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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203 第6426—6427 页。这一策略是魏恩温提出的，此人其他情况不详。
② 《资治通鉴》，卷203 第6425—6426 页；这一段的《考异》考察了相对立的证据。在其《武则天》（北
京，1962 年）中把裴炎写成坏人的郭沫若在剧本的附录 （第144—145 页）中讨论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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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能取得如今的地位应该感谢她。她以三个被杀的敌人为例下结论说：“此
三人者，不利朕，朕能戮之。卿等有能过此三者，当即为之；不然，须革心
①
事朕，无为天下笑！”大臣们均伏地叩头。
但她既被背叛过一次，就决定要更加确保它不再发生。为此，她实行了
一种令人胆战心惊的恐怖统治，这只有她的马克思主义辩护士中最可鄙的人
为她辩护。它的根源难以追溯，大部分史籍认为它始于中宗被废黜之时；当
时一名“飞骑”得到厚赏，因为他揭发了那些为爱好游戏的皇帝下台后丧失
额外收入而抱怨的同事。虽然在此以前已有迹象表明，武后通过经常的贬职
和调职，企图把忠于她的人调到周围，但这是断然处决宫廷以外的反对派的
最早文字记载。通过对李敬业叛乱的镇压，御史台和刑部的一些官员上台掌
了权，他们的传记在正史中被列在“酷吏”一类。以周兴和来俊臣为首，他
们张开了由耳目和告密者组成的网络，并在特设的狱中，通过伪造、酷刑和
②
来俊臣在其令人厌恶的《罗织经》中描述的其他方法逼取“供词”。在686
年初期，又设官掌管铜匦，从而使这些酷吏的活动变本加厉。这一制度实行
①
到唐朝结束。铜匦是为这一官署建造的，它有四个口，任何有所企求的人都
可将文字投入其中一口。第一个口用于自荐和促进农业或人民福利的计划，
第二个口用于对政府的批评，第三个口用于对不公正的诉苦，第四个口则用
于报告预兆、预言和密谋。原意可能是对恐怖的严酷性的后果进行补救和宣
扬武后对黎民的关怀。但不久，铜匦不过成了匿名的、但往往是虚假揭发的
一个容器。
不能对这种恐怖说什么支持的话，但在另一方面，千百年来传统史学家
②
对它不断的谴责可能过分了。如果全面地看，似乎可以说，恐怖行为产生于
有充分根据的恐惧。甚至在了解恐怖的种种弊病以后，武后仍继续让它存在
下去，因为她看到了它的用处：用它可以对为反对女性统治这一僵硬传统而
斗争的人进行恫吓；还因为她知道她有能力控制恐怖统治的最厉害的暴行。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恐怖具有种种含义，而修史者的愤怒情绪使他们忽视了
这些含义。
一个结果当然是政治空气的改变。没有一个大臣能够阻拦武后而不担心
自己会被送交秘密警察，因此就没有一个大臣能像魏微等大臣争取太宗那样
把她争取过来。众所周知，太宗不止一次撤回诏令以尊重大臣的异议。688
年刘祎之拒绝了一份未经自己的中书省认可的诏令，武后被“我所引之人”
①
的忘恩负义行为激怒，立刻命令他自杀，否则他就被处死。这种统治“作风”
① 《资治通鉴》，卷203 第6432 页。引自早期的《唐统记》（收于《考异》）。司马光否定这一情节。
② 《资治通鉴》，卷203 第6439—6440 页；《旧唐书》，卷186 上第4838 页。关于来俊臣和周兴，见《旧
唐书》，卷186 上第4840—4842 页。
① 《唐会要》，卷53 第956—959 页；《资治通鉴》，卷203 第6437—6438 页。
② 最近期的一个例子是林语堂的历史小说《武夫人——一个真实的故事》（伦敦，1957 年），作者在书中
的一个署名的脚注中提出了一个不寻常的意见，即武后是一个可与斯大林和成吉思汗相比的大刽子手。近
期的中共史学家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原谅武后的恐怖统治，认为他是单纯地为了保存自己。例如，见
吕振羽：《史论集》（北京，1962 年），第174 页以后；吴晗：《灯下集》（北京，1961 年），第140 页
以后。
① 《旧唐书》，卷57 第2296 页；《资治通鉴》，卷204 第64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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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的事例还很多，传统史学家们很喜欢把它们与“贞观之治”进行对比。
