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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生最不稳定的时期中的统治作风日趋个人决断和她的寻欢作乐变得更加
公开，她在行政方面的警惕性却没有放松。对突厥人和吐蕃人的日益加剧的
②
威胁进行了几次征讨，并改组了安北都护府。在民事方面，她在685年又修
③
订了律令，授权御史监督佛僧在京师的日益发展的经济活动，并且在整个这
一时期又设立了新的行政单位以处理人口——特别是江南的人口——的流动
和增长。官僚机器也大大地发展了。在反映武后不埋没有才之士的关怀方面，
在正规的考试外还特持“殿前试人”，每年选拔更多的人来效劳，并且绅士
④
和平民都获准自荐。政府在京师和各道设立了新的官职：常平令、左补阙和
左拾遗等。六部的官员也增加了，行政工作的质量一度有所改进。同时，武
后对文学的兴趣表现在以她的名义刻印大部头文学汇编方面。据说她推动了
新翻译她敬奉的华严宗经卷的计划，后来当她在洛阳任命于阗的高僧实叉难
⑤
陀时还参加了编辑工作。在这一时期，京师的四个藏书馆每年必须送呈藏书
的书目。⑥
武后对日益加剧的经济困难也表明有所认识，虽然她的解决办法是零碎
的和基本上无效的。自666年因铸新币失败而引起了商业混乱以来，中国的
物价一直在上涨，到高宗去世时米价比繁荣的7世纪30年代几乎高达百倍。
另外，连年歉收，再加上防务开支的增加、文官队伍的扩大和逃税行为的蔓
延，给政府增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到677和678年，财政问题达到了危急
的程度。处理这种局势的前例并不缺乏，而且还有大臣的建议，但武后宁愿
依靠一些权宜措施去解决问题。684年当政府已无力支付下级官僚全部官俸
①
时，她反而为政府增加额外的官员。687年华北的大部分为饥荒所苦，在遥
②
远的岭南道出现了武装抗缴增税的事例。镇压是迅速和有效的，但苦难的根
源却被忽视。武后的最大的失败是她提不出经济政策，这样说可能符合事实。
尽管这些年有许多行政活动，但武后把她主要的活动放在寻求支持和安
全方面。活动的一个方面是建立告发制；另一个则是经常颁布旨在赢得民心
① 关于明堂，见C。P。菲茨杰拉德：《武后》（伦敦，1956 年），第131—132 页。关于明堂在唐代发展的
文献，见《唐会要》，卷11—12 第271—300 页。
② 《唐会要》，卷73 第1309、1315 页；《资治通鉴》，卷203 第6435 页。
③ 《唐会要》，卷39 第702 页；《旧唐书》，卷50 第2143 页。
④ 《册府元龟》，卷639 第20 页；《通典》，卷15 第83 页；《唐会要》，卷75 第1376 页；《唐会要》，
卷76 第1390 页；《文献通考》，卷29 第272 页。
⑤ 见镰田茂雄：《中国华严思想史研究》（东京，1965 年），第107—149 页。虽然镰田主要注意她对华
严宗的态度，但也提供了她与总的佛教关系的许多材料。
① 《唐会要》，卷91 第1652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04 第64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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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措施。这样的大赦令有三次，虽然只有689年颁布的最后一次的全文现还
③
存在。鉴于当时的财政问题，它似乎是非常慷慨的。全国的穷人、孝子孝女
和在战争中丧子的户都得到酒、丝帛、牲畜和粮食的赏赐。欠税被免除，以
吸引那些逃避登记的农民回来种地；在新平军征讨突厥之役中受难的地区和
在兴建明堂时受榨取的地区被免税一年。地方官员要抑制不得人心的商人阶
级的越来越厉害的铺张，并保护那些因儿子服兵役而衰落的门庭免受土地攫
取者的压榨。当武后在大张旗鼓地“笼络民心”时，她还开始给她自己制造
帝王的灵光。庙宇、宫殿和公共工程在洛阳到处出现；在它的中心，宫廷和
武后的随从队伍变得越加豪华。唐都长安很快相形失色。武后经常在公开场
合露面，主持庄严隆重的礼仪，并且企图在公众的心目中把自己与光荣和经
常袭用其礼仪的昌盛的古周朝联系起来。这一过程的高潮发生在689年中国
空前辉煌的敬奉宝图的仪式中。①
宝图是一白石，上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数字。它是688年在洛水发
