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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从来都是一个小社会，重庆尤其比别的码头更甚，这是因为这里上河下江比别处更多风浪，更多凶险，频繁的风口浪尖上的生活诞生不出像广东人似的海洋冒险精神，因为他的一部分精力要用来构思死亡，他们生活中总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有太多的得过且过，靠砣子说话，靠赌命过活，谁的憨胆大谁就是老大。规则就是这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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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避孕药的黄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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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要在码头打拼，要在水里搏命，所以形成了一种生命成本很高的历史，这种集群性格又通向了一种叫做侥幸的文化心理。于是，重庆人胆大，或又妄为，火锅料加石蜡，用避孕药催肥黄鳝、泥鳅，而这两种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要么是猛药，要么是激素，不能看作是简单的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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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火锅一说就是码头工人的发明，穷，冷，所能找到的也只能是些废弃的下脚料，但即使是不上台面，也要吃得个豪情万丈，所以，火锅一开始就带有很多下层人的特点，什么都可以往里烫，很多人一起凑份子。
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重庆的火锅都有几样不算钱的东西，比如从前的豆芽菜，我怀疑他们选择豆芽做添头，是因为这东西也很“耿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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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人的口味执着到了顽固的地步。任何外来的口味若不沾上麻辣，便注定办不下去。重庆生意最红火的永远是火锅，最炎热的三伏天也不例外。其高档者有海逸酒店里的“渝逸轩”火锅城，“小天鹅”火锅；中档的则是随处可见的“三拖一”火锅店（荤菜３元，素菜１元）；低档的是路边的“串串香”，１０元可以让两个人吃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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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人的脾性中有一种干脆的东西，爱了就爱了，不爱就不爱。再另举一个例子：一家味道“不摆了”的福火锅，地处偏僻，每天只在下午５点到晚９点营业，去早了不开门，去晚了绝对没有，任你是天王老子也不通融。《香港文汇周刊》的题目说：福火锅给你吃，是给你面子。这就是重庆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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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锅必须要像重庆人一样吃，才痛快，才够味道，你可以像个粗人一样一口气把一盘毛肚消灭光，也可以像个文明人一样依次放３块毛肚下去，一块进了油碟，再放一块补上，依次循环作业。
重庆火锅中多井字格的锅，我以为就是一种把粗鲁分割成小资的高明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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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前不久，还有一家饮食刊物约我写篇怎么看待川渝两家菜系分家的文字，这其实很难，因为你没法分，两地就相隔那么点距离，就共着那么个传统，你怎么分啊？想想重庆的火锅发明出来，成都人把它到处推广，而９０年代初，改头换面的成都串串香又传入重庆，虽然都是麻辣，但差点就把传统火锅都烫没了。总之，两家越吵越坏，要把好东西都糟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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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碑八一路一带，可吃到很好吃的重庆小吃，先在这里提个醒，计有口水鸡、鸡丝豆腐脑、东东包、凉面、川北凉粉、卤水鸭掌、酸辣粉等，此街一名好吃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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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儿子和没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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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口语最多有二：一为“龟儿子”；一为“没名堂”。骂人为龟，取其缩头之意，而大多重庆人是不缩头的，挺着脑袋，掉了不过碗大个疤，所以只图多快好省，打完了他还要赶路，过“对河”去，或者是去哪里吃火锅喝酒。没有这些做派，就只能叫作“没名堂”，理都没人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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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人好说“言子儿”，“言子儿”是重庆方言、俗话、民间谚语，歇后语等的总称，乡土味浓厚，幽默滑稽，当地的舞台上经常就有“言子儿”表演。我所认识的重庆著名的“言子儿”吴文，就是在川渝两地均很有人缘的重庆崽儿。当然，你要问他，他肯定说不认识我，因为我更熟悉的是把他一手打造成明星的经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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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言子儿”中的方言土语比比皆是：对头、要得、逗是、朗个、嘿、惨……几乎是每句必说。在重庆方言中，男人一律称“男娃儿”，女人“女娃儿”；或则男人叫“崽儿”，女人叫“婆娘”；父亲称“老汉”，子女不论男女长幼，父母一疼爱，都称“幺儿”，妻子称“堂客”，厨师称“炊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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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人的天性中还有一种流浪性格，这当然也是拜码头所赐，就是在两年前，还有一个重庆小白领专门到了成都，化妆成了流浪汉，跟乞丐一起度过了“很有意思”的国庆７天长假，完了还跟几个乞丐建立了长期的友好联系。我以为这就是活在重庆人身上的一种流浪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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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说重庆的得名渊源了。