第二种由恐怖统治派生的一系列后果是社会性质的。也许因为武后记
得，平民百姓曾经拒绝支持叛乱和她发现高级官员中有人与她为敌，所以她
对后一个集团进行报复。一种史料在谈到597年的最后清洗时说，她的大部
分受害者是“海内贤士名流”，实际上是指中央政府五品以上的官员 （特别
③
是高级官员），而不是指诸道官员。因为对他们的指控一般是煽动叛乱，所
以惩处株连到他们的家属（放逐或沦为奴隶）和涉及他们的财产（加以没收）。
即使受较轻指控的人的子弟也不准参加科举考试，而近时的研究指出，组成
初唐上层贵族大部分的几百户高傲的贵族门第在这一时期严重衰落。虽然在
中宗复辟前后有几次大赦，有的家族恢复元气要用几代人的时间，并且它们
④
与较下层的社会竞争高官的力量永远被削弱了。7世纪80年代的一些诏令
产生了迥然不同的社会含义，诏令授权告密者可以公费从全国各地前来揭
发。从此，前所未有的事情——不识字的平民因告密而担任高官，奴仆揭发
主人等——大量出现。官员们警告武后说，这些措施将引起全国大乱，使平
民的生活不安定和朝不保夕，这里所指还必须包括专使在各道搜捕不忠分子
⑤
和流放至岭南这种漫长而惨苦的赭衣塞途所引起的动乱。有好几年武后对这
些异议置之不理，这可能是因为她看到这些政策带来的补偿性的好处。它们
可以到处提醒人们注意中央政府的权力以及在它之上还有她本人这一事实。
最后必须承认，在恐怖统治中，司法制度在非常严重的考验下幸存下来。
不公正现象的确存在，但主要是在秘密警察用酷刑或答应对受害者家属宽大
的方法逼取供词和处理案件时产生的。武后常主持审讯或复核重要的案件；
当像徐有功等大胆的御史面陈执法不当时，他们几乎无例外地得到支持。①
当武后在697年处决了她最后的秘密警察后，她为自己竟受她的大臣们的蒙
骗而推行不正当的重刑而表示了遗憾心情，她很可能是真诚的。②
恐怖的开始有时被认为是武后企图篡位的明确的迹象。但另一方面，也
有迹象表明在以后几年，她本满足于继续以睿宗的名义进行统治，从而使自
己至少能部分地避免历史的谴责。迹象之一是，在685年她纳了第一个面首，
此人是她女儿太平公主引见的一个粗壮的脂粉（和春药）货郎。此事迅速成
了一件公开的丑闻；为了使他的未净身之躯得以在宫内容身，她就让他出家，
并放肆地立他为中国最有名望的白马寺的住持。新僧——历史上称薛怀义—
—立刻带领一帮暴徒在京城称霸，侮辱官员和欺凌道士。在她有病的丈夫生
前一直忠贞的武后似乎已陷入着迷的状态。她与他单独厮混的时间越来越
多，并且经常在激怒的大臣面前竭力为他的“怪僻行为”开脱。686年初期，
她提出要还政于睿宗，但据历史记载，后者“知〔武后〕非诚心，奏表固让”。
很可能她不是出于真心实意，但事实是从那时起，她再也不像以往那样把注
② 例如，见 《旧唐书》，卷186 上的酷吏传；又见林语堂：《武夫人——一个真实的故事》，第134—140
页。
③ 《资治通鉴》，卷206 第6512—6513 页；《旧唐书》，卷57 第7 页；卷186 上第4849 页。
④ 受害者中有太原王氏的成员、陇西的李氏、宇文氏和著名的谱系学者路敬淳。
⑤ 滨口重国： 《唐王朝的贱人制度》（京都，1966 年），第218—244 页。
① 《旧唐书》，卷85 第2817—2820 页；《新唐书》，卷113 第4188—4192 页；《通典卷169 第894—897
页；《册府元龟》，卷616 第1 — 8页；卷617 第13—16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06 第65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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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力放在单调而繁琐的日常政务上了。这个僧人受她的宠幸几乎达十年之
久，而他反过来也在几个方面为她效劳，如当过与突厥人作战的将军，在688
年担任所有唐代建筑中的灿烂明珠——明堂——的主持人时，他表现得更为
能干。①
行政改革
但不应下结论说，因为武后迷恋这个僧人就变得不问政务了。如果说在
她一生最不稳定的时期中的统治作风日趋个人决断和她的寻欢作乐变得更加
公开，她在行政方面的警惕性却没有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