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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资治通鉴》，卷123 第6803 页。
① 《旧唐书》，卷8 第2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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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世。
李林甫曾在裴光庭手下任吏部侍郎，当时后者正在推行有争议的铨选方
法；裴光庭死后，这些措施停止执行，李林甫立刻被调至中书省。所以他曾
与宇文融和裴光庭密切合作过，他们被公认是文士名流的敌人。
有人认为李林甫升为宰相前与张九龄不和，或认为张九龄极力反对李的
擢升，但都没有确凿证据。后来的有些历史学家声称确有其事，并把李林甫
升任宰相之事归因于玄宗所宠的武惠妃；又说李林甫与裴光庭之妻私通，后
者是武惠妃的隔代表姐妹。但这些说法很可能是虚构的；因为当时的所有历
史学家都非常仇视李林甫，竞相尽量给他抹黑。①
不管张九龄和李林甫是否在734年前就已成为敌人，他们这一领导班子
不久就发展成个人间的激烈斗争。他们的同僚裴耀卿时而支持这一方，时而
支持另一方，但总的说他一心致力于粮运体系的改革。李、张二人都深受玄
宗尊重：李林甫是一个精明的行政官员和制度专家，张九龄则继张说起道德
的劝导人及正统礼仪和政治才智倡导者的作用。李林甫是一个善于搞政治权
术的人，擅长耍阴谋和驾御人。张九龄是一个有名的难以相处的人，拘泥，
固执，碍事，并且对一些小的原则问题斤斤计较；他心胸狭窄，偏见很深。
尤其突出的是，他热烈地信奉一种思想，即文学造诣和学术成就是担任高级
官职的必备条件，并且公开蔑视那些没有自己那种书香门第背景的人。他最
瞧不起的是军人。
宰相之间既然有这种分歧，麻烦是不可避免的，他们的对立日趋激烈，
因为它集中反映了自8世纪20年代以来越来越厉害的持久斗争，斗争的一方
是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官吏的文士精英，一方是旧贵族成员和官僚集团中精于
专业的官员。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他们的分歧有多大。但更令人惊奇的是，
许多重大和有价值的改革竟是在他们双方共同的任期内进行的。
裴耀卿和粮运改革
在733年后期裴耀卿和张九龄出任宰相时，长安周围的地区被毁损庄稼
的连续降雨造成的饥馑所困扰。8世纪30年代初期似乎是一个连续发生严重
自然灾害的时期，730、731和732年发生了大范围的洪水。733年初期，只
得派高级官员往各地进行救灾。几乎在裴、张二人掌权后不久，即在734年
初，朝廷被迫迁往洛阳，大臣们奉命前往河北道南部诸受灾的州，去分配救
济品和供来年使用的种子粮。
裴耀卿现在放手实施730年提出的改善京师粮食供应的措施。他被任命
为江淮河南转运都使，拥有从黄河转运粮食的全权，其权在所有地方官之上。
他负责一个有副使二人和大批属员的常设使署，他们直接控制着一个管理转
运粮食的仓库、船队和陆运大车的复杂组织。因此，他如同以前的宇文融那
样，成了一个正规官僚机器以外的组织的负责人，所不同的是，他负责的是
一个有许多属员的长期的庞大组织。
通过他的改革，从运河与黄河会合地运粮至京师粮仓的工作不再由收税
粮的州地方当局负责。这就节省了地方运税粮船运输的时间，同时减少了付
① 关于这几年复杂的宫廷政治，见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54—55 页；赫伯特：《张九龄》，
第165—1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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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地方当局运粮的费用。粮食此时卸入河阴庞大的新粮仓群；河阴是汴渠和
黄河的会合地，由此粮食沿黄河和渭水通过水路逐站运至长安。在每站的终
点，粮食储藏在转运仓内，以便在适当时机运至下一站。河阴、北部平原的
贝州和洛阳都有大量的储粮。但对长安的供应路线不再在陆路从洛阳运至三
门峡下流的黄河边的陕州。运输路线直接溯河而上，在三门峡附近需要陆上
短途拉纤，但路程只有五英里，而旧路线上的这一路程则长达八十英里 （见
地图2）。
新体系很收效，它在以后的十年又得到改进。州当局不再负担旧体系引
起的变化莫测的费用和人力浪费；每年转运至长安粮仓的粮食大为增加——
