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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重建的城市。607年，他命河南诸州输送工匠家庭至洛阳居住，这样，可
利用的技工定额人数就翻了一番。他专设12个坊来容纳他们。
炀帝国在重建新都时大肆挥霍而受到道德论者的谴责，但如果看到他自
己对此举的论点和地缘政治学的合理性，人们就会发现充足的理由。在两份
命令建设新都的诏书中，他提到在这一地点建都的著名的先例：周公约在公
元前1100年在那里建东都；汉高祖盛赞这一地址。他还应提到那里也是东周
和东汉的国都，汉之主要继承国在312年该城沦于“异族”之手前也建都于
此地。494年汉化的北魏帝也选此城为新都。他提到周在东方建立第二个根
据地的必要性，因为从那里可以控制被征服的商（约公元前1100年）；他举
近期他兄弟汉王叛乱之例来证明同样的需要；关中区作为基地过于偏僻，难
以由此遏制东部的反抗者。此外，洛阳是水陆运输的自然中心及储藏和转运
贡粮的要地。这些因素也促使唐朝在将近300年期间以洛阳为东都。
我们对第二个隋都的详情知道得很少。根据新发掘出来的外城，隋唐时
期的洛阳的大小约为西京的一半。它内部同样分为三个有城墙的建筑群：北
面的皇城；在它南面的行政区；城的其余部分形成分为若干坊的不规则的U
字形，洛水在东流至与黄河会合处的半途经过其南城墙。此城总的轮廓与其
前身——在洛阳的北魏国都——相似。它不像西京大兴城那样被重新建造。
只是在隋帝想带他的贴身随从临时在那里居住时，它才似乎成了“国都”；
这里没有明代两京制特有的重复设置高级官僚机构的任何迹象。但它在战略
上和经济上是一个重要城市。对东部平原中这一被神话和历史蒙上神圣色彩
之地的精英来说，它更是帝王权威的重要象征。
③ 《资治通鉴》，卷182 第56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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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帝国交通体系的完成
虽然炀帝因在建城和建宫时穷奢极侈而受到严厉的指责，但他开凿运河
的工程是最受儒家史学家痛恨和批判的目标。许多世纪以来，传奇小说的作
者从有偏见的历史著作中取材，而且层层地加以夸大。我们在阅读时必须设
法透过这些夸大之词，参照炀帝采取的经济和政治策略，以更严肃的措词和
文字来描写运河开凿的规模。
命令开凿一条运河的诏书是在炀帝执政的第一年 （605年）颁布的。运
河名通济渠，它使洛阳与淮河畔的泗州相连，并与从淮阴往南通向扬州边上
的长江的古渠道连接起来。这条漫长河渠的各段几乎都沿着以前各河渠的流
向；应该注意的是，这条河渠和该系统其余部分的开凿是在平坦的冲积平原
上进行的。工程无疑需要进行大量的疏浚工作和新的建设，如果这些河渠如
史料记载，确实傍靠绿树成荫的帝国驿道，那就需要征募大批劳力。《隋书》
记载，为了开掘此河渠北部较长的一段，炀帝动员了百万以上的劳工，同年
稍晚，他为从淮河至长江的一段又征募10万以上的劳工。如果这些数字不是
按任何一段时间做工的人数计算，而是按每人20天服役期的总数计算，那么
①
它们比较可信。还有往南延伸的一段。610年，炀帝命令开凿从扬州对面的
长江往南至杭州湾顶端的运河。它约长270英里。但许多段也是沿着现有河
流或以前河渠的河道建造的。
但在所有的河渠中，最长的为永济渠，它的起点也离洛水与黄河的会合
处不远，流向东北。发源于山西的沁水之水被引至此渠，而沿途则从其他河
流补充水量，一般是黄河的支流。它的尽头就在以后的大运河的终点处，即
今北京的附近。工程开始于608年，当时“百余万”人被动员进行这一工程。
②
《资治通鉴》中有“男丁不供，始役妇人”的记载。此河渠的南段也是沿古
运河的路线开凿的。
如果人们看过中国的地形图和对定居的农业已有所了解，就可以清楚地
看出这些运河，再加上自然的水道，保证了隋能获取所有最富饶地区的资源
（只有四川除外，但它与京都有一条相当完善的驿道相连）。我们现在没有
关于隋代船运的税、粮和布的数字，但大粮仓储粮充足，有几个成了隋末夺
权斗争的重要战利品。唐代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它继承和改善了
这一运河体系。通往东北的永济渠之开凿，不但是为了运来河北的税收，而
且部分地出于重要的战略目的，即在需要军队防御北方和东北部区域时供应
兵员。此渠还有政治用途。如上所述，中国经过长期
的分裂后，最近才靠武力被重新统一。新君主在全帝国炫耀其财富和威严的
能力是重要的有利条件；当然，把军队和供应以船运至有潜在反抗危险的地
区的能力则更重要。长江南面的中国东南部已处于移民定居的过程中；运河
系统延伸至杭州，举例来说，就大大促进了杭州的发展，使它从一个边境前