公元前３１６年，秦灭巴国，置巴郡。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２２１年）分天下为３６郡，巴郡为其一。汉朝时候巴郡称江州。魏晋南北朝时期，先后更名荆州、益州、巴州、楚州。隋文帝开皇元年（５８１年），以渝水（嘉陵江古称）绕城，改楚州为渝州。重庆由此简称“渝”。北宋徽宗崇宁元年（１１０２年），因渝人赵谂叛诛事，朝廷虑“渝”有“变”之意，改渝州为恭州。孝宗淳熙十六年（１１８９年），皇子赵接踵于正月封恭王，二月受内禅即帝位，自诩“双重喜庆”，遂将恭州升格，命名为重庆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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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春秋、战国，巴国神秘消失，但还留有一方头领巴蔓子将军的传说，传巴国内乱，国君遭受胁迫之时，蔓子将军曾向楚国国君求援，并许巴国三座城池为酬。内乱平息，楚国使臣来求践约。蔓子委婉作答：“许诺，为大丈夫之言。然，巴国疆土不可分，人臣岂能私下割城。吾宁可一死，以谢食言之罪。”言毕，刎颈自尽，满座大惊。使臣无奈，捧蔓子将军头颅归。楚王唏嘘：“如得此忠臣，又何须几座城池。”遂以上卿之礼葬其头颅。巴举国悲痛，于国都厚葬巴蔓子将军无头之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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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人悬棺”位于珙县境内，悬棺葬是古代少数民族的一种葬制。现遗存悬棺最多和最集中处，当首推珙县洛表乡的麻塘坝和曹营乡的苏麻湾。悬棺离地面多数为２６～５０米，高者达１００米。悬棺的崖壁上有许多红色彩绘壁画，内容丰富，线条粗犷，构图简练，形象逼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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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巴县人邹容，１９０２年赴日本留学，投身民主革命，是与秋瑾齐名的著名革命演说家。１９０３年，以“革命军中马前卒”写成《革命军》一书。１９０３年，因“苏报案”牵连，邹容慷慨入狱，后死于上海狱中，其志豪迈，其气凛冽，真有巴人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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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有名人曰航运巨子卢作孚，此人自学成才，开馆办补习学校，边教书边自学，编著有中等代数、三角、几何学等最新讲义。辛亥革命初，他参加同盟会，从事反清保路运动；相继担任成都《群报》、《川报》编辑、主笔和记者，１９１９年接任《川报》社长兼总编辑。１９２４年，到成都创办通俗教育馆，１９２５年秋，回合川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以办轮船航运业为基础，慢慢发展到修公路、开运河、办农场、建工厂、辟公园、修建体育场、改造旧城市，并在城镇中设医院、建立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各种学校。抗日战争爆发后，不顾日机狂轰滥炸，经过４０天的奋战，终于在宜昌失陷前，将全部屯集的人员和物资抢运到了四川，被誉为中国的“敦克尔克”保卫战。爱国若此，他还向矿冶、航运、机械、纺织、食品、贸易、保险、新闻等各行各业中的７８个企、事业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卢本人担任了几十个企业的董事长或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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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哈儿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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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名人到了“樊哈儿”（哈儿在四川方言中指傻子）就有点混乱了。这个民国年间的著名人物（外号“樊冬瓜”），早年加入袍哥，却被手下兄弟潜移默化，变得义薄云天。此人又是少见的聪明，和青帮杜月笙做鸦片生意，和共产党做药品走私，投杨森反杨森，投刘湘扳倒刘湘；开风气之先，驱赶一群姨太太到河里游泳；好色无耻，嫖了孔祥熙的二小姐孔
令俊；把蒋介石的侍从沉尸嘉凌江；敢和戴笠拔枪相向，而在民族危难之际，却毫不犹豫地变卖了所有家产支持抗日。
此人就是如此复杂，但义气贯穿，忠勇决绝，却是地道的“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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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好友曾向陈子庄的徒弟学画，因此，第二次一到重庆，我就记着去找了找这位大师的踪迹。有人也许还不知此公，附记一笔于后：此人重庆永川市人，别号兰园，十二树梅花书屋主人，下里巴人，晚年直称石壶，其画以独特清新的风格，清简邃远的意境，生动别致的造型，典雅精深的笔墨卓立于２０世纪的中国画坛，在中国画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的两个好友至今还家藏着他的尺幅小品，都是他飘到成都在朋友家混饭时随手画下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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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第二次指的是１９９５年底，也就是我集中出游的那个时间段，由于印象中的重庆跟成都的差别不大，所以，我索性沿着长江左岸往下步行。计划中是要走到白帝城去的，走着走着，就出来一大堆感想：长江在其沿岸的一种分割，走不到头，看不到什么希望，“陟彼高山兮”，仿佛像是要被水流冲走似的立脚不稳，于是，你只想越爬越高，直到最高的山顶，可到了山顶，更加让人莫名其妙的迷茫，这种心理只有在后来得见了悬棺，才偶然平静下来，好像得着了个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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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人不大喜欢看书，我以为是这样，１９９５年左右买不到什么书，书摊也很少，２００３年前后，我曾先后带过两个作家到重庆签售，成