至少是旧政权时可能达到的两倍；总的运输费用也大幅度减少。①
幸运的是，运输的这些改进恰好在关中地区连续丰收之时；737年，那
里的粮食是如此丰足，以致颁布的几个诏令容许当地百姓以粮纳税，并授权
地方当局以“和籴”方式（即以高于市场价格购粮的救济措施）收购粮食。
737年，向长安运粮的工作暂停，但运输体系依然保持，并在玄宗朝以后的
年代，充分供应京师的需要。当朝廷在736年后期迁回长安时，因出现了富
足的新形势，它就长期留在长安。洛阳仍是东都，但再也不是政府的所在地
了。
国家“营田”和土地开垦
前面已经谈过，裴耀卿在此以前曾主张建立国家管理的营田，作为一种
安置许多剩余的“逃亡”户和开垦耕地的手段。734年后期，张九龄被派往
河南西南，在那里建立一批位于淮河北部诸支流流域的大规模的营田，专种
水稻。在这一世纪更早时期，几项大的开垦计划已经付诸实施，但张九龄似
乎在设想规模十分宏伟的发展。使用中央管理“营田”这一办法，也许是因
为所需要的大规模的排灌工程在一般情况下规模太大，非地方当局所能负
担。与裴耀卿一样，张九龄也被任命为河南开稻田使去监督这一计划的执行，
而这项工作并不属于原有政府机构的职权范围。事实证明，张九龄的营田既
无利可图，管理又麻烦，所以737年他失势后，营田计划不得不放弃，土地
①
被分给农民所有。但在一个人口增长特别迅猛和由此可将粮食方便地运往两
京的区域内灌溉和耕种大面积肥沃的稻田方面，这个计划的确是取得了成绩
的。
张九龄和通货问题
在718至720年宋璟灾难性地试图处理私铸问题以后，通货的状况进一
步恶化了。732年，政府为了解决由于钱币短缺而引起的种种问题，命令凡
① 关于其运输体系的改革，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87—89 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
第34—35 页。裴耀卿的详细的奏议，载《唐会要》，卷87 第1587 页；《通典》，卷10 第57 页；《册府
元龟》，卷498 第17—18 页；《旧唐书》，卷98 第3080—3081 页，浦立本之作第185—187 页，有英译
文。
① 见赫伯特：《八世纪初期中国的营田》，第71—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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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数额巨大者，一律混合用现金和商品来支付。734年阴历三月，张九龄建议
玄宗放弃国家对铸币的垄断和准许任何人自由铸造。这一激进的建议引起一
片激烈的反对声。李林甫、裴耀卿及裴氏的助手萧炅共同呈上一份措词尖刻
的奏疏，强调控制铸币是皇帝最重要的权力源泉之一，对经济的控制不应以
任何借口而予以放弃。崔沔和刘袟也呈上长篇论证严密的奏疏，提出同样的
论点，并且争辩说，这一措施干脆会导致劣质钱泛滥。张九龄被迫放弃这一
③
计划。 后来信安王李祎重提此议，但再次遇到强烈反对，致使它立刻搁浅。
①
财政制度的合理化
作为宰相，李林甫从735年后期直至736年阴历七月还兼任户部尚书。
在此期间，他把注意力放在复杂得不可思议的和旷日持久的工作程序方面，
按照程序规定，税赋、征兵人数、劳役、军费和各州各政府部门的各种开支
必须每年重新加以估算。这牵涉大量文牍工作——李林甫声称每年必用纸50
万张；而且这一制度的复杂性造成许多弊病，并使百姓对自己应承担的义务
心中无数。
736年初期，李林甫与朝集使和新任命的采访使讨论这一问题，并要求
彻底修改整个税制和关于地方费用的规定，于是拟订了整套正规的规定，其
中显然包括各州的税赋定额，并且收在长达五卷的汇编《长行旨符》中。此
后，户部——实际上是它所属的度支司——只要每年下令定下每个地方当局
准许花费的数额就行了。②
改革的细节不详，不过各地的差别一定很大；但这显然是行政合理化的
一个重大步骤，它使帝国的财政制度更紧密地切合地方实际情况。它还是一
大创新，因为政府悄悄地放弃了要求税率和劳役以及财政管理实施细则全国
一致的总原则。
各道按察使的设置
急于想改进地方行政并使之合理化的官员不止是李林甫一人。前面已经
谈到，自玄宗登基以来，朝廷一直全神致力于提高
地方行政的效率和吸收较优秀的官员。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有效地进行中
央监督和控制地方行政。自706年以来，按察使 （即巡察使）不时被派往全
国的十个道。733年，帝国重新划分为15个道，把几个较难控制的地区分成
更易管理的行政单位，以便视察。734年阴历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