现的，所有史料一致认为它是武后之侄武承嗣所伪造，此人是她篡位的最坚
定的支持者。甚至像司马光等敌视她的史学家也没有假设武后本人曾参与此
事；她的虚荣心和她对祥瑞常常表现出的轻信完全可能使她相信预言指的就
是她本人。它无疑是使她下决心篡位的重要因素，也许是决定性的因素，因
为从发现它开始，她的种种行动不容许有别的解释。她率领朝廷全体官员前
往天坛，宣称洛水为神圣之河，所以禁止在那里捕鱼；她自封为“圣母神皇”。
无性别含义的“皇”字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选择。然后她开始计划一次豪华的
盛典，以便正式敬奉这一祥兆，并把年号改为“永昌”以应此预兆。她计划
把这些盛典与新完成的明堂的启用结合起来举行，并下令全国名流应一律在
洛阳集合庆祝。这当然也包括广泛地分散在全国各地担任刺史的李氏皇室的
旁支成员在内。
对唐室诸王来说，邀请是不受欢迎的。在最近几年，他们已越来越被排
斥而不能在政治上起任何有意义的作用；一份史料指出，他们已无寸土之地
为己有。诸王很了解京师的事件，显然也清楚他们作为武后实现其野心的障
碍，处境很危险；所以他们甚至可能在接到召赴京师的通知前正在策划对策。
②但是他们是在得知武后正在准备死亡陷阱这一警告后才突然行动的。他们理
解，集体拒绝参加庆典也会获罪，就决定谋反。在起义中能鼓动人心的人物
是睿宗的叔祖、四川通州的刺史李譔。他伪造诏书和派密使分赴四方的亲戚，
在时间紧迫和交通困难的情况下协调起义。但由于一个过急地在河北的博州
（高宗之侄李冲在那里任刺史）征募军队的行动，计划被破坏。我们已经注
意到，这一地区有强烈的好战传统和分离主义倾向，所以可能是最适宜这类
①
冒险的地方，可是李冲所能征募的军队不超过5000人。甚至这些人也不热
心，在第一次受挫时就已溃散。在帝国主力军到达时，叛乱已告结束，李冲
也死于自己的部将手下。在洛阳附近的豫州，刺史是李冲之父、武后之内兄
③ 《全唐文》，卷96 第16—22 页；《文苑英华》，卷463 第1 — 6页。
① 见《资治通鉴》，卷204 第6448—6449 页。武后高度重视这一祥瑞，以致她正式称它为天授圣图，并采
用“天授”为其新王朝的第一个年号。
② 《旧唐书》，卷76 第2661 页。
① 浦立本在其 《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75—81 页）中回顾了初唐河北道的特殊情况，并附完整的参考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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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李贞，当知道他儿子的行动已使他遭殃时，他感到自己只能造反了，于是
他用尽一切手段征募了几千人。这些人在勤王军到达前四下逃窜，随着李贞
的战败和自杀，所谓的诸王之乱很快结束。②
这次起义成为国内对武后的最后一次反抗，虽然它几乎不是真正的威
胁，但过度恐怖的惩罚却持续到691年的相当一段时期。直到那时，李氏宗
族不论有罪无罪都遭到蓄意的杀戮。只有流放在遥远的南方的少数儿童得以
幸存。传统的史学家一致谴责武后的残暴，但也勉强承认在粉碎叛乱时，她
得到全国的支持。
李氏宗族中最有声望的成员在利用一些矫造的诏旨时也未能唤起人们对
他们事业的很高热情。甚至总是批判武后的司马光也专门指出，李贞集团中
有官品的500名成员除一人外都是被胁迫参加叛乱的。③
对武后来说，她平息起义的成功进一步证实她一定得到上苍的庇佑。688
年阴历十二月，她穿戴帝王服饰，主持推迟了的盛典，据一份史料记载，它
是“唐兴以来未之有也”的盛典。在典礼中，祭祀她父亲的规格相当于开国
之君，而礼仪不言而喻是模仿古周朝的。多年来，武后一直把她与这一最受
称颂的周王朝联系起来，并模仿它的官职称号、建筑、典礼和历法。正像李
氏皇族曾宣称老子为它的祖先那样，她也把著名的周霸占王当作自己的始
祖。因此事实似乎是，她选自己的王朝的名称为“周”，可能不是因为追赠
她父亲的封地为周，而是为了与古代周朝联系起来。不只是像王莽这样的篡
位者，在她以前的有野心的统治者都用过同样的手法。她的目的是，至少象
征性地重新建立据历史声称已在第一个周代达到的至治之世。①
两个更深入的步骤为篡位铺平了道路。首先是颁布一批代替常用字
“日”、“月”等旧字形的新字，这可以看作是武后把自己与传奇中的中文
造字者相比的含蓄的行动。在一份造新字的法令中，她回顾在文字系统的漫
长历史中，方块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