① 杨联升： 《中华帝国公共工程的经济特征》，收于其汇编：《中国学概览》（1969 年），第203—204
页。
② 《资治通鉴》，卷181 第56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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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地一跃而为繁荣的商业城市。 ①
如果运河系统的这些具体优越性给我们以深刻的印象，中国的历史著作
却没有反映这些观点。《隋书·食货志》描写了开凿通济渠的605年炀帝从
洛阳巡行至扬州的情景：
“又造龙舟凤■，黄龙赤舰，楼船蔑舫。募诸水工，谓之殿脚，衣锦行幐，执青丝缆挽船，
以幸江都。帝御龙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给楼船，九品以上给黄篾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所
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
该书在文后列了向全国征用物品的清单，接着便是一段非常夸张的叙
述：
“征发仓卒，朝命夕办，百姓求捕，网罟遍野，水陆禽兽殆尽，犹不能给，而买于豪富蓄
积之家，其价腾踊。是岁，翟雉尾一，直十缣。”
对上述文字和当时的一些史学家及近代史学家看到的运河系统的具体优
越性之间的矛盾，我们又作何解释呢？撰实录和修史的儒家官员一般不赞成
中央权力过度扩大和统治的君主无节制地使用这种权力；他们的重农经济观
看不到经济发展的好处；他们的政见和他们的历史记载强调对外军事冒险的
劳民伤财和害处。历来皇帝既是所有官员必不可少的盟友，又是自然的对手
（不论多么隐蔽）。就不得善终的炀帝而言，这种潜在的敌意就表现在以上
所引的文字中。
中国势力的继续扩张
由于隋代两个皇帝的对外政策的连续性没有突然中断，所以我在前面已
对隋朝与几个国外民族的关系作了总的叙述。我论述了对占婆的入侵，它实
际上始于文帝而终于炀帝；论述了对付东突厥人的成就，但他们在炀帝时依
然是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向西的扩张（包括征服吐谷浑和把他们赶出世代
居住的放牧领地）、对东中国海的远征和与日本的建交则是炀帝时代历史的
部分内容。虽然文帝在598年对高丽进行了短期的灾难性的水陆远征，但他
满足于高丽统治者的形式上的臣服，拒绝再作进一步的干预。炀帝直到他最
后毁灭，一直对该地区怀有更大的野心，这将在后面进行叙述。中国历史中
通常的评价是：文帝在处理对外关系时谨慎明智，而炀帝则任性放纵。但在
他们执政时期，边境有两种战争：一种是要确保东亚新帝国在地缘政治上的
支配地位；一种则出于掠夺的欲望或个人的猎奇心理。汉的中央政治和文化
秩序优于所有国家，这不但证明它理应防御，而且也证明它有理由使弱小民
族受它的支配，根据这一古老的传统，前一种战争是师出有名的。后一种战
争规模和代价较小，同样是一种可追溯到秦始皇的古老传统，表现为帝国专
制君主纵情于猎奇和对异国珍奇的爱好，不惜让国家派兵出征。现在让我们
探讨这两种对外干预的行动。
① 马伯乐：《浙江考古队的简要报告》，载《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14 （1914 年），第5 页。
② 《隋书》，卷24 第686—687 页；白乐日：《 中的食货志》，第54—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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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求
关于名为流求的岛屿的确切地点已有很多争论。日本学者普遍认为此名
称指的是台湾；赫格瑙尔和几个中国学者持另一种观点，认为在隋代它是从
菲律宾远至日本的东中国海中所有岛屿的笼统名称。610年，当炀帝最初派
军“平定”流求未遂时，他就指定将领在今浙江地区征募一支新的攻击部队。
隋军遇到顽强的抵抗。史籍记载两种远征结果：一、通常的凯旋之说。中国
军队得胜，打败并处决了流求王，中国将领俘获大量奴隶回国，奖赏和提升
得胜的将领；二、战败之说。抓获战俘后，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兵力过于扩散，
入侵兵将因染病而死者十之八九。不管人们采纳何种说法，史籍一般都未说
隋准备在东中国海诸岛上郑重地或长期地建立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