日，事情就已弄清楚，
盗匪非但没有消灭，而且仍像以前那样危险，依然袭击和洗劫整个地区。讨
伐军现在自身也处于兵变的状态，但在快要叛变投匪时，他们被挫败了。对
士兵的控制重新恢复，他们被送往战场，并得到忠武军的支援。为首次大规
模讨伐盗匪战役的失败而震惊的朝廷，现在开始调动军队来保卫通向洛阳和
长安两都的一些要道了。
宋威可能是为了邀功而故意捏造了王仙芝之死和盗匪军队被消灭的第一
① 《资治通鉴》，卷252 第81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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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捷报，其实这两件事都未发生。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他是善于弄虚
作假的。但宋威也完全可能把他的对手完全估计错了。朝廷不清楚盗匪军队
的内部结构，甚至不了解它的规模大小，经常加以夸大。
876年阴历八月，盗匪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